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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钮仲勋先生访问记
丁超 整理
2022-05-18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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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钮仲勋先生(1928-2022)因病逝世,享年94岁。本文原载《清史地理研究(第二集)》(华林甫、陆文宝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追念逝者。
钮仲勋,别名钮先镗,江西省九江市人,1953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留所工作,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水利史研究,著有《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测绘出版社,1990年)、《中国边疆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合著)、《地理学史研究》(地质出版社,1996年)、《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等。
钮仲勋先生是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代表,其人生履历可资世人品鉴,其治学经验可供后学汲取。因此,2014年清明节小长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丁超讲师在钮先生门下弟子王均研究员的陪同下,赴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小区先生府上,就其家世渊源、求学经历、学术师承、科研历程进行了访谈。本次访谈合影,从左至右:王均、丁超、钮仲勋、华林甫

本次访谈合影,从左至右:王均、丁超、钮仲勋、华林甫

家世:九江钮氏
王均:钮先生,您以前介绍过自己的传奇家世。我最近发现清朝浙江吴兴有个状元叫钮福保,是你们同宗吗?
钮仲勋:他是不是我们一宗的,我不敢说。我的先祖来自浙江绍兴。据家里的长辈说跟钮永建是同宗,戴季陶的夫人也和我同宗。
我的堂兄叫钮先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抗战时期,他当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的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战败后,上不去船,跑不了,就躲在南京鸡鸣寺当了八个月和尚。日本人怀疑他的身份,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念佛经。好在他有旧学底子,能背下前半部《心经》,才得以幸免。张恨水的小说《大江东去》就是以钮先铭的经历为原型。后来他写了一本《佛门避难记》,讲的就是这段经历。
钮先铭后来去了台湾,当过警备副司令,后来没升上去,可能与不是浙江人,没有毕业于黄埔军校有关。他能当上副司令,有人说是白崇禧推荐。我们家里人认为,这也许与魏道明有关。魏道明是我父亲的表弟,我的婶婶是魏道明的妹妹。
华林甫:钮先生,您有家学渊源吗?先辈是不是读书人?
钮仲勋:我们家搬到九江后,读书之风就不盛了。家里有一个藏书楼,里边大都是普通版本,都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路货。因为楼梯是活动,我奶奶不让我上去。我记得最大的一部书就是丛书集成,总共八十箱,缺了一箱。后来,我哥哥上去过。我的这个哥哥后来成了战略学家,叫钮先钟,是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
钮先钟也是个传奇人物,既下乡养过鸡,也回城教过书。当过蒋夫人宋美龄的秘书,给蒋纬国上过课,讲授战略论。台湾好多将军都是他的门生。当时,他考中央大学没问题,但英文比较好,于是就考了金陵大学。
华林甫:您的子女继承你的事业吗?
钮仲勋:实话实说,我没有家学渊源,孩子后来也不搞历史地理。我的大女儿钮海燕本科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读书,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是宁可先生,刚刚去世。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读过研究生,开始学魏晋南北朝史,后来改成隋唐史。她的第一个老师是曾宪楷,曾国荃的玄孙女。她跟的第二个老师是沙知先生,改学隋唐史。后来到外国专家局工作。我的二女儿钮春燕是学海洋学的,从青岛海洋大学毕业后到中科院地理所气候室工作,搞过一点环境变迁研究,研究过历史气候,后来去了德国。
求学:我是复旦的第二等学生
华林甫:钮先生,我1982年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咱们是系友。请您谈谈在复旦的求学经历怎么样?
