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侧记
9月23-24日，“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暨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会议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和天津《历史教学》社协办，来自海内外一百多位学者出席会议。杨生茂先生是中国世界史及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恰逢杨先生诞辰百年，中国美国史学界的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共同纪念杨先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致开幕辞，并朗读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的贺信。《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指出，杨先生早在1980年就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等成果，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作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教授表示，杨先生的教书育人和学术探索的人生历程可称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的一个侧影，他是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为我国美国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两位发言人表示要继承杨生茂先生精神，为美国史学科的发展继续努力。
中国驻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前大使于振起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历史教学》主编杨莲霞主任，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和米庆余教授对杨先生的回忆也都感人至深，与会听众无不动容。最后，杨先生女儿杨令侠教授致谢辞，并介绍了杨生茂美国史研究基金的建立情况、出版纪念文集等一系列纪念活动情况。
大会还举行了首届“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奖”颁奖典礼和纪念文集的首发仪式。赵学功教授、杨令侠教授先后介绍了两本纪念文集《美国历史的深与广——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论文集》和《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杨生茂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出版情况与主要内容。
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别样的历史：中美关系史中的“共有历史”视野》。他分享了“共有历史”视野下的中美关系研究成果。在《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和《奥利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三部著作中，他集中探讨了一战期间及战后和平会议上中美双方如何协调两国利益，为战后秩序重建共同作出努力，以及战后两国人民如何利用体育和基督教青年会等国际组织增进相互了解，最后以“蒲安臣”和“留美幼童”为例对中美共享历史做出阐释，徐教授指出，从“共享历史”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侧重冲突、对抗和分歧的传统视角，兼以国际视野，并利用全球性的资料，就可能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提供新方法，甚至探寻出一种新范式和视野。
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的报告题为《美国革命时期的选民财产资格与政治等级制度》。文章分析了美国革命时期实施的选民财产资格制度。并指出由于这种选民财产资格制度限制了选举权，美国形成一个阶层明显的金字塔状社会，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契约工和其他无产者等无不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19世纪上半期美国进行了选举权改革，但美国革命时期形成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结构等局限性均未产生根本改变，这对现代美国政治具有重要影响。
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的报告以《“秘密武器”：毒品、冷战与美国对新中国的想象（1950-1962）》为题，对冷战时期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安斯林格“以毒品为武器”和诬蔑和妖魔化中国的一系列事件等进行分析，考察毒品何以成为“冷战武器”，为冷战国际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昙花一现的跨越种族之爱：北美毛皮社会印白通婚习俗的兴衰》一文，梳理和分析了北美毛皮社会印第安人和白人的跨种族婚姻的兴衰，他认为这种通婚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未违背北美西部开发史上印、白之间对立与冲突的主题，一旦印第安人失去了利用价值，最终难逃被否定和歧视的命运。
随后的研讨会进行了十二场分组发言，论题涉及美国政治史、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医疗疾病史、城市史、社会史、以及史学理论等方面，涉及面广，议题丰富，展现出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基本面貌和最新动态。由于发言学者达百余位，本文仅能选取部分学者的发言以供读者管窥。
在政治史领域，与会学者集中讨论了美国的国家构建、少数族裔、奴隶制度和民权运动。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探讨革命时期美国革命者的自由话语对于美国国家构建的影响，他认为革命者出于对统治者权力的戒惧和防备而构建出一套旨在防止专制和暴政的“自由话语”。虽然在建国时期，美国的国家构建是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政治理念和利益互相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但总的来说，革命时期形成的倾向于被统治者的政治思维，后来融入到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成为美国“反国家权力主义”的思想底蕴。其他学者从各自视角讨论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家构建，显示出美国国家构建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体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对于国家构建理论的研究无疑是一种纵深推进。
研究美国少数族裔、奴隶制和民权运动的学者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并且更加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主动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对美国历史进行阐释。
在探讨19世纪美国排华浪潮时，上海师范大学刘义勇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观念在排华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从生活伦理、文化与权力的视角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排华问题上使用的“文明话语”及其表现出来的“文明观”，并进一步阐释它如何与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衔接，凝结成“排华共识”并促成了全国性的排华浪潮。武汉大学的杜华在探讨废奴运动时，认为废奴主义者对“奴隶主权势”理论的产生、发展及最终成为政治主流话语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废奴运动虽然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但相伴产生的“奴隶主权势”理论瓦解了美国的政党体系，对于内战前的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于展博士的研究则互相呼应，从国际视野对美国民权运动展开研究。谢国荣以20世纪50年代的“布朗案”判决为研究对象，探讨冷战这一国际背景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他认为随着美苏冷战的展开，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美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形象、信誉及其“世界领袖”的地位，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愈发重视保障黑人权利。于是，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布朗案”判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不期然又推动了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于展探讨国际舆论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伯明翰运动的影响时指出，伯明翰运动引发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肯尼迪政府为应对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采取措施推行民权改革。因此他认为冷战外交的国际压力与民权运动的国内压力相结合产生的巨大力量，改变了舆论和民意，成为肯尼迪政府实施民权改革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恰好呼应了谢国荣教授的研究。
有趣的是，在美国国内史研究注重国际视野的同时，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吸收美国国内史研究的成果。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考察了建国之父杰斐逊的“重农轻商抑工”思想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他指出，杰斐逊出于对理想共和政体的期许，认为欧洲的工业文明会让美国人对金钱趋之若鹜，人民将腐化堕落，必会导致共和美德荡然无存。因此他极力抵制来自欧洲的现代工业文明，而致力于建设一个“农业共和国”。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杰斐逊时代美国一些相关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不过，王晓德教授也注意到，尽管杰斐逊的“重农轻商抑工”思想虽然在美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现实中的美国却向现代工商社会大踏步迈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史转向”越来越受学者推重，这突破了传统的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的研究范式。首都师范大学的翟涛在其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冷战宣传史中“文化转向”和兴起和嬗变。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的研究则进一步呼应了外交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趋势。他在发言中指出二战后欧美关系的变化和大西洋同盟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基础。而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二战后美国抛弃了“美国例外”观点，主动认同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基点重新塑造和构建了自己西方国家的身份。
在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上，中国学者亦有长足的进步。香港科技大学王心扬教授的论题展现了19世纪美国戒酒运动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复杂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对立、宗教（族群）隔阂和性别对立三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共同推动戒酒运动的发展。最后，他指出从19世纪初戒酒运动开始到20世纪初国会通过宪法正式禁酒，其间的一个世纪，乃是美国工业革命的世纪，也正是美国工人阶级逐渐形成的世纪。对于站在工业社会文明风暴面前的工人阶层，王心扬教授从其文字间流露出的是深刻的关怀和同情，对于工人的饮酒传统和美国酒馆文化的分析则反映出他对于美国社会的深入了解。
回顾本次研讨会主题——“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暨纪念历史学家杨生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我们看到，中国美国史研究从杨生茂等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地“探径”开始，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不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全面提升，这也许是对杨先生最好的纪念，亦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