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幕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军方为开疆扩土酝酿已久

“六日战争”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在1967年6月初，发生于以色列国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而以色列仅死亡900余人次。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它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只进行了短短六天，却成为了中东战争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之一，彻底改善了以色列的战略劣势，为至今无法和平的中东局势深深埋下了种子。

在巴勒斯坦，它是继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的第二个灾难日（Nakba），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从此流离失所，以各种形式抵抗以色列的侵略；在以色列，战争结束五年后，将军们开始披露，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只是借口，1967年之前以色列已经为开疆拓土之战密谋了近二十年；而在阿拉伯世界，战败后，进击的左派填补了政治空白，以反殖民为核心命题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武装，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阿拉伯世界悄然行军。

今年是“六日战争五十年。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的幽灵仍然徘徊在中东大地，时时召回激荡的六十年代。这是一场不落幕的战争。

1967年的以色列不但没有亡国之虞，而且它的最高指挥层早已厉兵秣马，意图征服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加沙、西奈和戈兰高地。当他们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对于一小部分不情愿开战的政治家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政变。

1967年阿以战争结束两天后，以色列工党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宣布：“以色列曾命悬一线。但现在，阿拉伯领导人意图彻底消灭我们的希望已经被彻底消灭了。”以色列及其人民可能消失的论点是犹太人向阿拉伯邻居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起源。埃及人首先发起了进攻，这一说法在硝烟中响起，“生存威胁”的论调成了以色列持续的政治和外交说辞，用来合理化它自己的进攻行为。

然而，五年之后，一连串以色列将军开始激烈地公开指责这一说法。前助理总参谋长埃泽尔·魏茨曼（Ezer Weitzman）打响了第一枪：“任何严肃的会议都从未把亡国的假设当回事儿。”这话出自未来的以色列总统之口。四天后，前军事情报总长、后来也成为总统的哈伊姆·赫尔佐格开口了：“从来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以色列总参谋部从来不这样认为。”最后，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继任者、总参谋长本人哈伊姆·巴列夫将军（Haim Bar-Lev）将军在家中反复声言：“在‘六日战争’的前夜，我们并没有面临种族灭绝的威胁，这种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从未存在。”

后勤总长马蒂·佩莱德（Matti Peled）将军以激进的口吻总结这些将军的意见：“宣称埃及部队在边境集结，以任何方式威胁以色列的生存，这不仅是对任何有能力分析这类情况的情报人员的侮辱，更是对以色列军队的侮辱。”他补充道：“所有谈及我们正处在巨大危险的言论……都从未被纳入我们战前的算计中。”当将军们谈论“我们”或“我们的算计”时，他们指的自然是总参谋部成员。

这些声明确实发源于1972年，当时以色列对1967年的胜利相当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不可战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将军也许掩盖了五年前盛行的气氛。举个例子，他们没有指出，拉宾曾忧虑这场战争将造成“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伤员。但他们所说的基本都是事实。在1967年6月之前，几乎每一位以色列将军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抱有绝对的信心。而且他们并不孤单，美国中情局驻特拉维夫长官约翰·哈登（John Hadden）也认为，如果以色列想要向邻居开战，它将在“六到十天内”胜利，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写道：“他（哈登）对此相当确定。”中情局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华盛顿，这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促使林登·约翰逊总统给以色列开了绿灯，后者曾长期不情愿纵容“预防性战争”。

“扩大以色列边界”

以色列历史学家盖伊·拉隆（Guy Laron）在新书《六日战争》（The Six-Day War，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探讨以色列将军们如此自信的原因。1972年，将军们透露了参加战争的真实动机，莫迪凯·霍德（Mordechai Hod）将军——1967年6月5日，他的部队在一个多小时里彻底消灭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空军——宣称：“十六年来，我们一直在规划前八十分钟发生的事情。我们与规划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从未停止完善它。”拉隆在书中揭示了这一记录在案的谋划及其动机，并给这一章起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标题“扩大以色列边界”。

在13页密密麻麻的论述中，历史学家详尽地描述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总参谋部如何准备扩大边界。总理列维·艾希科尔1963年上台后就会见了总参谋长茨维·特祖尔（Tsvi Tsour），后者向前者解释道，本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加强，以至于在与邻国不可避免的战争中，以色列“有能力征服西奈、约旦河西岸和南黎巴嫩”。他的副手伊扎克·拉宾确定了这一点，空军指挥埃泽尔·魏茨曼表达得更加傲慢：“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智慧要求我们不得不扩大（以色列的）边界，无论它是否符合政府的路线。”也正是这个魏茨曼，在赫鲁特党（the Herout Party）的协助下，提出了“伟大的以色列”（The Great Israel）的历史性倡议，建议政府在接下来五年内“应该认真考虑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另一个将军叶沙雅胡·加维什（Yashayahu Gavish）则警告说，如果约旦国王侯赛因被推翻，以色列应该立刻夺取约旦河西岸。

艾希科尔大吃一惊，“但将军们仅仅重申了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形成的概念”，拉隆解释道，并举了多个例子。十五年来，总参谋部圈子里的所有人都被教导说，1949年与阿拉伯军队达成协议的边界是“难以忍受的”。早在1950年，军方规划部门就已经开始规划建立更安全的新边界的任务。三个“地理屏障”成了目标：面向约旦的约旦河、面向以色列的戈兰高地和南黎巴嫩的利塔尼河。以色列军方认为，这三个屏障构成了“以色列的战略空间”。1953年的一个文件把西奈也列入名单，目的是为以色列提供石油和矿石。

