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海峡对岸的冷战往事
当时的中山科学院仍直接隶属台湾军方，而所谓“第五研究所”就是核能研究所，直接负责台湾岛内核技术的研究利用工作，并秘密承担着核武器研发的使命。而叛逃美国的张宪义则是台湾当局重点栽培的核研究人才，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参与岛内的各项核研究课题，并曾在美国田纳西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根据张宪义本人的说法，他与美国中情局的正式接触始于1982年。当时中情局的官员以“公司”为掩护在各类学术会议上接近张宪义，对他讲：“我们公司对你的论文很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然后，话题就被引到中情局所关注的话题上去了。经过两年的观察后，1984年张宪义赴美访问期间被正式吸纳为中情局的线人。当时中情局安排他去了一家饭店，并在客房内对其进行了机器测谎。通过测谎后，中情局在台湾设立专门的行动小组与其配合。之后，张宪义与中情局在台湾的特工每隔两三个月便在士林夜市悄悄接头，传递台湾当局开发核武器的相关情报，例如重要采购项目、中科院与军政高层会议内容等等。
1988年1月初，中情局突然告知张宪义准备出逃至美国。其实，在此之前中情局已悄悄作了长达半年的准备工作。最终，选择安排张宪义用新加坡假护照从高雄单独出境，转道香港赴美。行前，他请中情局特工转交一封信给自己太太：“我现在在台湾，经过‘公司’安排，正准备从高雄飞香港，再从香港搭美国的联合航空飞到西雅图。我会在西雅图和你会合。整个行程，请一切听从李小姐（即中情局特工）的安排。”1988年1月9日，张宪义抵达西雅图。而他的太太与孩子先以旅游的名义前往日本，再马上转飞西雅图。之后，张宪义一家被转移到华盛顿特区附近中情局的“安全屋”（Safe House）。直到1月12日所长周仁章发现张宪义未按规定销假，这才察觉有异。此时的张宪义已向美国政府高层证实了他们对台湾当局核武器研发进度的猜测，而蒋经国就是在次日即13日上午听到了相关汇报。因此也就有了他因受此事刺激而引发当天下午大量吐血的说法。
尽管蒋经国去世，但美国并未放松对台湾核武研发能力的管控，而是趁岛内政治局势未定，将之一举摧毁。被里根召回商量对策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在返台前，曾特意找张宪义谈话了解情况。这次谈话后，丁大卫带着里根总统亲自拟定的协议书气势汹汹地回了台北。白宫要求丁大卫必须让台湾当局高层在这份“毫无谈判余地”的协议书上签字，承诺彻底放弃核武计划。用里根自己的话来说，丁大卫必须要在一周内让台北方面签字，“不然你就不必回来了”，态度之强硬可见一斑。当时继任的李登辉并不清楚核武研发的具体情况，因为此项目之前仅向蒋经国本人与军方领导人郝伯村汇报。他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在协议书上签字具结。蒋经国“头七”未过，美方就联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核查人员于1月18日突击检查了中科院核研所。由于有张宪义的指点，检查工作极为彻底，不仅没收了所有重要资料，也对实验室进行灌浆封炉作业。同时，运走反应堆中重水与核燃料棒，也砸光了相关实验机器，“连一根钉子都不剩”，甚至在拆卸过程引发了六次氢气爆炸。
至此，台湾当局研发核武器的迷梦终告破灭。
实际上，台湾当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秘密研发核武器，也成为冷战期间台湾当局政策抉择的一个缩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在国内新近出版的《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详细描绘了这个过程，并围绕“蒋介石与其领导的国民党当局，在亚洲冷战战场上所处之角色与地位”，深入探究了冷战背景下台湾当局的决策逻辑，为世人描绘了东亚冷战值得关注的另一个侧面。正如林孝庭在书中所指出的，以台湾秘密研发核武器为例，背后的动机是冷战背景下蒋介石对自身军事安全的焦虑。
然而尼克松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接近新中国，为此不惜逐年降低对台湾的军事防卫承诺。从国际战略来说，导致美国改弦更张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越战，二便是中苏冲突。首先，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用兵越南后，美国国内反弹之声骤起，约翰逊甚至因此失去了连任机会。尼克松政府最亟需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让美国从越南全身而退。在其看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自然有助于越战结束。其次，中苏因路线之争而反目，不仅同盟关系名存实亡，甚至彼此指责，最终恶化至武装冲突的境地。白宫将中苏关系恶化视为可以善加利用的重要事件，而拉拢中国可以改变美苏之间的力量格局。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认为台湾安全将陷入巨大危机，因此有必要继续推动核武研发，至少应保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用林孝庭书中的话来说，“此时台湾层峰的目的，与其说是在于真正使用核武器，不如说是在与建立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希望台湾未来在面对大陆以及美、中关系走向正常化等重大变局时，仍能保有一部分优势”。为此，台湾当局开始透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从欧美零星分散进口各类核设备以期规避美方的侦测。
然而，台湾当局在海外涉及核技术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监视。1973年，美国政府正式告诫台北尽速中止与核武器有关的秘密研发活动。蒋介石去世后，国际原子能总署技术人员在1976年8月对台湾民用核设施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内研究教学用重水反应炉中五百余克钸不翼而飞。得知此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将此消息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台北方面不得不狼狈应对，被迫发表声明，表示不今后不再采取与核燃料再处理有关的行动。1979年台美断交后，美国依旧没有放松对台湾当局核能力的监视与遏制，并且一直质疑台北所谓“不研发核武的立场”。有鉴于此，中情局才会秘密策反张宪义，上演核能所副所长“叛逃”美国的戏剧性一幕。
