瀛寰新谭｜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晚清外交官的“埃及热”

国庆大假，朋友圈状态大抵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堵在高速公路百无聊赖，第二种是庆幸没有堵在高速公路但仍百无聊赖，第三种便是趁着假期做些有意义的活动，其中又以去展览场馆增广见闻者为多。

现今的展览场馆，随着策展、交通等水平的提高，真正营造出了一种不出城市而看遍天下古今的氛围。比如上海博物馆最近火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当然名为百物展，实际上却有101件展品，用以反映人类历史变迁。

其中作为000号展品放置在序厅之中的，则为埃及的佘盆梅海特内棺，足见展方对于古埃及文明的重视。

中国与埃及，尽管历史上出现文明的时间很早，但是重洋相隔，数千年间，并未有直接交流见诸史册，且双方似也不甚了解对方的存在。郑和下西洋，虽然途径摩加迪沙、蒙巴萨等非洲东海岸地区，却未履埃及地方。埃及作为国家和文明，载入汉文文献，要到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之际。

中国人亲眼目见并记录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则要到晚清时期，中国使节梯山航海，方睹真容，其难度与今天买张地铁票就能看古埃及文物，难易不啻天壤之别。

郭嵩焘：埃及文明不早于中华

同治年间，中国士人开始成规模地前往欧美，而西行的必经之路即是居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埃及。1866年斌椿出游时，苏伊士运河尚未浚通，中途必须换乘火车，期间乘便观览了金字塔。

斌椿发现金字塔墓道入口有“横石刻字”，虽然历经风霜，能辨识者仅二三成，但是还是可以判断其状“如古钟鼎文”。同行的张德彝也注意到了洞口的文字，不过在他看来，这篇“埃及文”更类似于“鸟篆”。

1876年，郭嵩焘因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并担任正式驻英法公使。据郭嵩焘记载，在埃及时，使团成员也登岸参观闲逛，有人就在当地买到了“埃及古迹图”数张，其实应该是古迹的照片或其放大版图像。

其中有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后方两幅，碑上能看出有刻字，形态据说比较类似于金文、古籀和篆书。

郭嵩焘当即命人临摹下来，审视之下，发现有像鸟、像马、像眉目等各种形状者，并由此推断，古埃及造字原则与中国相同，进而得出结论称，人类文字草创阶段，无非象形、会意两种手段。

抵达欧洲后，郭嵩焘接触到了更多古埃及和古埃及文字的知识，也遇到了一些埃及学家。

他在英国与埃及学家百尔治（Birch）经常有往来，并从其处听说了不少埃及考古之事。比如古埃及文字在西方，实际上也是数千年来没人能够解读，直到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

当然，在与另外一些对东方历史感兴趣者的会面中，谈话就不满足于对古文字的比较了，而往往由文字出发去推论两个文明的先后。郭嵩焘坚持认为埃及古文字和中国的金文类似，不过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华。

郭嵩焘在完成公使任务回国，途径香港的时候，还听当时的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谈了一番中国文字传播世界论：

中国文教最先。埃及古碑犹恍佛中国文字之遗。由中国西至埃及，再西至爱尔兰，是时伦敦犹为浑沌之国也。爱尔兰文教实开自伦敦之前。

这位港督轩尼诗爵士不仅承认中国的文明起源最早，还脑洞大开地画出了中国文明文字传播世界路线图，由中国而埃及，还专门绕过英格兰而至爱尔兰，这恐怕与其身为爱尔兰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郭嵩焘对此也未多表态，只是称其“附会近理”而已。

张荫桓：运回法老石碑复制品

近代埃及国力衰微，文物古迹亦不能自保，四散而收藏于各列强的博物馆中。中国出使人员和游历者，也曾在英、法、美等国见识到了埃及文物和类似中国上古文字的古埃及文字。比如负责考察世博会的李圭，曾在大英博物馆见过埃及木乃伊等物。崔国因则是在美国的博物馆中，参观了古埃及的棺木。

薛福成是在梵蒂冈参观的埃及博物馆，他也很关注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认为与中国的篆书相似，以象形字、会意字居多。

