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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刻石文字出自谁人之手

辛德勇

2017-10-02 11:37  来源:澎湃新闻

在我的《燕然山铭》漫笔之三《〈燕然山铭〉的真面目》这篇文稿中,依据目前有限的条件,尽最大努力,对这篇铭文,做了初步的复原。我谈到,通过这一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班固原稿写定本的形态。
或以为班氏既与操刀锓石者同在燕然山旁,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他直接动笔,写在石上,亦即“书丹”于崖壁,再由刻工依样雕凿。如此一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摩崖石刻,就成了班固的手迹,就成了最最可靠的亲笔“写本”。
史料价值的大小姑且不论,仅仅就古物的艺术品价值而言,这就像后世镌刻名人“法书”于碑版一样,若是通过这一刻石使我们得以目睹大史学家班固留下的字迹,当然引人瞩目。
窃以为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很浮泛的说辞。由于班固这篇《燕然山铭》就写在窦宪军中,当时当地,当然也就可以由他本人直接移写上石,这是显而易见的,谁都想得到,无须专家者流来做专门的表述。然而,我们若是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种直观的生理感觉并不具有太大意义,也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还有些过于想当然了。在学术研究领域,想当然的说法,不管是对是错,其实都不具备学术的价值。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切实的论证,而不是空泛的议论。
稍有一点儿文化的人都知道,唐代以后,在刊刻碑石时,会比较普遍地延请书法名家上手。若是按照这一情况来逆推的话,当年窦宪指使人刻制《燕然山铭》时,班固似乎应该是书字上石的合适人选。
按照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一书中的说法,班固除了以辞章著述知名于世外,在书法方面,确实也还颇有造诣。不过班固所擅长的,并不是《燕然山铭》刻石上镌刻的普通汉隶,而是以大篆、小篆而被张氏列入神品、妙品、能品三等级书法名家中最下一等的“能品”,并具体描述说,班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终“以大、小篆入能”(《书断》卷下)
当然,这种篆书艺术水平,是作为名世长技而载入书法史册的。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绝不可能提起笔来就写大篆、小篆而不会写一个当时通行的隶体字。
在《汉书·艺文志》里,班固对古今字书颇有一番论述,有意思的是,竟然把自己也写到了里面(《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它是一部“断代史”,只写西汉一朝,不写身处的东汉):
《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颇异,所谓秦篆者也。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文中写到的“臣”,就是班固本人的自称。盖班固最终纂就《汉书》,乃明帝永平时受诏所为,章帝建初年间进呈御览(《后汉书·班固传》),故自谓曰“臣”。
从《汉书·艺文志》的上下文义来看,秦丞相李斯的《仓颉》等字书,应是篆体,而至汉代,应是采用了秦时开始兴起的隶书,不过《汉书》没有直接的表述而已。后来唐人张怀瓘曾指明对汉代的这类字学书籍“皆用隶字书之”(《书断》卷上),今所见出土汉简中的《仓颉》,皆属隶书写本,可以实际证明这一点。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的《仓颉》简
尽管像《仓颉》这些字书重在字形结构,而不是书法艺术,但当然也需要尽可能写出精当美观的标准字体。在另一方面,班固既精于篆书而又对隶书的字形结构有系统的研究,自然不会写不好当时广泛通行的这种隶书。简单地说,班固充分具备了写字上石的书法技艺。
可是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并不等于他就一定会这么做。研究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地以今律古。对此,还是要做具体的考察。我们需要看看,在汉代,通常是由哪些人来干这样的勾当。
汉代不管是摩崖刻字,还是造碑铭文,其书写文字上石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并不注记姓甚名谁。盖如近人柯昌泗所云:“古者士大夫视书丹为劳役,传记韦诞、王献之事,及《颜氏家训》所言,不似后代名家汲汲以此为事也。汉《樊敏碑》为石工刘盛息懆书,新出《颜文羽画象》,即题曰使石工书,此类恐尚不少。”(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六)
柯氏举述的这些士大夫耻于为人写榜书碑的事例,其中如曹魏韦诞事,乃云其不得不被高高吊在凳子上为朝廷新成大殿题榜,以致“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晋书·王献之传》);《颜氏家训》的相关论述则为:“王襃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闲,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单纯就书碑上石而言,从更深一层讲,这种屈辱感,应是源自书碑上石本是一项很卑贱的职事,因而被人吆喝着去做,心里自然很不舒服。
