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暴风雨肆虐的天空下，看到斑驳树冠的投影、清澈湖泊的倒影，直面火山喷发时令人敬畏的景象时，艺术家将如何表达与自然相遇时转瞬即逝的感动？

5月3日起，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推出“真实的自然:‘欧洲露天绘画，1780-1870’”，展览将绘画艺术与气象学、博物学等学科关联，探索18世纪艺术家如何在露天写生中捕捉光线和戏剧气氛，引导观众一同寻求和揭示风景背后的科学。

欧仁·迪康（Eugène Decan），《户外作画的卡米尔·柯罗》，30.7x40cm，1874年，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藏

户外写生通常与巴比松画派和印象派相提并论，更是艺术家训练的核心。18世纪晚期，随着科学、哲学著作和浪漫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大众对自然的热爱。欧洲各地艺术家以画笔在自然中实践，磨练技巧，记录瞬间的光影。他们不拘泥细枝末节，在纸上用薄油或水彩快速勾勒，以捕捉风景的本质。
有时，艺术家会将写生草图稍作加工成为作品，或将其作为宏大创作的一部分。但大多数草图会被保留在工作室中，鲜有出售或公开展示。

德加，《圣埃尔莫城堡》，1856年，20×27cm，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藏

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真实的自然：欧洲露天绘画，1780-1870”展出了大约100幅作品，它们来自本馆馆藏、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和巴黎菲茨卢格特基金会，以及重要的私人收藏。
便携性对户外写生是最重要的，所以展览的大部分作品是纸本的，尺寸也不大。正如朱尔斯·科尼特（Jules Coignet）1837的作品《与画家同看波森》（View of Bozen With a Painter）所描绘的那样，艺术家带着轻便颜料盒、折叠画架、露营凳，以及遮阳挡雨的伞，以便面对风景随时动笔。

朱尔斯·科尼特，《与画家同看波森》，1837年，31x39cm，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展览根据风景类别——“树”“岩石、石窟、洞穴”“天空和大气影响”“罗马和坎帕尼亚”等排布，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对自然的迷恋，而这些自然现象还激发了海顿的清唱剧《四季》、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舒伯特、李斯特、瓦格纳等同时代音乐家的作品。

约翰·康斯特布尔，《云研究：暴风雨的日落》，1821-1822，20.3x27.3cm，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并不被认为是风景画家的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卡米耶·柯罗（Camille Corot），以及泰奥多尔·卢梭（Théodore Rousseau）、透纳（J.M.W. Turner）等风景画家不被人熟知的作品均在展览之列。比如，弗拉戈纳尔《日落山景》（Mountain Landscape at Sunset，约1765年）依托于英国画家兼业余气象学家康斯特布尔，以及安东·斯明克·皮托洛（Anton Sminck Pitloo）和约翰·雅各布·弗雷（Johann Jakob Frey）等画家有关云朵研究的作品。透纳早期作品《山毛榉林中坐着的吉普赛人》和《山毛榉林中围着营火的吉普赛人》中幽暗的树木纹理让人想起哥特式的舞台设计。

弗拉戈纳尔，《日落山景》，约1765年，21.5x32.8cm，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展览中也有一些让人惊喜的作品。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在他令人难忘《切尔西的泰晤士河，夜晚》（The Thames at Chelsea, Evening，1853年)中运用了松散的笔触和黑色调色板，这种画法与亨特惯用的丰富色彩和超自然的精确度相去甚远，让人想到了小他几岁的美国画家惠斯勒。同样，尽管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试图在《布列塔尼海岸的村庄》（Village on the Coast of Brittany）中捕捉一种荒凉感，但画中优美的自然主义与他想表达的寂寥意象截然不同。

威廉·霍尔曼·亨特，《切尔西的泰晤士河，夜晚》，1853年，15.2×20.3cm，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藏

奥迪隆·雷东，《布列塔尼海岸的村庄》，1880年，21.1×36.3cm，巴黎菲茨卢格特基金会藏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评判，展出的作品都是漂亮。它们捕捉了日光赋予大自然（天空和云彩、山脉、田野和森林、汹涌的海浪、起泡的瀑布）转瞬即逝的影响，以及斑驳阳光下的凉棚、屋顶——这些作品不仅描绘了风景本身，也经常作为叙事和风俗画的背景出现。其中有一组描绘火山的作品（如维苏威火山、斯特龙博利火山），无论它们处于休眠、冒着蒸汽，还是如地狱般喷发，都令画家着迷。