比较有意思的是以非官方身份出游欧洲的王韬，在法国巴黎见到了从埃及掠夺回的方尖碑。他觉得埃及文字“有若云形”，又因《左传》中有“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一句，认为古埃及人当为“黄帝氏之苗裔”。他甚至产生了将方尖碑上文字做成拓片的，携带回国的念头。

作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的张荫桓，也曾在欧洲数次见到有古文字的埃及文物。不过与其他出使游历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带文字的古物有较大兴趣和一定的鉴赏能力。

正如任青、马忠文在《张荫桓日记》前言中所言，张荫桓特别留意埃及文字，并以金石学知识与之比较，“应该是较早涉猎古埃及学的中国学者之一”。

在法国巴黎，张荫桓前往卢浮宫参观，宫中有专门陈列古埃及文物之室，文物上的文字有类似鸟篆者，有类似大篆者，让其不禁感叹“上古文章朴茂”。之后在西班牙，他也参观了陈列有埃及藏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张荫桓在美术馆发现有一枚高约一尺八寸的古埃及铜象，背面刻有非常清晰的古埃及文字。这使他兴趣盎然，也和王韬一样萌生了制作拓片的心思，只可惜交涉之后，并未被馆方允许。

到美国之后，张荫桓能读、喜读古文字的名声传扬了出去，甚至曾有美国国务院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将不知是何处的古文，共三十八个字，送到中国使馆，请其考认辨识，张虽不甚有头绪，但见其类似篆书，认为应该是古埃及文字。

此后张荫桓更是在外务交涉之余，留心相关信息，多次专门询问曾去埃及读书的法国同行，关于埃及石幢及文字之事。

参观和询问，终究难以过瘾，手拓古物上的文字，又一般不为收藏者和博物馆允许。于是张荫桓便向收藏机构讨要埃及古碑的复制品，并如愿以偿。他非常高兴，不仅回赠中国图书，还为石碑写了五十四字的题记。

这块埃及石碑是1866年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出土，上面的文字记述了法老托勒密三世及其妻子贝勒尼基之事迹。据张荫桓记载，石碑及小碑上有所谓“象形字”、“破体字”和“希腊字”三种，实际上便是古埃及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由于托勒密三世时期是埃及的希腊化时期，所以碑上并列希腊文字，这当然也是破译石碑内容的关键。

最后这块石碑的复制品，由纽约旗昌洋行负责托运回国，张荫桓不放心，还为之购买了保险。

端方：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大咖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作预备立宪准备，五大臣中有嗜好古物和古文字的端方。端方在国内就听说过古埃及文物和文字，所以借着出使的便利，不仅考察各国政治，也顺带考察了埃及古物。

根据北京大学颜海英的介绍，端方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仅今日所见，就有数十件，其中有五块埃及古碑原件（现藏于北大塞克勒博物馆），又有四十多块石碑复制品和人形木棺，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由于端方精于金石之学，故所有复制品都非常精美，或与原物相去不远。更难能可贵的是，端方藏品中有约五十件的内容，从未发表过，这说明当年他很可能是把原件都带了回国。

端方得到异域金石之后，也毫不藏掖，会“摹拓其文”制成画幅、扇子等，分送众人，俞樾就曾得一柄，还赋歌一首，记此幸事，又感叹其文字难以通读解释，“中国文字犹难通，况在大荒西经中”。

未几，保路运动爆发，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大军行至资州发生哗变，端方殒命，家藏宝物四散。1912年，上海的有正书局，曾出版过一册数十页的图录，名为《埃及五千年石刻》，其中基本上是端方所藏的摹绘或拓片。

又有山东人慕玄父辗转获得古埃及棺盖一具，也是从端方处流出者，慕氏不能辨认，遂请埃及学家达拉塞、美国杜耳博士和北大教授李泰棻多人帮忙，成《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一册，于1922年铅印出版发行，并请罗振玉作序。

次年，曾经在美国皮博迪博物馆整理过数百个古埃及人头骨的李济，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开启了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迈进的新篇章。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曾在四川成都“绝域輶轩：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本次发表限于篇幅，节选部分内容并删去所有注释。本次会议由四川师范大学主办，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方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