钮仲勋:我是1953年在复旦大学毕业的。徐连达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陆庆壬也和我同班,后来当了学校的副书记,再后来调到别处去了。陈匡时比我晚几级。比我高一两班的还有金冲及,低一两班的有裘锡圭。裘锡圭后来调回了复旦大学,给了个杰出教授头衔。从培养人材的角度看,我们班的成绩是中等,不是最好的,也不算最差的。我们班上比较出名的是苏德慈,当过神学院的院长。这个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前几年刚退休,当时睡在我的上铺。
华林甫:回顾您的大学生活,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钮仲勋:大学毕业的时候,陈望道校长请搞《孙子兵法》研究的郭化若将军做报告。郭化若说大学毕业生比喻成出厂的汽车。第一等的,车子很好,直接开到终点,不用修理。第二等的,遭遇道路坎坷,车子在途中出现点问题,经过修理,也到了终点。第三等的,就没有开到终点。当时听这个报告,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我算是第二等的,关山难越,在历史地理学界的道路也不顺利,历经了一些坎坷,最终也算开到了终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同班同学大部分成了人大、北大的研究生,当了助教或者公务员。后来,一般同学也就当个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总的来说,我也就算个中上等,后来中科院的研究员也当上了。
华林甫:大学毕业以后,您直接就去中国科学院工作吗?
钮仲勋:1953年毕业后,我在天津大学当了几个月助教。接着,我到了清华园,不是当助教,而是当了几年中学老师。我们班当中学老师的就两个人。我当时教的中学,名称很特别,叫“工农速成中学”。你们人大也有,更出名一些。工农速成中学很奇特,六年的课程要在三年内修完。学生们学得很苦,寒暑假就十二天。有这段经历,我勉强算是清华校友。1955年,又到鲍家街的北京市三十四中教书,再后来就考上研究生,一读就是五年,直到1962年毕业。我读的研究生,不是复旦大学的,而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导师是谭其骧。
师承:侯仁之代管的谭门弟子
谭其骧“遥控”的研究生
王均:您是谭其骧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吗?
钮仲勋: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怎样才算谭先生的学生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延安饭店开会,葛剑雄问谭先生:“现在说自己是谭先生的学生很多,严格说起来,哪些真正算是您的学生呢?”谭先生回答说:“有两种人可以算我的学生:第一种,上大学时选过我的课,填过我的选课单的本科生。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研究生。”
从这两方面说起来,我都够得上是谭先生的学生。读大学的时候,我选过谭先生三门课:一门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一门是隋唐五代两宋史,一门是中国历史地理。后来,又做了他五年研究生。
当然,我不能算谭先生第一个研究生。因为谭先生的研究生,要从浙江大学那时候开始算。建国前,谭先生在浙江大学招了两三个研究生。第一个是王爱云,也就是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的夫人,算是我的大师姐。王爱云开始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跟侯先生的夫人张玮瑛是同事,后来自己要求调到北京市十九中工作。谭先生的第二个研究生是文焕然,搞中国动物地理出名的。第三个研究生是不是吴应寿,我拿不准。有人说吴应寿是北大的研究生,师从周一良。究竟是不是算谭先生的学生,我不敢说。
我可以算谭先生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以后,谭先生又招了胡菊兴、史为乐。再往后,就是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招收的葛剑雄、周振鹤他们了。与我同年,谭先生在复旦大学是否招研究生,我就不得而知啦。我也是中科院地理所招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之前,地理所没有招过研究生。
可以说,我是谭先生“遥控”的研究生,后来既不在谭先生身边工作,也没有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侯仁之先生代管
华林甫:您算是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吗?是不是也上过他的课?
钮仲勋:我和侯先生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谭先生主要在复旦大学,没时间指导我。于是,谭先生就委托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代管。地理所黄秉维所长对我说,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你赶紧去北大找侯先生上课去。当时,侯先生有两个研究生,亲自在北大燕南园自己家里给他们上课。其中一个叫郑景纯,是罗振玉的外孙女,有家学渊源,后来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了。郑景纯没写毕业论文,读到第四年,就要求不写毕业论文,给了个实习研究员,工作去了。后来落实政策,研究生读两年,就算毕业。另外一个研究生是王北辰。王北辰可能是四年制研究生,比我早入学,但我是五年制的。
除了旁听侯先生的课,当时和侯先生有个约定,每两个星期去侯仁之府上一次,汇报学习中的问题。侯仁之对学生很负责,完全是英国式的培养方法。他很守时,如果你迟到了,会不高兴。侯先生对我比较客气,说过好几次“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侯先生真正的研究生于希贤后来送我书,还是称呼“同门后学”。
王均:听说侯先生与谭先生当年给你开了一份书单,这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事情,对今天的研究生培养也很有价值,您能介绍一下吗?
