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舞台上的梅特涅
但梅特涅留给历史的是一副被扭曲的形象。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的流亡者们实际上把他看作是“反动”的人格化。这幅形象影响深远，直到我们的时代。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对梅特涅的评价，也不打算写成梅特涅的生平梗概，只想谈谈梅特涅这个人。
梅特涅出生在1773年，这意味着什么呢？就主导着欧洲思想和风气的法国而言，这是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就神圣罗马帝国而言，这是约瑟夫二世皇帝统治的中后期。从年龄上说，他比他的恩主弗兰茨二世皇帝小5岁，比曾经在德累斯顿痛骂他的世界英雄拿破仑一世小4岁，比另一个外交明星瘸子塔列朗小19岁，比他最恶毒的批评者海涅大24岁。
就此我们可以对梅特涅的时代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欧洲而言梅特涅出生在旧制度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旧制度的最后时光里。就德意志而言这是“宝座上的哲学家”约瑟夫皇帝统治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上的“魏玛时期”，德意志已经从此前漫长而且杀戮惨重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在文学、音乐、艺术上开始重新振作，在政治上约瑟夫皇帝成为开明专制的楷模，传统的权威正在被颠覆，一个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君主制，一个作为第一公仆“一切为了人民”但同时又“什么也不能指望人民”的新式君主正在用他的全部力量，革新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德意志帝国。但于此同时这也是大革命的阴云逐渐聚集的时代，德意志马上就要被法国大革命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冲击和席卷，进入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
梅特涅出生在科布伦茨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是特里尔的选侯、邦君、大主教的侍臣，他的父亲从特里尔选侯驻维也纳的外交官，步步高升到维也纳驻特里尔选侯邦的外交官。这对理解梅特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他作为诸侯邦国贵族的身份，把他和同样来自德意志西部的普鲁士著名大臣斯泰因男爵区分开来。斯泰因男爵出自一个直属帝国的帝国骑士家庭，他对拿破仑战争和1803年帝国会议总决议消灭了帝国骑士等级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他对德意志帝国有着一种强烈的好感，在这个基础上斯泰因的个人利益和对德意志的爱国心一起形成了斯泰因的德意志统一计划。而梅特涅并没有这种对德意志帝国的爱国心。梅特涅更容易接受邦国的认同感而不是德意志整体的认同感，而且梅特涅对邦国的选择是基于一种现实的判断，而不是浪漫主义的幻想，所以梅特涅选择了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个问题让我们必须谈谈梅特涅的性格。
我们谈论了梅特涅的时代和梅特涅的社会地位，而实际上一个人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这两点。时代和阶级，一个时代的文化和风尚，能够影响这个时代多数的人。而梅特涅的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洛可可风”的时代。梅特涅的社会与阶级的叠加的结果是一个“洛可可风时期的贵族”。而如果我们深入的观察梅特涅这个人，他还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洛可可时期的贵族。
在这一点上梅特涅的父亲是他的楷模，老梅特涅就是一个轻浮的、浮夸的、大手大脚喜欢说大话的贵族。梅特涅是一个强化版的老梅特涅，他把老梅特涅的轻浮变成了圆滑，浮夸变成了外交辞令，而在气质上他和老梅特涅以及很多同时代人是一样的。
要概括这种贵族风度的精神本质，我觉得其中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是掩盖在“优雅”“聪明”的色彩之下的“内心的麻木不仁”。这是一个把“机智”和“智慧”混为一谈的时代，一个关注手段是否高明胜过结果是否成功的时代。一个人投身于种种活动，无论是政治、外交、阴谋诡计还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甚至沙龙里的风流韵事，他都不是谋而后动的，相反他们是在行动中思考，他们出于一个暧昧的模糊的欲望而投身于事业，高度重视行动本身的技巧和策略，但却对行动本身的目标和动机并不重视。结果无关紧要，至于目标是否正当更加无关紧要。“可笑”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罪恶，而道德在这个时期本身就是嘲笑的对象。一个狡猾、机智的人失败了依然使人同情，一个道德质朴的人赢了也没人关心。于是政治上人们往往失去方向，感情上异常容易被诱惑。