1955年，也就是在法国和英国实施苏伊士行动的前一年，总参谋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解释道，以色列毫不费力就可以找到攻击埃及的借口。“我们应该准备征服加沙地带，（埃及和叙利亚边境的）非军事区和蒂朗海峡……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二阶段我们将会推进到苏伊士运河；第三阶段我们将会抵达开罗。我们将实施所有三个阶段，还是仅仅其中一个，取决于如何界定战争的目标……关于约旦，则有一个‘两步走’的计划：第一步推进到希伯伦沿线，第二步夺取剩下的领土，一直到约旦河。”

他最后补充道：“黎巴嫩排在我们优先名单的末位，但我们可以推进到利塔尼。在叙利亚，我们的战线也许能推进到戈兰高地，另一边则会达到大马士革。”1960年，此时成为将军的伊扎克·拉宾撰写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关于军队如何发展以便在下一次战争中征服新的领土。1963年4月，约旦发生暴动，农业部长摩西·达扬和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告诉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如果哈希姆王国被推翻，“将为以色列提供一个征服约旦河西岸的借口。”

长时间的酝酿

征服新的领土以扩大国家疆域——首要任务是完成1948年战争的未竟之业，尤其是征服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这一思想不仅包括军事征服计划，还辅以善后的政治准备。这表明，即便战争被严格界定为“防御”战争，以色列也不会放弃趁机捞一把好处。因此，在1967年6月“预防性战争”的四年前，军事检察长（Milltary Advocate General）梅厄·珊迦（Meir Shamgar，未来将在1983-1995年间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接到命令，开始制定应用于以色列新征服领土的法典。拉隆告诉我们，早在1963年，以色列军队的军校学员和候补军官就被教授如何在被征服领土进行军事管辖的课程。1963年12月，总参谋长任命赫尔佐格将军为特别部队负责人，为占领约旦河西岸做准备。拉隆写道，从那时起，军事研究院就开设了军事管理被征服领土人口的课程，同时给军官们印发了关于此类行动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印了不少，当占领开始时，它成为法官和检察官们的标准配备。”

然而在1967年6月之前，扩大以色列边界的想法看上去只限于两个明确的政治运动。一边是民族主义右翼，坚持“伟大的以色列”和“坐拥约旦河两岸”的梦想。另一边是工党中名为“劳工团结”（希伯来语Ahdout Ha Avoda，英语Labour Unity）的领土问题活跃分子运动，他们从未接受巴勒斯坦分裂的事实。但是即便两个运动加起来，也仍只是少数人。

至于这一阶段由工党执政的以色列政府，在传统上分为“鹰牌”与“鸽派”。在这一语境下，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本人虽然是个鹰牌，但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所以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正如拉隆所揭示的，在1948年至1967年间，武力“收复”1948年未被征服的巴勒斯坦领土和进一步扩大以色列边界的想法持续萦绕在总参谋部的脑海中。此外，有趣的是，“劳工团结”派传统上在总参谋部中拥有超出比例的代表人数，以色列将军们开玩笑称呼这些复国主义政治家为“犹太人”，这个术语象征着后者仍然具有移民心态的先天“弱点”。作为回敬，这些政治家将年轻的将军们称为“普鲁士人”。

“以色列式武装政变”

当然，总参谋部的“规划”部门要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打算，从最明显到最不可能。但是，以色列一以贯之地坚持征服的逻辑并持续改进其计划——例如，（用公共汽车和卡车）疏散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人口的安排，在1967年6月被立刻付诸实施——毫无疑问地表明，正如霍德将军所言，为了扩大边界，“二十年来，总参谋部与规划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从未停止完善它”。这一计划无疑在任何时候都盘旋在以色列将军们的脑海中，尤其是1967年5月23日埃及封锁蒂朗海峡，这在以色列看来是宣战事件，给政府和总理列维·艾希科尔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压力，最终迫使其授权一场“预防性战争”。

如今，文件已经充分证明了开战前十二天内的压力。拉宾领导下的总参谋部坚定不移：如果以色列未能作出反应，它的“威慑能力”将受到无可挽回的打击。因为对胜利自信满满，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将军宣布，如果错失扩大国家的“历史性机遇”，政府无力承担其后果。“劳工团结”派领导人、内阁成员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提出“制造借口”开战。

艾希科尔并不情愿开战，而想要确定美国支持这一行动。魏茨曼将军在6月1日的午餐会上公开痛斥他：“艾希科尔！下令开战吧！……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现在就等你下令了。下令我们去战斗，我们将会赢下这场战争！”霍德将军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越快采取行动，我们的损失就会越轻，他向总理保证道。6月2日，艾希科尔屈服于沙龙所说的“以色列式武装政变”（a very Israeli putsch）。

极端传统派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加入内阁，同时加入的还有最狂热的速战速决支持者摩西·达扬。他直白地宣称：“两天后我们将会在（苏伊士）运河。”四天后，将军们会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六天后，他们将会在戈兰高地。很快地，一张照片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上：身穿制服的达扬和拉宾，还有乌兹·纳尔基斯（Uzi Narkiss）将军进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老城。盖伊·拉隆总结道：“这是一场将军们的战争，而且得胜了。”然后他们获得了回报：从1966年到1970年，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了四倍，从6.4%蹿升到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