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道
栏目
  • 视频
  • 战疫
  • 时事
  • 财经
  • 思想
  • 生活
嵌入数字世界里的社会群像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杨海燕
2022-04-17 12:50  来源:澎湃新闻
{{newsTimeline.name}}
  • {{item.occurrenceDay}}
  • {{content.occurrenceTime}}
    {{content.name}}
全部展开
收起时间线
《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生活纪实》,数字原野工作室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生活纪实》,数字原野工作室编,南方日报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数字化无疑是这个时代影响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其最具革命性的创新在于,可以将物质世界中因时空分离而分割的各种元素用网络技术重新串联起来。在这个因网络技术串联而生的数字世界里,包含了无数的数字社会群像。
我的数字小世界
在澳门上学的我,在学习中通过zoom、腾讯会议以及微信等等网络渠道参加上课、小组讨论和来自国内外的学术讲座,同时通过B站,YouTube等视频平台获取一些知识与生活娱乐信息。生活中,微信视频将我和分布在江苏、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家人们串联在一起。闲暇之余,我还制作一些小视频上传到微信的视频号与B站和网友们分享我求学生活的趣事。
我自己的求学生活正是这个广袤的数字世界中的一个节点,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细胞”。每个嵌入在数字世界里的个体,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微型数字小世界,而整个数字世界正是由这些微型数字细胞通过网络技术串联而成。《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纪实》让我跳脱出自己的数字世界,看到当下中国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数字生活。
数字世界中的社会群像
《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纪实》 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41个数字小世界。这41个故事涉及的群体范围非常广泛。它不只关注中国人的数字生活,还涉及到不少外国人士;既有自学程序的野生码农,也有不同领域的博士人员;除了中青年,老人和小孩的数字生活也是其关注的对象;最令人触动的是,这份数字群像中还包含了盲人群体的数字生活与网络梦想。正如我自己的数字小世界一样,不同的个体嵌入数字世界中的方式、内容与目的各不同相同。这41个故事,分别从五个方面描述了社会个体嵌入到数字世界的过程。
第一部分讲述了数字世界中的工作与职业。当互联网成为新的发展机遇时,它不仅成为众人向往的就职目标,还为不同个体的工作生涯开创了新的机会。由互联网发展带动而生的广泛的小程序需求,为不少非科班出生的程序员实现编程梦提供了机遇。曾经的办公室杂活人员和木匠,最终因自学了编程组建了团队,开创了自己的公司。从这些励志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的造梦神话在底层人员身上也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同样在盲人程序员身上也得到体现,他们不仅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自己的编程梦,还将互联网世界带进盲人的世界中。还有的人因自己的推广,使得东北的某小镇成为当地最先普及二维码支付的地区而自豪不已。除此之外,退伍的老兵不甘于原有的职业路径,带着其他的老兵利用互联网带来的商机创业,以此来改变原定的人生路径。而一家小造纸厂因为使用了电子化的运作模式而得以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互联网在生活与文化领域的进一步渗透,也为不同的个体提供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疫情而无法去香港读博的女博士,为了维持生存,成为广大外卖群体中的一员。生存得以维持,可是长期和以男性为主导的外卖员一起工作,女博士自己也逐渐“日化”,慢慢习得了男外卖员们的“日言日语”。对于“数字零工”而言,数字世界让他们有机会成为自己的老板,只为自己工作。可是,为了维持与受众群体之间的长期互动,其实他们只为自己工作的现实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由。
最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渗透到国家的治理工作中。疫情下,中国的以“码”抗疫模式的顺利运行,靠的是技术团队的全力运作与不断优化升级的后台系统。早出晚归的网格员,其工作模式也依靠一套独特的网络系统进行。这二者都是中国数字化治理网络中的某个小节点。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数字世界从中心区域进一步下渗到边缘地区与不同群体的工作、生活交织的过程。曾经作为“小镇做题家”的青年,进入大学之后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校园生活里开创自己的互联网创业梦,推动了校园生活的数字化进程。可是,在中国的互联网领域,巨头企业早已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格局下,他们也在艰难的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互联网带来的公众号、线上咨询等渠道为小镇上的人们规避熟人空间得以找到一个寻求心理咨询的入口,而不少家长想要从这里寻找解决青少年问题最后的“解药”。