这种特点在梅特涅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在均势外交的设计上他非常高明，他是整个欧洲局势的设计者，但对于这种均势外交的目的，也就是说他设计的这个能够赋予奥地利以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和安宁的体系是干什么用的，奥地利将利用这半个世纪的和平做什么？这个问题梅特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均势外交本来只是手段，但梅特涅渐渐忽略了目的。他的皇帝把他的计划锁在办公桌里十几年，他似乎也不为所动。这正如梅特涅的婚姻，考尼茨的孙女对梅特涅是有感情的，但梅特涅则没有。梅特涅把结婚看作是一种风俗，同时也是正式跻身维也纳贵族政治集团的敲门砖，这一点因为他爸爸老梅特涅在佛兰德的失败就显得更为重要。
梅特涅具备一个洛可可风时期的贵族的所有优点和缺点，而他和皇帝弗兰茨二世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上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弗兰茨二世皇帝或者奥地利的弗兰茨一世皇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哈布斯堡君主，严肃方正、道德质朴、还有点木讷，自我克制到了失去生气的地步，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个廷臣，一个哈布斯堡的大公，梅特涅可能跟他之间不会有任何的个人情感。这是在风格和气质上太缺乏共同点的两个人。
但是弗兰茨是皇帝，而且这两个人的初次见面是1790年，那一年十七岁的梅特涅作为莱茵地区的贵族代表去参加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的加冕礼，也就是那一年他看到了皇帝的继承人，二十二岁的弗兰茨大公。一个青涩年代里的风流浪子，遇到了一个比他大五岁，而且地位比他高的多的严肃的皇储。这种关系基本上就可以解释，这对君臣在几十年间的那种奇妙关系了。弗兰茨皇帝是懒惰的，这种懒惰使他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人总得睡觉”成了他统治的座右铭，而梅特涅有他所有不具备的素质，他倚重他的这个大臣。而作为一个聪明机智但在内心深处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的人，一个搞政治、闹绯闻都一半是寻求刺激一半是为了排遣无聊的人，梅特涅对他这位严肃方正的皇帝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依恋和温情。这一点到1848年他王朝一脚踢开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梅特涅这样狡猾、聪明的一个人，可以容忍他的皇帝把他的改革计划束之高阁一个九年又一个九年，说到底就是因为他在他的皇帝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他自身所不具备的“道德的权威”。
理解了梅特涅的性格和气质我们就可以理解梅特涅的政治理想了，梅特涅的政治理想实际上也是路易十五式的，他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不相信感情，推崇理性；从方法上说是伏尔泰式的，对宗教没有本能的敬畏，认为感情是一种病，反对意气用事。梅特涅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敬畏，不相信不辩自明的真理，这就决定了他是一个基于理性的保守主义者，他强调政府作为传统的一面，虽然他并不相信君权神授，但他认为君主制是最符合理性的制度。梅特涅推崇策略，相信普遍规律，厌恶而且不相信特殊性。他受的是传统的贵族人文主义教育，因此对罗马文明有一种当时普遍的崇拜之心，这种崇拜带来他对普世帝国的信念和支持，导致他对民族主义没有热情也没有同情。他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一方面是因为他和普鲁士人没有太多的交集，虽然他年轻时代跟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美女王后跳过舞。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哈布斯堡君主国是一个更现实的选择，来追求他的开明专制的普世君主国理想。