逃亡美国之初，张宪义及家人先定居在华盛顿特区附近，但很快就被台湾方面探知，又不得不秘密转移。冷战结束后，台湾方面不再追究叛逃事件。张宪义转去爱达荷州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工作。2000年7月，其“逃亡罪”正式过了追诉期，台湾军方随之撤销通缉令。2013年，张宪义正式从国家实验室退休。赴美后，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出于“两岸和平”、“台湾安全”的立场才向美方泄露台湾核武器研发情报，坚持所谓“有能力，但绝不制造核子武器”的原则。依照其本人说法，当时美国人对台湾发展核武的技术进展早已完全掌握。他只是在出席美国高层会议时，证实了美国之前的诸多猜测。
在整个冷战过程中，围绕秘密研发核武器的较量，只不过是台湾当局与美国之间一系列“暗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根据大量第一手档案、私稿，林孝庭为世人拼出了一副国民党政权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冷战末较为完整的战略决策图景。而这幅图景的复杂程度与真实面貌，很可能与过往认知大相径庭。例如冷战期间国共及两岸之间的关系，并非敌我意识分明或毫无往来，除了林孝庭在书中着重描写的两岸密使交流外，两岸在某些涉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件上，甚至持近似的立场，例如西藏问题。尽管蒋介石支持所谓“一切反共势力”，但他始终反对“西藏问题”国际化，更反对当年美国政府支持“藏独”的政策导向。
实际上，自1960年后蒋介石对美国的反感便与日俱增。先有肯尼迪政府阻止台湾国民党当局实施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后有尼克松政府改弦更张转而与北京接近。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苏分裂乃至爆发冲突，蒋介石便视其为“反攻大陆”的机遇。他担心如果台湾当局不采取军事进攻，那么美国可能会乘中苏冲突之机，公开宣示所谓“两个中国”政策，并迫使其彻底困在台湾岛上。至于美国人虽很早就意识到拒绝支持蒋介石重返大陆的军事计划，必然会让台北与华盛顿之间的互不信任与和误解的关系加剧，但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后，美国历届政府均不支持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的军事计划。纵然有百般不满，但蒋介石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不得不照妥协。对他来说，国民党当局成功与美国人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便意味着业已放弃在没有美国同意下单独进攻中国大陆的权力。
从实际效果而言，美国人之所以同意给予蒋介石防卫保障，不仅是为了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而且也是为了确保自己能有效控制蒋介石，迫使其在冷战格局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不会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布局。1963年5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记者发布会上就明确表示过：台湾当局在采取行动前，须先跟美国进行协商，因为进攻大陆会把美国卷进去。基辛格事后则这样总结道：“至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及安全承诺，不仅对敌对势力的直接进攻构成威慑，间接地阻碍颠覆活动，同时也约束了盟友的军事政策和联合行动。”
林孝庭在《困守与反攻》书中所揭示的，正是这段时期内美国与新中国、国民党当局之间诡谲多变的复杂关系。实际上，若站在更宏观的冷战格局来进行考察，甚至还能进一步探究北京、台北、华盛顿乃至莫斯科之间更微妙的合纵连横。例如1968年前后，蒋介石为挣脱美国的束缚并反制白宫接近北京的新政策，甚至转而积极与苏联进行秘密联络。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下他当时的心理：“我反攻复国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转机，方能开辟反攻复国之门径，否则如专赖美国，只有冻结我在台湾为其家犬，绝无光复大陆之望。”之后数年间，双方的官员、密使以及特工在墨西哥城、罗马、维也纳等地频繁接触，彼此试探并交换情报。而一位名叫维克多·路易斯，公开身份为旅英记者的克格勃甚至造访过台北并与蒋经国进行过会谈，讨论台北与莫斯科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无论蒋介石本人意愿如何，台湾当局始终是美国、苏联眼中的一枚“棋子”而已。然而，蒋介石本人在败退台湾后，仍心陷二战后与美英苏领导人并列成为“世界四大领袖”的回忆而无法自拔。他始终梦想再次成为与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平起平坐的“盟友”，故而始终以“正统政权”自居来推动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反攻。在冷战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中，无论是美国政府对台湾军事冒险意图的抑制，又或是之后苏联提出合作乃至怂恿其“反攻”，都不过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整体国际战略的策略而已，最终目的都是为各自真正的对华政策服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冷战发展至新阶段，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各大国之间合纵连横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从莫斯科到华盛顿又或是北京都不约而同地回归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而在蒋介石同样转而采取了功利主义态度，试图在冷战的“均势游戏”中借力自保，却终究不得不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