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东亚出版人会议：中国大陆出版业转型已先行一步
在东亚出版圈，有一个非盈利性民间组织活跃了近12年，从2005年起到今年9月已成功举办23届研讨交流活动，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日本、韩国的出版人“一年两聚”。这里所说的民间出版组织便是“东亚出版人会议”。
作为东亚出版人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之所以选择一年两次会议，是因为“担心一年一次的会议流于形式。只有通过一年两次的聚会，才能更密切地交流。东亚出版人会议不仅提供了交流平台，出版人也借此机会不断探索书籍出版在未来的不同表现形式。”
林载爵曾是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的教授。2001年，他受黄仁宇的嘱托，出版了《黄河青山》一书，在两岸三地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基本上因为此书的成功出版，林载爵选择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从象牙塔走出，从事社会影响力更大的出版行业。“从教授到出版人，我恐怕是台湾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
目前共23届的东亚出版人会议，林载爵一次也没错过。同他一样，时常参加东亚出版人会议的还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日本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韩国Hangil出版社社长金彦镐等出版家。他们相聚在东亚出版人会议，既为工作上的交流，也为同老朋友叙旧，还不忘带来手下年轻的编辑，让他们学习经验，并给他们会展露头角的机会。
这么多年后再回首，林载爵说绝不后悔当初转行做出版的决定，而东亚出版人会议也是他出版事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出版人的努力对于东亚地区思想文化的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今东亚世界，很难找到任何其他组织或团体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基本上完全凭借出版人自己的力量，维持了23届会议的举行。”
原来，东亚出版人会议最初由丰田基金会出资赞助，设想将东亚国家不少出版作品翻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流通。“丰田基金会三年的赞助期结束，与会成员都感到这种聚会有继续的必要性，于是之后的会议完全依靠各个出版集团自己的力量维持，一直到今天。”
何为东亚出版圈的共同基础？
“东亚人文100”国际出版工程是东亚出版人会议多年来的有形成果之一。经由多位大学教授、出版专家挑选，2010年最终确定“东亚人文100”的100种书目，选编了20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地区思想文化的经典书籍。其中，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的图书各占26种，中国香港地区7种，中国台湾地区15种。
2010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东亚人文100导读》。自2011年起，这100本图书陆续被编译成中、日、韩三种语言版本，在各国和地区出版。
入选“东亚人文100”的中国大陆图书从1943年出版的朱光潜《诗论》到2009年出版的陈来《东亚儒学九论》，其中还包括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目前已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东亚人文100丛书”包括《汽车的社会性费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精神史的考察》《韩国人的神话：那对面、那里面、那深渊》等。
“东亚人文100丛书”选目印证了林载爵所说的，“东亚出版人会议要坚守人文价值。”
令林载爵欣慰的是，虽然在东亚出版人会议举办的12年中，出版业似乎一直面临市场衰退的问题，但人文图书的出版却是一枝独秀。“这些年，中国大陆在历史文化方面出版的图书太多了。
同欧美出版市场更加商业化的操作模式不同，东亚出版圈更强调人文价值的坚守。“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类图书在各大出版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了。而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将人文的内容更多地扩散出去。”
但出版业毕竟有很强的在地性。在被问及何为东亚出版圈的共同基础时，林载爵答道：“东亚出版的共同性不能从流行时尚的方面来了解，还是要回到人文出版。儒学是东亚的传统，在儒学出版方面，我们要考虑可用哪些不同方式，让东亚读者能够共同交流，产生共同认识。日本保留了2400个汉字，韩国去汉字化。虽然现状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寻求共同的梦想。追求东亚地区的和平是继儒学之后东亚出版圈又一共同基础。”
中国大陆传统出版业转型已走在前面
面对图书市场所受到的新技术和新传播方式的影响，东亚出版人会议近五年来不断在探讨应对此冲击的解决方案。“如果把书扩散至凡是可以扩散的地方，并且重视读者的体验，那么书的价值永远不会衰退。‘书’的形式不一定是纸质，我们一直在考虑可通过不同方式将书的内容传播开来。”
林载爵同澎湃新闻记者讲道：“现在我们总是说‘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读书的人并没有减少，只是大家‘读书’的方式不一样了。”
“在图书出版的多样形式方面，中国大陆是东亚世界里发展最快的地方，这或许同大陆市场规模大有一定的关系。在台北、东京和首尔，也有不同的出版方式，将把作者的价值用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多少受限于市场规模。”
出版业转型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9月20日至23日，第23届东亚出版人会议由中华书局承办，于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家乡乌镇举办。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全民阅读与出版转型”，以“全民阅读与出版新需求”“科技发展与出版新机遇”“来自编辑现场的新阅读案例分享”为课题，二十多位出版人进行了主题分享。其中，中华书局营销总监王军分享了中华书局经典文本普及读物版块的设想和运行，译林出版社的姚燚分享了译林世界名著系列图书多年来如何在创新中步步发展等等。
在会议最开始，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做了题为“挑战与应对”的主题演讲。他讲道：“今天的世界，处于史无前例的剧变时代。作为这个剧变的一个方面，新媒体、新技术、新读者群、新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对东亚地区的出版业提出巨大挑战，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应当看看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