作为政治家梅特涅是奥地利外交官的儿子，同时又是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首相考尼茨伯爵的孙女婿，所以他走的实际上是比较典型的贵族外交官的道路，他对政治的立场也是比较典型的哈布斯堡政治家的立场。他对普鲁士非常反感，在他眼中普鲁士的本质就贪婪和残暴，因为运气好才渐渐得以跻身大国之列。这可能是他在遭到马克思的猛烈抨击的同时，也被保守的特赖齐克骂得一无是处的原因。梅特涅追求的是奥地利理想，这种理想的最后回声可能是约瑟夫-罗特，这个加利西亚犹太人在奥匈帝国灭亡之后痛心地写道，“德意志的二重性就体现在哈布斯堡的普世性和被民族主义束缚的普鲁士”。
梅特涅到底掌握过多大的权力？很多人拿他和黎塞留红衣主教做比较，他也确实有很多和黎塞留相似的地方，但是就权力而言他是不如黎塞留的。黎塞留和路易十三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决策集团，但是梅特涅对他的弗兰茨皇帝从来没有这样的影响力，黎塞留是不屑于管理财政，而梅特涅实际上对帝国财政没有多少发言权，不但如此，帝国的内政大臣和财政官员一直都是梅特涅的主要批评者和反对者。在帝国国务会议上，哈布斯堡的大公们、其他大臣都有很强大的发言权。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梅特涅的改革计划被他的皇帝锁在抽屉里十几年而不闻不问。因为梅特涅只是皇帝的大臣之一，在维也纳有太多的人反对梅特涅。梅特涅的力量主要限制在外交领域。因为外交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因此他就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对皇帝汇报，同时弗兰茨二世皇帝对他比较信任，所以他得到了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而且在外交领域确实掌握了比较强的影响力。
但因为政出多门，而且皇帝对梅特涅并没有给予全力支持，所以奥地利在整个复辟时期，除了缓缓恢复力量和拖延问题之外，没有取得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其中很大一部分责任确实应该梅特涅承担，梅特涅从1809年开始就成为帝国外交大臣，之后又获得了首相的地位，参与帝国的核心决策三十多年，但却没能在维也纳培养起一个强有力的梅特涅实力集团。也没有利用1835年继位的费迪南一世皇帝明显的无力统治的机会，推动自己的改革，相反他和他的皇帝一样一味地迁延妥协，没有在帝国的改革方面取得大的进展。
理解了梅特涅的性格、理想和实力，还有他所处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梅特涅的政策了。梅特涅的政策说到底是机会主义的。他实际上认为拿破仑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当西班牙战争拖住拿破仑，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奥地利军队准备在德意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起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可以干！”于是他也支持了这个计划，而当这个计划失败的时候，他马上又转回去采取对拿破仑的妥协政策。如果不是一个伏尔泰主义者，是做不到这么快的转弯。而当俄国军队进入普鲁士领土，普鲁士转而参加反拿破仑阵营的时候，梅特涅又让他的皇帝反对皇帝的女婿。1813年在向拿破仑递交最后通牒的时候，他留下了他这辈子最著名的豪言壮语：当拿破仑对他持续指责谩骂之后，疲惫地威胁说“你别忘了1812年战争死的主要是德意志人”，这时梅特涅回答“陛下别忘了我也是德意志人”。这可能是梅特涅一生中最民族主义的时刻。
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梅特涅的路线是饱受拿破仑战争破坏的奥地利能采取的唯一措施，那就是拖延。奥地利承受了拿破仑战争最大的打击，因此也最虚弱。1815年英国财政大臣问奥地利大使能不能偿还拿破仑战争中奥地利欠下的债务的利息？奥地利大使表示不能！财政大臣又说能不能偿还利息的利息？奥地利大使表示依然不能。普鲁士此时高唱爱国口号，主张恢复德意志帝国，甚至恢复帝国骑士领地。而梅特涅并不希望解决德意志问题，也不希望解决意大利问题。因为无论在德意志还是意大利，哈布斯堡都有巨大的利益，但是无论是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还是统一的意大利都不可能被置于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即使被授予这样的统治权也不可能不受到挑战。所以梅特涅利用了小邦谋求独立的要求，联合他们支持自己，最终在意大利维持了小邦分治的局面，同时组织了德意志邦联，在这个架构之下德意志国家统一被拖延，留待奥地利有力量参与的时候再解决。