当数字社会进入到乡村之后,农学博士在这里看到了改变乡村振兴的新契机。而对于不少在日常生活中其价值与美被遮蔽的乡村女性而言,她们得以在直播空间中重新获得一些完整的自主性与个体性。直播不仅可以为她们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收入,还能让她们在直播中展现自己,也能体会到被赞美的高光时刻。对于残疾人来说,他们因身体的不健全只能依附家人生活。尽管他们拼尽全力想要显示自己的有用性,可依然受尽了白眼与歧视。直播进入乡村生活,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依靠自己独立谋生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线上平台结识有着共同遭遇的人,成为彼此的开心与力量源泉。悬崖村的独特性使得其一度成为现代中国贫困的奇特景观,吸引不少网友的好奇与关注。悬崖村的不少年轻人借此契机,依靠在直播平台中为广大网友展现悬崖村的奇观而获取收入。在政府的干预下,直播平台中的凉山奇观也从一种卖穷卖惨逐渐转向营造扶贫之后的美好生活景象。
继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人员广受关注之后,卡车司机也成为与数据平台交缠共生的重要群体之一。卡车司机依靠数据平台获取订单,同时平台根据所获取的货车司机的路线信息,得以针对性的对货车司机进行压价。数据平台的介入,瓦解了货车司机交易谈判的主动性,使得他们逐渐弱化为一个被动的承接运输任务的劳动者。而曾经部分地区实施的驾驶室安装监控系统的措施,不仅增加了卡车司机的经济负担,而且监测不准等问题会给卡车司机的工作与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卡友群体依托微信和直播等平台,使得他们的自组织程度得以不断扩大,协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互助日渐增强。有了一定规模的自组织协会,他们可以依托群体的力量进行集体讨债、生活互助以及法律援助等,依靠团体自组织的力量来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境。随着卡车协会主席成立自己的运输物流公司,在自己人中承接部分卡友的需求,卡车协会实现了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再到团结经济的转变。
第三部分讲述的是数字化的媒介与平台进入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的生活后,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激荡效果。在网络技术与存储技术大力提升的加持下,银行的业务办理模式实现了从线下转为线上的转变过程。当银行开始广泛推行线上办理业务模式,这对于很多不能亲自到银行办理业务的老人而言,他们也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可以在线上完成需要办理的事务,无需亲自到场。当网购、微信、二维码等这些看似专属于年轻人的网络装置成为时代主流时,老年人与这些装置的互动充满了可爱、怀旧与傲娇等各种场景。年轻时获得各种先进表彰的奶奶,因商场二维码的阻拦而暗自退在一边,甚至立下“永不使用智能手机”的flag来与这个对她不友好的数字时代较劲。最终,因防疫要求她每天必须在微信中填表报体温,使得这个奶奶以请孙女吃肯德基作为交换,让孙女教自己使用智能手机。而那些懂得使用这些新潮东西的老人便成为老年人群体中的宠儿,采用网购渠道购买钓鱼竿的爷爷获得了来自同伴的羡慕,从此以后他成为老年朋友的网购代理人。最让人触动的是,一个奶奶安装微信的初衷是想和去世的老伴说说话。尽管她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可最终她建立了和孙女之间的视频互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失去老伴之后的孤寂。可是,社区里的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展现出了数字时代对老年人不友好的那一面。课堂上的扫码付款这一数字化支付方式难倒了不少老人,尽管老年人用上了智能手机,可是他们依然深受手机卡顿、内存不足等问题的困扰。而传统的纸媒报纸也在数字媒体的冲击下难以维持持续给社区送报的服务,只留下焦急等待却无报可看的老人。当卖菜的老人不会使用二维码收款时,他们卖菜获得的收入却进了子女的腰包。在这样的情景下,技术的发展反而成为了助推代际剥削的工具。
其实除了老年人,年轻人也会面临与数字世界缠斗的问题。一个三孩的妈妈为了和手机争夺孩子的学习与教育时间,选择辞职在家教育孩子。最终,这个妈妈放弃了让孩子与手机完全隔绝的办法,与数字世界达成了和解。她一方面因孩子过度沉迷网络世界而焦虑,另一方面因孩子在网络世界中获得独特而系统性的影视信息而感到欣慰。而另外一些父母,尽管感叹手机害了孩子,可是网络世界也成为这些父母在艰难的日常生活中唯一获取一些放松与愉快的地方,他们难以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来减少孩子对手机的依赖。在现实世界中失恋的年轻女孩选择在网络上下单一个“虚拟男友”来宽慰自己受伤的内心,她们非常清楚这种服务的虚拟性,可依然将其作为暂时倾诉的对象。而提供“虚拟男友”服务的一名男性,则在不断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份模式化的工作对自己真实情感的影响,最终退出了这个行业。对于疫情期间的海外留学生而言,数字网络成为了承载他们学习、生活的唯一渠道。在线上上网课、参加小组讨论和毕业典礼,同时依靠线上平台采购物资,与家人保持联系与互动。尽管疫情的冲击使得大多数的互动都要隔着屏幕进行,而这屏幕也催生出了不同以往的感动与矛盾时刻。
第四部分讲述了本土文化与数字世界之间的关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为之自豪的象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以寻得传统文化的踪影。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专业人士,最终将传统文化移植到游戏的世界中,使之在游戏的世界里成为一种常态化、活的文化景观。在不同的游戏中,长城、故宫、着岩彩的飞天替代了西方元素对游戏世界的主导。从此,游戏界也有了中国风这一类型。对于那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年轻人来说,直播、小视频以及影视播放平台等等数字化载体一方面成为了他们了解其它文化的主要媒介,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媒介他们可以在异地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建立连接,在异乡也能以“在场”的方式沉浸在本民族的文化氛围中。而对于大理剑川的白族而言,直播和小视频等平台,成为了他们“复兴”白族传统的对歌这一文化活动的新空间。
