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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回忆与蔡鸿生先生的交往
韩琦
2022-05-17 10:1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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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4日,从江滢河兄处得知蔡鸿生先生因胃穿孔已经在ICU救治,消息突如其来,令人担忧。此前虽听说先生肠胃不好,身体消瘦,但见到他时精神矍铄,谈话总是滔滔不绝。接下来的几天心中常常挂念,不时探问,唯愿先生早日康复。然先生却多日未能转回普通病房,2021年2月15日滢河兄发来先生去世的噩耗,痛悼良久。蔡先生离世已一年有余,音容笑貌,仿佛时时仍在眼前。今年5月17日(阴历四月十七)是他的九十诞辰,重读先生的论著,却再不能致电问学,近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往,点点滴滴都在心头,唯有述诸笔端,聊表纪念。蔡鸿生先生照片,2020年10月17日摄于家中。秦颖摄。

蔡鸿生先生照片,2020年10月17日摄于家中。秦颖摄。

就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而言,在欧美和日本的访学,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之网,开拓了我中西关系史研究的视野。而2001年在香港大学的访问以及此后在香港城市大学的经历,则是我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转折,身在岭南,自然也对澳门史、香港史乃至广州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香港各高校收藏了大量近代中西交流史的论著和史料,特别是大航海以来至晚清有关澳门和香港的专著,而且可以馆际互借,借阅十分方便。
2002年12月起,应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先生的邀请,在跨文化研究中心做了为期七个月的访问,有机会翻阅了广州和澳门史研究的诸多论著,读到了蔡鸿生先生主编的戴裔煊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其中收有多篇有关中西交流史的佳作,蔡先生的《王文诰荷兰国贡使纪事诗释证》一文和江滢河兄有关康熙年间葡萄牙贡狮的论文令我印象深刻。蔡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字斟句酌,凝练精要,立论高远,无浮词废话,颇有一番文学的匠心,令人手不释卷,回味无穷,故而萌生了到广州拜访先生的想法。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学人经常到访,学术活动频繁。城市大学位于九龙塘,交通便利。在港期间,得到区志坚博士的热情引见和介绍,时常步行到浸会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并结识了多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先生。2003年2月17日,我到那里旁听近代史研究的讲座,巧合的是,会后聚餐,同桌的还有中山大学的赵立彬博士,他特别提到蔡先生教书育人的风采,如何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更是平添了我对蔡先生的景仰之情。
当年6月23日,我应邀到广州演讲,首次顺访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张贤勇博士专门接我到历史系永芳堂见立彬兄,在那里初遇蔡先生的高足江滢河博士,便冒昧地请他联系蔡先生,希望有机会向先生当面请益。第二天下午,即专程到永芳堂拜见先生,章文钦先生和江滢河博士陪同。首次见到蔡先生,不免有点紧张,就像赶考的学生,心里十分忐忑。但先生即至如温,几句寒暄,如沐春风,紧张的气氛随之消失。先生侃侃而谈,从三点多钟开始,一直聊了三个多小时。先谈到了他研究《尼姑谭》“三姑六婆”的起因,随后的话题多集中在陈寅恪先生,特别是陈先生在唐代政治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贡献,陈先生与Arthur Waley的交往,以及陈先生被批判的前因后果。蔡先生思路敏捷、逻辑清晰,极其睿智、渊博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顿生无限敬仰之意,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之后蔡先生送我他所编的《广州与海洋文明》《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等三种著作,正是我一直求之不得的。蔡鸿生先生著作