为什么说梅特涅只是在拖延并且把德意志问题留待日后解决，而不是根本无视德意志问题，是因为梅特涅实际上在授予普鲁士莱茵卫兵地位的时候，是同样主张奥地利也成为莱茵卫兵的，他主张把萨尔茨堡给予巴伐利亚而交换莱茵-巴拉丁，因此保证奥地利在南德意志的霸权。但这遭到了奥地利军队的坚决反对，皇帝表示如果梅特涅坚持就只能解除他的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梅特涅实际上也有一种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服从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和俾斯麦是一样的，俾斯麦同样有一种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从属于普鲁士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
1815-1848年之间被叫做复辟时期，这个时代在德意志被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梅特涅个人色彩。在这个时期维也纳会议的两大原则，“正统”和“均势”支配着欧洲，前者来自瘸子塔列朗，其结果是神圣同盟，后者来自梅特涅，其结果是“维也纳体系”。但真正发挥最大作用的其实是“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在这个阶段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梅特涅实际上是缺乏力量的。
这个时期德意志统一事业取得的最大成果实际上是普鲁士绕过德意志邦联架构组织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如前所述，梅特涅无法左右奥地利的财政政策，而且奥地利因为有自己的内部市场，对德意志的经济一体化也不感兴趣，这就决定了在反对普鲁士的关税同盟的问题上梅特涅没有能力采取一种积极的政策。他能做的只是紧紧的依靠德意志各邦君主，满足他们的利益，同时让奥地利在政治和文化层面维持自己在德意志的影响。
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里说：
“普鲁士说照我们的税则交税你就有了德意志祖国
可我们在精神上也想联合起来
于是奥地利喊别担心我们负责出版审查”
虽然是讽刺挖苦，但基本上可以概括梅特涅在1848年三月革命前的统治。在他无法左右帝国的财政政策，对皇家军队也无能为力，对匈牙利的政治改革也没什么影响的情况下，他在德意志和欧洲能做的非常有限，他只能通过满足那些求助于奥地利的君主们的要求来显示奥地利的威望和影响，因此他只能站在“反动”的立场上。
在流亡英国期间，梅特涅曾经对英国人谈论过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他言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谈到的那个正在熄灭的“拉丁文明之火”。那是正在被民族主义狂潮所吞没的罗马的普世帝国理想。
晚年的梅特涅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治家，而且个人品德上实在乏善可陈，他的个性属于路易十五时代，已经明显不见容于浪漫主义时期。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有人说“会议最大的成就来自两个公认的连基本的品德都不具备的人”。这俩人就是塔列朗和梅特涅，在一伙路易十五时代出生的人中间这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但在复辟时期甚至1830年代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个评价就不是无伤大雅的了。
梅特涅太不愿意俯就一个新的市民的时代，保持着他贵族派的骄傲和对道德的傲慢态度，这使他始终没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派别，人们欣赏他，喜欢他，但不爱他，没有谁无条件地支持他，因为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策略的、权衡利弊的心态来看待世界。说到底，他是一个革命前的人。塔列朗曾经充满怀念地说“没在旧制度下活过的人可算是没有真正活过。”所以他并不懂得新时代的魔术的根本。而俾斯麦是懂得的，赫茨尔总结说“俾斯麦没有把握让每个德意志人为了餐桌上的牛奶多花一个硬币，所以他发动了一场战争，让德意志人流血牺牲”。这就是十九世纪政治魔法的根本，是梅特涅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
在回忆录里梅特涅说“我觉得我要么生的太晚要么生的太早，我希望生的早些，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享受那个过去的时代，或者生的晚些这样就可以目睹二十世纪”，但是我想以梅特涅的气质，他很可能不会喜欢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