随着电竞游戏日渐专业化与竞技化,一些电子游戏在中国的污名化也被慢慢去除。电子竞技日渐发展为一项独立的产业之后,成为不少电子游戏爱好青年的理想去处。在广州的一所技术学院里,以往被视为“不学无术,沉迷游戏”的“坏孩子”在这里找到了为梦而战的空间。在这里,作为业余爱好的打游戏变成了一项专业,对有些人来说少了些许乐趣,多了更多追求卓越的压力。而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他们锻炼在幕后举办赛事的演练场。然而,并不是所有热爱电子游戏的人都有一个电竞梦。在另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大多数情况下,沉迷电子游戏的青少年群体主要是初、高中升学阶段的孩子。从这种角度来看,电竞游戏只是一种让这些充满压力的孩子逃离负面代际关系与充满内卷的现实社会的一个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在游戏的特殊设定中,他们可以获得犹同吸食鸦片一样的感官体验。
第五部分讲述的数字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跨国传播。因经济困境而被迫来到中国的日语老师,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中不断被本土化,并且将中国作作为其价值得以实现的国度。老师在网络课堂中向中国学生传播日语与日本文化,而其生活方式却不断中国化,“能喝酒,爱吃辣,又能熬夜”。同样来自日本的自由导演,作为南京女婿,通过纪录片和直播的方式向外传播中国的饮食、文化以及在中国的日本美食与生活。来自英国的美食家,因喜爱四川美食曾跑遍成都最地道的川菜馆。疫情期间,远在英国的她将在朋友圈分享中国菜谱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同时还给防疫人员送自己做的中式素食餐,给邻居品尝自己做的中国菜。作为一个将自己的饮食和味蕾打上“中国籍”的美食家,其在日常生活里无形的传播了中国的美食文化。喜爱上海老街充满生活气息的法国姑娘,在上海的老城区游荡的期间,不断记录和传播了上海本土的生活文化气息。而她正计划将自己的游荡计划发展为一项国际旅游项目,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士来上海游荡、体验和观察上海文化。同时,中国的年轻人也在不断走向海外,将中国制造的产品传向海外。去尼日利亚卖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靠外形完胜其他品牌的电脑快速占领市场,结果却败给了后期的维修问题。笔记本创业失败之后,这位大哥又在当地组建非洲版的“链家”,将中国的租房市场文化带到尼日利亚。除了中国的商业模式外,随着他们到达尼日利亚的还有中国企业的管理文化。这些人作为“桥接群体”,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元素和感受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结语
《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纪实》是一本由非虚构写作者、青年学者、科技领域从业者等集体创造而成的纪实著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41个不同的数字故事拼接而成的数字群体画像。这种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来展现中国数字社会的发展极其带来的好处与问题的方式,特别注重社会个体与社会发展交织时的主体性,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数字社会的多样性与多意性。这种呈现方式赋予了数字社会这一概念更为丰富的经验内容与生活感知,更能让读者从这些丰富的经验描述中理解数字社会对不同个体的意义。
同时,这些经验故事又是不同作者笔下的产物,深受这些作者自身对数字社会的态度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从这41个故事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同作者对数字生活持不同的认知与态度。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他们笔下的数字化人物或者数字社会是一种积极、先进而又美好的状态,可见他们更多的将数字生活与数字社会看作是一种必然的好的社会生活形态。另外,有一部分作者通过呈现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来反思这一过程带来的“数字鸿沟”“家庭内的代际剥削”以及“家庭教育困境”等社会问题。也有作者指出数字化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数字化的理念,正如游戏并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我们的游戏理念一般。还有作者指出,少数民族文化的媒介化过程并非数字化时代所独有,其实在不同的时代,人们都会寻找对应的媒介来传播本民族的文化。这是《有数:普通人的数字纪实》带给读者的另一个独特之处,不仅呈现出故事的多样多意,作者群体自身对于数字化进程这一经验现象也持非常多元的态度。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可以通过多样的经验现象与持多元态度的作者群体进行对话。
最后,数字化显然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其从本质上进行批判与否定显然对改善其发展趋势意义不大,而一味为其唱赞歌也无助于将其导向“为了人的发展”这一目标。我们期望更多基于经验世界的作品的出现,以及社会各界基于经验事实就此开展广泛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更好的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进而服务于科技向善的目标。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