钮仲勋:当时,除了在北大听了几门地理课,侯仁之还与谭其骧共笔给我写出一个书单。这份书单后来被人借出去了,没有归还,很遗憾。当时没有复印条件,早知道会丢失,抄写一份留底也好。
这份书单把书目分成精读、浏览。举个例子说,《读史方舆纪要》要求读前九卷,后边的几卷要求精读一个省。这本书的版本不要求,一般的平装书也可以。《水经注》这本书要求精读某一条水道,用王先谦的合校本。《山海经》要求用郝懿行的笺疏本。
第一次拜见侯先生,他就要求我读《水经注》,问我有没有这本书,是什么版本。我说有一部戴震本。侯先生就说这个本子不好。从侯先生家里出来,我马上去隆福寺旧书店,一口价花五块钱买了一部王先谦合校本。现在还有人读王国维的批注本。我觉得,水经注的版本因水而异,不一定说哪个版本是完善的。
华林甫:您当时读研究生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吗?
钮仲勋: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不能算调干。当时的研究生分两类。一类是工作三年以上的,工资打八折发放。一类发国家助学金。当时的研究生,都留原单位工作,哪个单位培养的就留在哪个单位。我后来留在地理所工作,一直到1988年退休。《中国边疆地理》

《中国边疆地理》

礼节性拜访顾颉刚
华林甫:您长期在中科院工作,和顾颉刚先生曾经是一个单位。你又是谭先生的学生,是不是和顾颉刚先生交往也很多?
钮仲勋:我和顾先生的结识,不是通过谭其骧先生,而是经过胡厚宣先生。胡先生在复旦大学的时候教过我先秦史,我每年春节都要去干面胡同拜访他。他说顾颉刚先生也住在这条胡同,你要想去看他,我打个电话,说谭其骧有个研究生想看你就行。“文革”前,我拜访过几次顾先生,完全是礼节性的拜访,没有请教学术问题。“文革”期间,就不敢去了,怕受冲击。“文革”后期,局势稍微宽松一下,我又去拜访顾先生。顾先生说自己孩子都上山下乡,我还安慰他,说孩子们很快都会回来的,让他放宽心。后来,顾先生搬到三里河楼上后,我就没再去看过他。
我认为顾先生的学问,贡献主要在先秦史,其次才是沿革地理。中国的边疆地理研究,开始贡献最大的是徐松,后来就是顾颉刚先生。
王均:送给您一本《顾颉刚年谱》,这是3月份在纪念“禹贡学会”创办80年座谈会上发送的。您和顾先生还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交往?
钮仲勋:说到顾先生,还不得不说说他的助手刘起釪。有一次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会议上,我和他住在一个房间。他当时耳朵已经不行,我们只能笔谈。他说家里人不会做湖南菜,我有个侄儿在湖南,想去那里养老。我对他说,你得考虑好医疗条件,能不能报销医药费,还要考虑怎么把研究资料搬到湖南去。后来报纸上说他去南京养老,虽然被说成是国宝级的学者,但晚景很凄凉。
虽然和顾先生没有深交,但我跟他的弟子比较熟悉。像史念海先生,一直对我很支持,关系也很融洽。他的几个博士生学位论文评议,都找过我作指导、评审和答辩。
华林甫:前些年,顾潮女士编《顾颉刚全集》,想找顾先生为1979年西安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写的贺信。我想来想去,估计您会有原件,结果还真在您这里找到了。
论文:遍访名师
华林甫:您在两位名师的指导下学习,他们是怎样指导你的研究生论文写作的?
