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夫脱：美国历史上唯一当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总统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素来以履历丰富而著称。188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后当过报纸记者、助理检察官、税务官、律师、巡回法庭法官、司法部副部长、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此之后，塔夫脱连续得到两任总统的重用。先是麦金莱总统在1900年任命他为菲律宾总督，接着他又担任了战争部部长，并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青睐，钦定为接班人。

若论履历之多样与奇特，许多总统都不输塔夫脱。亚伯拉罕·林肯曾经是船员、土地测绘员、律师，安德鲁·约翰逊先后当过学徒、裁缝、市长和州长，赫伯特·胡佛就任总统之前当过工程师、救济专员、商业部部长。不过，塔夫脱的履历上有一样却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既当过总统又当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人。而且，他干得都挺不错。

飞升的仕途

塔夫脱家族是美国著名的政治世家。威廉·塔夫脱是这个政治世家的第二代，他的父亲阿方索·塔夫脱当过司法部部长和战争部部长；儿子罗伯特·塔夫脱是著名的“共和党先生”，曾经三次竞选美国总统，可惜均以失败告终；重孙子鲍勃·塔夫脱则当过俄亥俄州州长。时至今日，塔夫脱家族仍在辛辛那提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成长于名门世家的威廉·塔夫脱应该从小就娇生惯养，不食人间烟火。但事实并非如此。父亲阿方索虽然在格兰特总统的内阁官居要职，但以当时的公务员薪水，抚养一家大小，并非易事，其对孩子的教育也就十分严格。

威廉·塔夫脱出生于1857年的辛辛那提，有四个兄弟。在少年时期，塔夫脱并不以聪慧而著称，他的刻苦勤奋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一位大学同学曾说，塔夫脱之所以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他是最聪明的那个，而是因为他是最勤奋的那个。事实上，后人对他的政治生涯的评价也是如此，勤奋但保守，缺乏创造。

与同时期的许多精英子弟一样，塔夫脱也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辛辛那提商报》做记者，负责法律方面的报道。报社总编对他极为赏识，给他加薪，要他继续工作下去，但遭到塔夫脱的拒绝。不久，他就辞去记者的工作，当上了汉密尔顿县的助理检察官。这是他第一次与司法部门结缘。仅仅过了一年，他就接受切斯特·阿瑟总统的任命，在国内税务署就职。1883年，他辞去税务署的工作，重操旧业，与父亲的搭档一起开展法律业务。

虽然暂时辞去公职，塔夫脱在仕途上的迅速上升势头并没有受到影响。1885年，他成为汉密尔顿县的助理法官，同时继续自己的法律业务；1887年，他以绝对的优势获选为俄亥俄高等法院法官；1890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892年，他被任命为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直至此时，塔夫脱的职业生涯仍然是在司法分支之中发展，而且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但在1900年，命运忽然转了一个大弯。麦金莱总统让塔夫脱到刚从西班牙手中夺得的菲律宾担任总督，从此改变了他的发展方向。由于在菲律宾的出色政绩，他在回国之后又担任了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战争部部长。

罗斯福对塔夫脱极为赏识，认为他是继承自己的进步主义事业的最佳人选。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塔夫脱顺利成为190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并且以绝对的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成为美国第27任总统。

不情不愿的总统

顺利当上总统，实现美国梦，按理说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对塔夫脱来说却不是。他对总统职务兴趣索然，甚至称得上是深恶痛绝。根据塔夫脱的传记作者亨利·普林格记载，塔夫脱曾经表示，“政治让我感到恶心，”总统竞选期间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日子”。

对于塔夫脱来说，总统是一份不得不去做的工作。一方面，他的杰出政绩吸引着同僚与外界的注意，舆论推动着他向此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的家人也十分期盼他完成这个梦想。1906年，外界风传塔夫脱即将赴最高法院担任陪审法官。密友询问他17岁的儿子罗伯特·塔夫脱，是不是他的父亲要到最高法院当法官，小塔夫脱回答：“不。妈妈希望他去当总统。”

然而，在塔夫脱的内心深处，最渴望的职位却不是美国总统，而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甚至当上总统之后，他仍然不改初衷。在白宫岁月里，塔夫脱曾有一次在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铜像前驻足停留。朋友问他：“你想成为他还是总统？”塔夫脱立即回答：“我肯定会选择成为马歇尔，而不是其他美国人，除非是华盛顿。不过，就算那样，我想我还是会倾向成为马歇尔而不是华盛顿。”

塔夫脱想当大法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且他也不是毫无机会。在担任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法官期间，他的杰出表现让州长福勒克大为赏识。1889年9月，由于斯坦利·马修斯去世，最高法院的法官席位空出了一个。福勒克立即给哈里森总统写去一封推荐信，力荐塔夫脱入替。他在信中说：“（塔夫脱）是一个身体强壮、审判明确、处理得当的人，在任何方面都十分适合这个职位。”哈里森没有听从福勒克的意见，但这确实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就安排塔夫脱担任司法部副部长。