蔡鸿生先生著作

此后我就与蔡先生、章先生、滢河兄以及中山大学的许多朋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能得以时时叨扰先生,请益求教,实是我一生之大幸。
同年10月28日,我和台湾清华大学周维强博士趁到澳门开中西关系史会议之机,途径广州。第二天下午应章文钦先生之邀在中山大学演讲,题目是“奉教天文学家和礼仪之争”,讲座由章先生主持,蔡鸿生、林悟殊、林中泽诸先生还特意来捧场,让我颇为惊喜和紧张,听讲的还有蔡先生的弟子周湘博士,以及研究生三十余人。演讲结束后,蔡先生作了认真的点评,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诸多鼓励。没想到的是,蔡先生还专门把他的评论写成文字,以“关于立论的分寸感”为题,发表在他的《读史求识录》上,这也是蔡先生文字当中唯一提到我的地方了,与有荣焉。蔡先生还送我《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两书,让我日后的中西关系史学术视野,从明清延伸到唐代。最令我难忘的是,蔡、章两位先生,还特意陪同我和周维强博士瞻仰陈寅恪先生故居金明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蔡先生向我们生动讲述了他当年听陈先生讲授《元白诗笺证》之故事,陈先生如何在衰残老病中在学海“夜航”,创造出精神生产的奇迹,以及“文革”期间狂热的红卫兵小将在楼下敲锣打鼓,隔空批判陈先生的场景,让晚辈对陈先生晚年境遇有了真切的了解。晚上章文钦先生请客,蔡先生、周维强、博士生董少新等人在座,相谈甚欢。作者与蔡鸿生、章文钦先生在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故居金明馆前合影。2003年10月29日,周维强博士摄。

作者与蔡鸿生、章文钦先生在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故居金明馆前合影。2003年10月29日,周维强博士摄。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此后的岁月,每逢春节或其他节日,我都会致电问候蔡先生,或趁便向先生请教,或听先生讲述学界往事和治学心得,令我受益匪浅。蔡先生每次见到我,只要有新作问世,都会赠送给我,并签上名,写上日期,它们现在已成了我藏书中的珍本。蔡先生知道我对明清中西关系史感兴趣,有时还会找出旧作相赠。记得200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五十周年所庆,国内史学家汇聚一堂,蔡先生应邀出席并做报告,我当时躬逢其盛,聆听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报告,那天他还专门带来了《俄罗斯馆纪事》赠与我,让我感动莫名。《俄罗斯馆纪事》

《俄罗斯馆纪事》

因为蔡先生和中山大学同仁的缘故,近二十年来,我到广州的次数也多了。不仅能在永芳堂或寓所向他请益,也有机会多次在学术会议期间见到先生的身影,与先生对话,当面请益,总有茅塞顿开之感。2004年11月,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先生在武夷山主办中西关系史会议,有幸见到蔡先生和林悟殊、章文钦两先生,并一道畅游武夷美景。2006年11月,香港历史博物馆召开罗香林先生百岁诞辰的会议,也有幸与蔡鸿生先生和黄时鉴、章文钦等先生再次相聚,蔡先生告以《俄罗斯馆纪事》一书修订本即将出版。2013年9月,广州大学召开“广州十三行文献研究暨博物馆建设”学术讨论会,蔡先生、章文钦先生也到会。最后一次在学术场合见到先生则是2018年10月,在中山大学岭南堂召开的纪念戴裔煊先生的会议上,蔡先生声情并茂地回忆了戴先生的为人和学术成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蔡先生在金明馆虽然求学只有一年,但陈寅恪先生的熏陶和耳濡目染在蔡先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陈先生“动人心弦”的讲解给蔡先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憾知识准备不足,领悟未深,有负师教。不过,细雨润物,听者是难免会被默化的。”(蔡先生文,载《中山大学学报》)陈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隋唐史和明清史研究,蔡先生的研究领域之时代也颇为相近,横跨中西一千多年的历史。依我个人浅见,陈寅恪先生诸多学生中,最具灵气并能得其学术真传的,莫过于蔡先生了。
蔡先生在许多论文中,多次总结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完全反映在蔡先生的论著上。在《仰望陈寅恪》一书中,蔡先生指出陈先生在史学方面的“发覆”之功和史学魅力之所在,强调陈先生的“覃思妙想”。同样,蔡先生的著作中也不乏哲理性的思考,并将之上升到学理的高度。和陈寅恪先生一样,蔡先生的研究,通过扎实的案例研究,恢复了隋唐乃至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诸多面向,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陈先生衣钵的继承。他写《尼姑谭》,受到陈先生治学方法的启发,后来又写《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也是依陈先生的路数,只是人物对象不同。《仰望陈寅恪》