钮仲勋:我的论文研究的是山西吕梁地区的农牧开发、森林破坏。选题确定之后,本来想对相关的陕西地区也做,但论文写作只给半年时间,很紧张,只能放弃了。现成的资料没有,地方志也很少,就二十几个县。除了这些,“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部头太大,读起来很麻烦,不容易搜集资料,该从何查起啊!?于是,谭先生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谢国桢。谢老文献很熟悉,对于明清笔记很了解。他建议我去读《寄园寄所寄》,这本书的作者赵吉士在吕梁山的交城县做过知县。后来,让我去找傅衣凌。傅先生对于史料(尤其是地方志)非常熟悉。后来,谭先生还让我去拜访过顾廷龙。顾先生对于文献也是相当熟悉。这里插一句,顾廷龙辈分大,是顾颉刚先生的族叔。
但是,这三位文献熟悉的先生都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我到科学院图书馆借的《合河纪闻》这本书帮了我很大忙。这本书的作者是康基田,一般人只知道他写的《河渠纪闻》。合河是兴县的故称。谭先生说他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看到过《合河纪闻》,但这部书不是善本,当时没在意。正是凭借这部书,再去返查正史、《资治通鉴》,就很省事啦。
我的毕业论文是在上海一个亲戚家里写的,7月1号之前把初稿寄回地理所就可以。当时我每一礼拜去见一次谭先生。谭先生当时住在浦江饭店,正在修订《辞海》。
王均:经过这么多知名学者的指导,您的论文答辩一定很顺利吧?
钮仲勋:我的答辩在锦江饭店举行,这是上海当时最高级的宾馆。中国地理学会在这里开会,学会的副秘书长瞿宁淑给安排了半天时间搞我的答辩。答辩委员共有十个位,除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再加上地理所的一些先生,还请了华东师大的陈吉余先生。旁听的先生,一位是复旦大学搞中西交通史的的章巽,还有一位是石泉。可能还有别人,记不清楚了。当时答辩没有优秀、及格之别,只区分通过、不通过。
华林甫:您的论文后来出版成书了吗?
钮仲勋:我的学位论文完成得比较仓促,不是很完善,只是发表在《地理集刊》上。如果质量再好的话,就可以发表在《地理学报》上。当时地理所主办的刊物分三等,第一等是《地理学报》,第二等是《地理集刊》,第三等才是《地理学资料》。
丁超:您毕业时也像今天一样发学位证,举行毕业典礼吗?
钮仲勋:答辩通过后,只发了毕业文凭,没有学位证书。我的文凭有(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签章,以后研究生的毕业文凭可能就没有了,只加盖地理所或者中国科学院里的公章,不会有郭沫若的签名章。
华林甫:史为乐也说自己没有学位证书,只是研究生毕业。那么,您对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有什么建议?
钮仲勋:第一点,现在研究生培养少了潜心读书的环节。第一年修公共课,第二年写毕业论文,第三年找工作,也就没了完整的读书环节。第二点,写学位论文以前,要写一点文章,争取发一篇文章。谭先生就是鼓励这么做。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写了不少,水平所限,但只发表了一篇《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人口的迁徙》,发表在1959年的《地理学资料》。这个杂志等级较低,但这篇文章的引用率还不低,有些人口地理研究引用过。
工作:以任务带学科
华林甫:您是怎样走上独立研究道路,又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呢?
钮仲勋:我的文章,相对来说数量不少,当然不能和黄盛璋先生相比。黄盛璋研究领域很广,有语言文字的,有考古的,还有研究李清照的。我的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基本上是历史地理,少量的是地理学史,稍微涉及点中西交通史。《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

《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

华林甫:在历史地理学界,您较早开展区域研究。我仔细拜读过您1984年《扬州大学学报》上的《历史地理怎样研究地区开发》这篇文章,您是怎样确定这个研究方向的?