1902年秋，塔夫脱正在菲律宾担任总督。西奥多·罗斯福发来电报，邀请他进入最高法院担任助理大法官。这是他第二次获得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但这机会却来得尴尬。他在菲律宾过得十分愉快，觉得工作刚刚做到一半，不能就此离去。家人也不支持他接受大法官一职。妻子坦言，如果让我在这个年龄去当大法官，我会感到十分失望。母亲在他拒绝罗斯福的邀请后，称赞他干得好，说他是要成为美国总统的人，这个时候去做法官就是浪费青春。

罗斯福之后连续发来电报邀约，塔夫脱内心十分挣扎。他对友人坦白，一直都渴望成为法官，但又不得不失去这次机会。他本以为此次之后，再无机会进入最高法院，没想到晚年竟然如愿以偿。

机缘不断

由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许多总统终其任期都没有得到任命大法官的机会。塔夫脱虽然一直与大法官职位缘悭一面，担任总统期间却任命了多达6位大法官，其中还包括一位首席大法官，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但这或许说明他与最高法院始终有缘。

1909年，就职总统不到一年的塔夫脱就得到了两次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第一次，他选择了66岁的霍勒斯·勒顿来填补佩卡姆大法官留下的空位。有趣的是，仅仅在四个月之前，塔夫脱才批评了最高法院的老迈，回头他就任命了一位高龄法官，不免令人觉得他自相矛盾。

此后不久，由于首席大法官梅尔维尔·富勒去世，他又得到了一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而且这一次是至关重要的首席大法官。他本可以任命年轻的查尔斯·休斯，但他最终选择了与勒顿一样年迈的爱德华·怀特。他说：“休斯很年轻，可以等一等，如果他在法官任上有所成就，我还是能够任命他的。”没想到这次任命竟然成为日后塔夫脱入主最高法院的关键。正是由于他选择了年事已高的怀特，而不是年轻的休斯，仅仅在十多年之后，首席大法官的席位就再次空缺出来，才让塔夫脱得以替补进入最高法院。

在签署怀特的任命的时候，塔夫脱对他的司法部长说，“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当美国的首席大法官。但我不得不面对这个讽刺的事实，想要这个职位的我，如今将要签署另一个人的任命。”

这一讽刺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三次，因为之后塔夫脱还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的助理大法官。但这三位大法官都不是特别理想的选择，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其中的一位，拉马尔大法官，有评论者说，他“即使被人记得，也只是被子孙记得罢了。”

塔夫脱对自己的任命十分满意，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势力得到了巩固，将能保护宪法免遭西奥多·罗斯福带领的进步运动的攻击。1912年总统大选，立场保守的塔夫脱与罗斯福决裂，导致共和党元气大伤，才让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渔翁得利，当上了总统。

塔夫脱对于最高法院的调整，后来结下了硕果。在十多年后，塔夫脱将会带领成为这批他亲自任命的大法官的带头人。

当机会来敲门

1920年圣诞节前夕，刚刚当选总统的沃伦·哈定与塔夫脱共进早餐。吃着牛肉脯、华夫饼和土司面包，喝着咖啡，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当话题转到新一届内阁人选的时候，哈定忽然问塔夫脱：“你愿意接受最高法院的一个席位吗？如果你想，我可以给你安排。”

塔夫脱闻言吃了一惊，几乎说不出话来。不过他随即表示了兴趣，但是有前提条件。他说：“我已经当过总统，也任命过好几位大法官。如果让我去最高法院就职，我只会接受首席大法官的位置。”哈定一口答应。

第二年5月，首席大法官怀特因病去世。哈定并没有立即宣布继承人。原来，他之前不仅答应过塔夫脱，也给过前参议员乔治·萨瑟兰承诺。此外，他也想给威廉·戴一个半年的大法官任期，好让他能够光荣退休。

塔夫脱为此感到忐忑不安，幸好他在政界人脉极广，支持者甚众。哈定周围的小圈子有许多来自俄亥俄的政客，都愿意为他游说。一个月之后，哈定终于宣布任命塔夫脱为新任的首席大法官。塔夫脱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总统。

尽管上任的时候已经64岁，尽管表示自己正在“变得老迈、迟钝，不够敏锐，”但是塔夫脱并未表现出任何的衰退迹象。相反，他在最高法院展现出超人的工作热情和领导能力。他终于摆脱了讨厌的政治生涯，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那个位置。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白宫岁月是令人忧愁的，但在最高法院的日子却是“无比快乐的”。1925年，乐在其中的塔夫脱如此写道：“事实上，在我当前的生活中我想不起自己曾经是总统。”

布兰代斯大法官感到十分不惑，“为什么一个如此优秀的大法官……作为总统却会如此糟糕？”旁人回答说：“理由很简单。他厌恶当总统，但是当首席大法官对他来说完全是快乐的。”