《仰望陈寅恪》

蔡先生特别强调治史要有世界眼光,他在《自选集》自序中特意引用了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语重心长的话:“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在蔡先生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小农意识”,“安于一隅,不屑知彼,往往会沦为‘乡曲之学’”。正是秉承陈先生的教导,蔡先生在诸多领域是“有所前进的”(借用蔡先生《自选集》中自谦语)。
蔡先生不仅注重原始资料的研读,也非常关注国外研究和最新动态。大学期间,学习了三年俄文,留校初期教授中世纪世界史。对俄文的熟练掌握,使得先生能够借此从事突厥史的研究。先生不时通过馆际互借和朋友的帮助,吸收外国学者的成果和最新动态。先生在学而优书店背影的照片,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位长者对学术新知如饥似渴、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精神。蔡先生对历史的学理化也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十分关注西方学术名著的研读,并化为自己的学问,在他所引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都在他参考之列。先生还向我道及,他曾和法国著名学者谢和耐、勒高夫有一面之交,对法国年鉴学派也十分关注,还和学生一起研读布罗代尔的著作,对中外史学理论的借鉴,无疑是蔡先生学术出神入化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陈寅恪的唐史诸“稿”,内含有待修正补充之意。同样,蔡先生也颇为自谦,并追随陈先生的榜样,在《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一书后记中他这样写道:“作者无力为它作全景式的记述,仅就所知所感,片段立言,无甚高论。书名《事略》,寓有略其所不知之意,无非是一种藏拙的策略罢了。”蔡先生无论在书中,还是在与我见面时,都强调要多读二陈一钱的著作,他的这部论述岭南佛事的书,探讨明清之际宗教、文化地理,无疑也受到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影响。
蔡先生治学领域十分广泛,涵盖唐代蕃胡的历史文化、市舶时代的南海文明、清代广州与海洋文明、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以及岭南僧史和尼史;不仅关注“两道二西”(“西域道”“南海道”“西域”“西洋”),而且融会贯通,从事胡商蕃客异同之比较。他注重人的历史,兼顾精神文化史和物质文化史。认为只有通,才能识。要有整体观,“要坚持全景式的思维,把历史过程化。”蔡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其客观的规定性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是我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他还自谦地写道:“可惜悟性不高,一直未能深入学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碌碌的‘边民’,无任何前沿意识可言。”(《自选集》学术自传)蔡先生“甘于寂寞”,承继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志业,沿袭陈先生的治学范围,践行陈先生的治学方法,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不仅如此,蔡先生勤于教书育人,奖掖后进,在中外关系史诸领域,造就了一批出色的人材,薪火相传,绵延不绝。蔡鸿生先生照片,家属提供

蔡鸿生先生照片,家属提供

蔡先生尊师重教、诲人不倦,也许是因为他“按个人治学的习性,惯于进窄门,走小路,找陌生人交朋友。”(《自选集》学术自传)才乐于提携像我这样在跨学科边缘徘徊的后进。先生是一位十分谦虚的学者,每当我向他汇报读书心得,或是国外游学新见之时,先生总是鼓励有加。2008年上半年,我作为Mellon基金访问学者,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学,在英国意外发现了伦敦皇家学会主席Joseph Banks与十三行行商潘启官二世的往来书信,这段往事正好可与先生所写《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互为补充。先生此文谈到了十三行行商潘有度的《西洋杂咏》,特别提到了千里镜等西洋物品,为研究鸦片战争前夕国人对西洋物质文化的认识独辟了蹊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我马上向蔡先生做了汇报,蔡先生听后对这一新发现十分欣喜,并补充说早在康熙时代就有和尚吟咏望远镜的诗歌,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蔡先生还特意叮嘱我以后要多多联系,互通信息,充分体现一位长者对晚辈的厚爱与期望。
蔡先生对晚辈一向十分关爱,2005年1月,当我们全家到广州,蔡先生得知后专门设宴招待,并邀请林悟殊、章文钦两先生陪同。前年9月,当我决定要调到浙江大学工作,需要两封推荐信,我马上想到了蔡先生,并请滢河兄代为面请。蔡先生当即答应,并在三天之内写就,请滢河兄快递给我,信中对我多有溢美之词,读后令我既惭愧又感动。我在第一时间向蔡先生致电表示感谢,没想到这次长谈之后,我竟再也未能向蔡先生请益。
蔡先生长逝,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史学家从此陨落,我也因此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可以时时请益的尊敬长者,每念及此,辄怅然叹息。我此生虽然未能忝列蔡先生门墙,但一直执私淑弟子之礼,真心感念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提携之恩,并以先生的为人、治学为楷模。愿先生的著述,能历久而弥新,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注:原文撰写于去年夏天,将刊载于林悟殊主编:《脱俗求真:蔡鸿生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出,有修改。)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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