让-查尔斯·雷蒙德，《1842年8月30日斯特龙博利火山的爆发》，1842 年，27×37cm，私人藏

展览作品跨越了90年，不同时代的作品可见艺术风格的变化。阿奇勒-埃特纳·米哈伦（Achille-Etna Michallon）1816年的《橡树与芦苇》绘就了一个浪漫的悲剧：一个在自然面前微小的人物目睹着被风暴摧毁的橡树，他痛苦地举起双手，发出危险的警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莎·邦赫（Rosa Bonheur，1822-1899 年）在《迷雾景观》（Misty Landscape）中以一排树木映衬着灰暗的天空，呈现出水墨画一般的宁静冥想。

罗莎·邦赫，《迷雾景观》

在这场展览传递出直面风景的感动，作品也带着观众去往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不再受到威胁的世界——画家们坦率而快乐地记录着自然的荣耀。
关于展览作品的跨学科研究：
克劳德·洛兰：《甘道夫城堡俯瞰阿尔巴诺湖的景色》

克劳德·洛兰，《甘道夫城堡俯瞰阿尔巴诺湖的景色》

克劳德·洛兰 （Claude Lorrain）阳光充盈的风景画对18和19世纪的户外写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出生于法国，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度过，经常在罗马附近的乡村作画。为了让自己“深入”大自然，他“天亮之前就躺在田野中，以便准确地观察早晨的天空和日出日落的微妙色彩。”
这件《甘道夫城堡俯瞰阿尔巴诺湖的景色》是克劳德·洛兰在工作室中完成的，但注入了他野外观察所得的柔和、朦胧的光线和色彩效果。与他一样，此次展览中画家们将露天写生作为参考资料，帮助他们在创作中注入一定程度的自然主义，他们的研究也成为观察、记忆和感受的宝库。——简·门罗（Jane Munro，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此次展览联合策展人
路易斯·杜普雷（Louis Dupré）《罗马圣三一堂景观》&安德烈·吉鲁（André Giroux）《雪后的圣三一堂》

路易斯·杜普雷，《罗马圣三一堂景观》

安德烈·吉鲁，《雪后的圣三一堂》

两位年轻的法国艺术家住在美第奇别墅，这是罗马法兰西学院所在地，培养着极具艺术天赋的学生。
两位艺术家都从别墅一侧的窗户（也许是他们卧室）望向圣三一堂。杜普雷在盛夏的阳光下描绘了窗外风景，而吉鲁则在薄雪覆盖下描绘了同一场景。下雪在罗马是罕见的，想来艺术家醒来时看见难得的雪景，怀着极大的兴奋，在雪融之前赶紧以画笔记录。——玛丽·莫顿（Mary Morton，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此次展览联合策展人
约翰·康斯特布尔关于云的研究
我坐在折叠凳上，用膝盖上的颜料盒盖调色，勾勒面前的云彩。这就是约翰·康斯特布尔在1820年代反复面对天空的方式——他称之为“skying”。 正如康斯特布尔所做的——在纸上预先涂上一层颜色，有助于快速绘制草图，以跟上移动的云。然而，捕捉光和云的色彩在静态、二维空间上是困难的，这让我更加欣赏康斯特布尔等艺术家从自然中画出云景的技巧。——Rowan Frame（艺术家）

约翰·康斯特布尔，天空研究

我看着这些云，联想到天空和沼泽中倒影，仿佛回到了世纪之交的夏天。那时我和生态学家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在威肯沼泽（Wicken Fen）工作，在那里我们能听到苇莺的啁啾、布谷鸟的啼鸣，能闻到潮湿泥土的气息。我们研究了杜鹃幼鸟的行为，想弄清楚鸟巢中的杜鹃幼鸟是如何获得苇莺的照顾。戴维斯找到了苇莺的巢，我的工作是记录和录制的幼鸟叫声。我们躲在芦苇丛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个人观察鸟巢，计算大鸟喂食次数，另一个做记录，并专注地观察天空是否有下雨的迹象。——剑桥大学动物博物馆馆长 丽贝卡·基尔纳（Rebecca Kilner）
透纳：《山毛榉林中坐着的吉普赛人》&《山毛榉林中围着营火的吉普赛人》

 透纳，《山毛榉林中坐着的吉普赛人》

透纳：《山毛榉林中围着营火的吉普赛人》

它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树冠提供了一种保护，人类在抬头仰望中迷失自我。树根向下延伸，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和力量。
我意识到人类是多么需要树木——树木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看到树木倒下，我们会感到悲伤，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会在哪里?
我敬畏环境，树木像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路标。树木可以在任何环境中扎根、生长，个人带来无限的希望。我看到了树木威严和能量，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菲茨威廉姆博物馆“健康年龄”计划的参与者
注：本文编译自《华尔街日报》劳伦斯·谢勒的展览评论《自发创作》和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网站，展览将持续至少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