钮仲勋:本来,谭先生希望我写人口地理方面的论文。如果要是写了,就赶在葛剑雄前头了。但是,地理所业务处不同意这个题目,后来改成研究山西吕梁地区的农牧开发。从此,走上了搞历史时期地区开发、水利开发的研究道路。从八十年代,又开始搞环境变迁、植被变迁。
王均:您的这些研究方向,是个人兴趣,还是单位要求?
钮仲勋:我们的那个时代,虽然生活上很苦,但工作中最苦的就是无条件服从集体要求,讲究“任务带学科”。可是,有的任务带不动学科,上边有要求,你又不得不干。六七十年代那时候,不服从集体工作要求,要挨批判。动作慢的人,什么成果也搞不出来。有些工作,不是让你写论文,连研究报告都不要,只能提供资料,不能公开出版。
华林甫:您完成的任务有哪些呢?
钮仲勋:各种任务都有,甚至包括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黄盛璋称为“抓差”的任务。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借用的是东厂胡同考古所的房子。历史博物馆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后来当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杨讷。他们要求我们绘制一幅唐代僧一行的测量示意图。黄盛璋先生一口答应了,说让我来做。我对魏晋南北朝比较熟,隋唐史不了解。后来硬着头皮完成了,给历史博物馆交了差。“文革”后期,要搞天文史资料整理。地理所业务处说,只有我搞过相关研究,就派我去前门饭店开会。后来,围绕着天文大地测量,我写出了十篇文章。还有一次,也是在“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突然要搞《郑和航海图》研究,结果这个“抓差”的任务又派到我头上。再后来,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其中的《郑和航海图》也是由我来写的。有一年,中央电视台要拍有关郑和航海的专题片,来采访我,把我当成了郑和研究的专家。
华林甫: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搞植被变迁的?
钮仲勋:我搞植被变迁研究,与浦江清先生的公子浦汉昕有关。浦汉昕六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地质地理系,也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我们合写了一篇《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引用率很高。后来,又研究了北京地区的植被变迁,论文发表在《地理集刊》上。
王均:除了集体项目的要求,您个人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哪里?
钮仲勋:我这个人,兴趣比较杂,比较欣赏“触类旁通”的治学方法。这一点,是谭其骧先生帮着打下的底子。我搞过区域开发、森林植被、人口地理、农业开发、水系变迁,但城市、水旱灾害、气候变化我不搞。即便是搞水系、水利,也只搞人类活动对水系的影响。不懂水文、地貌、水工、泥沙等学科,水系变迁研究就搞不深入。
丁超:您的兴趣这么多,对学术素养的要求一定很高,您是怎样读书,怎样进行知识储备的?
钮仲勋:黄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历史地理是一匹马,有四条腿。一条是历史,一条是地理,一条是考古,一条是沿革地理。这四条腿,我只有历史还扎实一点,这要感谢复旦的那些先生。地理方面,我只是听了几门课。考古,更不行,复旦大学没有考古系,我也没学过。至于沿革地理,也比不上我的复旦师弟们。当然,我还是受到谭先生很深的影响,我搞水系研究,就是受谭先生的启发。谭先生曾对我说,黄河变迁、黄淮关系很值得搞。
华林甫:您也搞过沿革地理的研究,像《六胡州初探》就是传统的地望考证。
钮仲勋:这篇文章,其实是卞孝萱先生鼓励我写的。卞先生是我在科学院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关系很熟。当时卞先生在编唐人年谱,遇到了这个地名,说你可以写个东西考证一下。我写了一个初稿,“文革”期间弄丢了,后来凭记忆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我女儿钮海燕考研究生,还请卞孝萱专门辅导唐史文献。
寄语
华林甫:聊了快两个小时了,您也累了,我们该告辞了。希望您多保重,身体允许的话,欢迎您多多参加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活动。
钮仲勋:谢谢你们来看我。你们很幸运,从大学本科毕业,然后直接上硕士、博士,参加工作,基本没有什么耽搁,可以做很多事。我们这一代,耽误的太久了。我现在再也做不了研究啦,期待你们的《清史地图集》尽早出版。

责任编辑: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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