最“讲政治”的大法官

塔夫脱被称为“美国最‘讲政治’的大法官”，原因是他往往倾向利用政治手段以及与国会的良好关系来推进最高法院的改革。

塔夫脱上任之前，最高法院已经很久没有经历重大的变革。由于州分数量和人口的日益增加，相关事务愈加繁琐，大法官被积压如山的卷宗包围，即使日夜辛劳，要把所有案件处理完毕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外界对此并不了解，因而常常抱怨最高法院效率低下，浪费公帑。

塔夫脱的应对方法是推出《法官法》。根据《法官法》，大法官有权把绝大部分普通案件挡在门外，只有那些关涉重大、尤其是关乎合宪性的案件才能进入最高法院。用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话来说，如此一来，大法官真正“成为自己家里的主人”，最高法院现在能够“将其管辖范围限于那些有关合宪性的问题以及其他实际上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问题。”

通过此项法案并不容易。塔夫脱上任伊始就已经开始法案的制定，但却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可以说，如果没有塔夫脱的领导和游说，这项法案的发起和通过都将遥遥无期。

为了提高司法审理的效率，塔夫脱还说服国会另外增加24个联邦法官的席位，以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同时，他还促成了巡回法院资深法官会议——即后来的美国司法会议——的成立。最高法院借此向各地派出自由的巡回法官，处理地方案件。同时，在塔夫脱的努力下，各州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联系和合作得到强化，最高法院真正成为司法系统的塔尖，首席大法官成为塔尖上的首脑人物。

塔夫脱利用其丰富的经验，重塑了最高法院的行政管理功能，使司法体系成为其他两个权力分支一样高效率的存在。他把首席大法官的管理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即使与所有前任相比，塔夫脱行使的职权都是最大的。

最高法院的新家

塔夫脱给最高法院带来的另一项遗产是一栋新的办公大楼。

说来离奇，同为三权分立体制中的一支，行政与立法分支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而且气派恢弘。但是，最高法院却常年漂泊不定。1800年，美国定都华盛顿，各大机构纷纷迁入新都中的新家，唯独最高法院无家可归，只好借用国会大厦的一间议事厅，作为自己的办公之地，而且一住就是一百多年。

随着最高法院的重要性日渐显现，事务越来越多，老旧的议事厅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就曾抱怨这个地方通风和照明都很差。位于国会大厦地下的会议室尤其受到大法官们的埋怨。首席大法官休斯曾说：“房间过热，空气污浊……我猜想，没有哪个高等法院拥有比最高法院还要少的便利设施。”

塔夫脱对此早有意见，此前担任总统时就曾建议修建一栋新的办公大楼。不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对此敝帚自珍，觉得此地虽然鄙陋，但是绝不乏尊严和传统，离开它简直就是亵渎传统。

上任首席大法官之后，塔夫脱旧事重提。他告诉一位参议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座大厦……作为位居司法机关首位的主要实体。”1929年，在他经年不缀的游说之下，国会终于同意通过拨款，修建一座最高法院的永久住所。

塔夫脱极为热衷，从选址到建筑师人选，事事亲力亲为。1927年，塔夫脱给侄子写信说：“我祈求自己在最高法院呆得足够长，以便能够看到大厦竣工。”可惜塔夫脱未能如愿以偿。大楼于1932年动工，直至1935年方才完成。此时塔夫脱离世足足五年了。

时至今日，最高法院大楼已经成为美国司法的象征。这栋建筑宏伟非凡，其设计本意是将此地打造成法律的神圣场所，使大楼的规模与最高法院的名望和尊贵相匹配，因而模仿希腊神庙的科林斯柱式风格，以大理石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曾在1960年代主持大楼翻新工程的伦奎斯特如此形容最高法院大楼：“（西）大门的圆形门廊之下是通往最高法院大楼的入口，两尊巨型大理石坐像坐落两侧。圆形门廊由16根科林斯式巨型大理石圆柱拱立起来。圆柱之上的门楣中镌刻着众所周知的一行大字：‘法律面前司法平等’。大门的上部是一组浅浮雕雕塑。大楼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一座宏大的希腊白色大理石神殿。”

从记者到总统到首席大法官，塔夫脱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人们对他的总统任期评价不高，在各种总统排名中，一直把他排在二十多名的位置。即使当上最想做的首席大法官，塔夫脱也未必在司法方面有多少建树。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重要判决，例如1922年的童工税案和1923年的阿德金斯案，其保守态度都受到后人的抨击。然而，我们必须明白，最高法院主要是一个政治机构。它的工作不仅仅是让少数几个伟大的法学家青史留名，而更多是管理司法分支，协助联邦的良好运转，就此而言，这位先当总统然后当首席大法官的先生贡献至大，称他为“美国司法管理之父”也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