李伯重在演讲中同大家分享了明代中后期出版业遇到的挑战和当时的应对方式，例如“为了迎合读者的需要，明代书商和他们雇佣的文人对精英文化进行了实用化的处理，使之通俗化，能够为大众接受”等等。
四大名著也“转型”
此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研讨话题围绕着内容呈现的新样态。
岳麓书社副社长马美著在会议中分享了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的案例。岳麓书社虽然不能称作大型出版社，但其古典名著所占市场份额却最高，其中四大名著有普及版、豪华版、评点版、线装版等15种版本，每年发行20万套以上，单品种累计销售近3000万册。
马美著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早在19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四大名著，但在1980年代之前，四大名著主要面向的读者群还是知识分子。“1984年，钟叔河出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来阅读四大名著，所以决定进行出版，并请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撰写前言，以增加图书的含金量，对促进图书的销售起了很大作用。”
但即便如此，岳麓书社仍然有危机感，“因为古典名著的图书市场同质化很严重，现在市面上四大名著的版本有近1500种。”
为了能够继续占领市场，岳麓书社于2016年推出了“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分别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顾威、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曹灿、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徐平、节目主持人晏积瑄进行全文朗读，并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英德进行讲解。所有音频内容均可通过扫一扫书中各章节的二维码获得。
上市仅一年，这套书就卖出了20多万套。
有意思的是，同来参加此次东亚出版人会议的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姜峰也向澎湃新闻记者推荐了顾威演播的《三国演义》和徐平演播的《水浒传》。曾任Kindle数字内容总监的姜峰彼时做过调研，发现读者所熟悉的《三国演义》几乎都是袁阔成版的，甚至认为这就是原版的《三国演义》。“顾威朗读的是原版的《三国演义》，但有些听众不知情，在评论里骂他。可是顾威能把文言文读得大家都能听得懂，很难得。”
要想生产优质内容，必须要有足量的付出才行。岳麓书社“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有共计293小时的音频内容，其录制时间长达三年多。对此，马美著说道：“我们并不是为书籍简单地加个声音，而是希望音频本身也有自身的艺术价值。我们现在做出这样的产品，别人就很难超越我们了。”
“四大名著名家演播版”图书出版后，所有的音频内容也在喜马拉雅FM以付费有声书的形式上线。不过马美著坦言，因为喜马拉雅FM平台上的内容非常多，所以目前音频收益只能算一般。
有声书市场的崛起
姜峰并不是第一次参加东亚出版人会议，但此次却是作为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出席的。喜马拉雅FM既是传统出版业的合作者，也可能成为出版业的竞争对象，所以姜峰的分享吸引了在座大部分出版人的注意，大家在会后也纷纷与他互换联系方式。
据姜峰提供的数据，目前喜马拉雅FM有4亿激活用户、500万名主播、5000多种付费节目。其中付费产品《蒙曼品最美唐诗》上线后两个月就有近千万次的播放，第一个月的收入超过300万元。
“一位用户使用喜马拉雅FM420天，收听时长为85170分钟，相当于59天。也就是说，在14个月中，其收听时间有整整2个月。但这样的收听时长仅超过了52%的用户。”
2017年3月以后，喜马拉雅FM有声书每月的播放时长总数都超过5亿小时。
姜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虽然目前喜马拉雅FM平台中音频种类众多，但有声书依然是最核心的部分，用户黏性也最强。他们现在也在尝试不同的声音展示方式，不同的讲述方式， 比如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启功传》，比如用讲课的方式来讲一本书，也比如用二次元或准二次元的声音来录制有声小说。
对于有声书的优势，姜峰也有自己的体会。“以前读余华的《活着》，觉得这部小说是黑白色的，但听了齐克健的朗诵后，觉得《活着》变成彩色的了。”他也同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认同他，有人也觉得不尽然。
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芳华》今年出版了，喜马拉雅FM中《芳华》有声书是用准二次元的声音朗读的，姜峰自己那段时间也会每天等待更新。而平台上一些已有文字版的网络小说也会被听众们催着更新。
一位生活在加拿大的华裔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在国外也会一直听有声书，“现在很难看进去书了，看几页文字就想睡觉。”
“出版在本质上是家庭作坊的事业”
虽然传统出版行业近年来面临着诸多挑战，出版人在应对的同时也在调整对于“出版”的定义。但不管采取何种传播方式，内容本身还是这个行业的核心。
姜峰在分享中讲道：“内容产业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产业，这个行业已经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积淀，现在只是面临着新的技术的冲击和挑战的问题。我们只是正好脚踏着印刷文明的基石上，站在了互联网文明的大门口。出版人应该勇于逃离舒适区，远离古登堡时代的红利，尝试互联网时代出版的各种可能性。”
此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出版人主要围绕图书内容本身进行了讨论，分享了自己策划丛书或非虚构文学奖项的经验。
其中，韩国“四月之书”出版社社长安熙坤的一席发言或许可让大家在这个纷繁变化的时代中，不忘出版的本质。
安熙坤说，他一直记得日本平凡社前编辑局局长龙泽武的一句话，“出版在本质上是家庭作坊事业”。
他分享了自己对这句话以及出版业的理解：“对于家庭作坊事业所有过程的深刻理解和其中所需的手艺，是无法以具有完备产业系统对此加以简单利用就能够代替的。一天24小时只思考和琢磨书而过日子的出版人的职业性关注和将此以书籍的形式来实现的无形的熟练度，是无法用头脑知道书籍的制作过程就能代替的。”
“书籍因为十分单一，反而与具有无数可能性的工具，例如剪刀、车轮等相类似。但是为了制造这个工具，需要那些对隐藏功能都理解的人们。我认为出版人的能力就在于此。出版人不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反而必须是具有组装和结合能力的手工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