明末刻本《颜氏家训》
汉碑中虽偶而见有镌刻书字者姓名的,例如《武斑碑》题署的“纪伯允书此碑”,由于其上下文在宋代即颇有泐损,具体情况已不甚清楚(洪适《隶释》卷六《敦煌长史武斑碑》)。不过《衡方碑》篇末镌有“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字样(洪适《隶释》卷八《卫尉衡方碑》),柯昌泗以为亦书碑者题名,并评述其性质云:“是以门生表敬,非为书名也。”(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六)类似的情况,其署名更为清晰者,则有叶昌炽考证清楚的《郙阁颂》书手,乃镌作“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叶昌炽《语石》卷六)。所谓门生、故吏,时人一向相提并论,性质等尔。若是依此类推,诸如“纪伯允”者,恐怕同属门生故吏者流,同样出于表其风义的缘故。
即使是这些表现礼敬风义的门生故吏,社会地位也都比较低。桓帝延熹八年京兆尹袁逢、孙璆主持刊刻的《西岳华山庙碑》,末镌“京兆尹勅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云云,所谓郭香“察书”,亦即督察上石的文字书写得是否准确得当(洪适《隶释》卷二袁逢《西岳华山庙碑》,又同人《隶续》卷五《碑图》上)。按照常理推测,碑石书手的地位,自然要比这位郭香的郡衙“书佐”还要更低一些。
袁逢《西岳华山庙碑》拓片局部
那么,汉代这些书写碑文上石的人,在一般情况下,其社会地位又会低下到什么程度呢?这通过《樊敏碑》可以大致窥知一二。《樊敏碑》末题:“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刘盛息懆书。”所谓“刘盛息懆”,洪适以为乃“刘刻其石而厥子落笔也”(洪适《隶释》卷一一《巴郡太守樊敏碑》,又同人《隶续》卷五《碑图》上)。其时已至东汉末年,而石工老爹刘盛刻字,儿子刘懆先行录文上石,儿子的地位自然不会比他爹更高,同样是低贱的匠人而已。我想,有汉一代碑刻的书手,大多应该都是这样。至于后世好事者所说蔡邕、钟繇书写的各种碑石,洪适早就做过清楚的辨析,以为“凡不出于本碑者皆不足信也”(洪适《隶续》卷五《碑图》上)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燕然山铭》的书手问题。
首先,就算是班孟坚的铁杆儿“幡司”(fans),也不大可能尊奉他为锓石成文的祖师爷。因为古代士大夫殊少有人会去做这种下等小民赖以为生的手艺,班固没有操弄刻刀的才艺,这篇铭文也就不大可能是班固雕凿出来的东西。既然如此,也就意味着军中另有刻石的工匠。
班固本是文人,腰悬刀笔出征,随时听命,为窦宪撰著这篇铭文的文稿,似乎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但刻石的匠人身携雕凿崖壁的工具走上锋镝纷飞的战场,就很有些不同寻常了——这意味着一种刻意的安排。
考虑到窦宪此番出征本来是出于邀功赎死的卑劣盘算,而北匈奴当时业已衰弱不堪一击,大获全胜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关于窦宪此番北征的缘由和意义,我将另文阐述),那么,窦氏为了夸耀自己的战功而预先做好刻石铭文的准备,既特地征召去官家居的大文人班固随之出征,以帮助自己撰著文稿,同时也预备好每一道刻石工序所需要的匠人,包括书写铭文上石的工匠和动刀刻石的工匠,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想有理由推断,窦宪的军中,也带有移写文稿上石的匠人,专门从事同刘盛老爹的儿子刘懆一样的劳役。
从班固一方的情形来看,他的家族,是西汉以来的官宦世家,同时子继父学,也可以说是诗书传家,颇以“二世才术”自负。从少年时起,班固就“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以文辞,深蒙宠幸。在这次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征之前,仕职玄武司马,秩比千石,已晋至相当的位阶。至此番从军北伐,乃被窦宪擢任“中护军”之职,更秩尊二千石,属于地地道道的“高干”,大概这也是窦宪军中地位最高的幕僚了(《后汉书·班固传》。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下刘昭注引《东观书》,即《东观汉纪》)
以这样高的地位,班固又如何放得下身段去亲行匠人之事?怎么看,他也没有一定要去执此贱役的道理。再看看刊刻《燕然山铭》的石壁,也挺老高的,班固这时也五十大几,快奔六十的人了,爬到半空中的架子上去挥毫作墨,要冒一定风险,这就更不大有可能让他去移写铭文了。再说,从现在获取的原石拓片上,我也看不出其字迹在书法艺术上有什么特别的高妙之处,足以让我把它和班固的大名联系到一起。
那么,《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呢?具体的书手是谁,我也没办法知道,不过他应该是一位普通的匠人,或者是地位很低的文人,不过班固所称“闾里书师”者流;至少如上所述,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不可能是班固他自己。
2017年8月29日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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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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