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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讲座︱高默波:看待前三十年,必须考虑冷战国际环境

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2017-08-15 09:29  来源:澎湃新闻

6月16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高家村》作者高默波,为上海大学的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制约,还是反制约:1960年代中国的发展策略与国际环境》的讲座。
关于讲座主题,高默波做了这样的说明:制约的意思,是说中国国内——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策与策略的发展,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既与他的研究对象高家庄有关,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有关,也与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研究有关——因为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恰恰涉及上世纪六七十时代中国国内的政策与发展策略。
讲座的开头,高默波以自己长期工作和生活的澳大利亚为例,说明国际环境对国内发展的影响:澳大利亚国内的良好经济形势,与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强劲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由于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需求,以及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使得澳大利亚能够不断向中国出口钢材、牛肉、葡萄酒、奶粉等商品。
此后,高默波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居民留下的最为深刻的记忆,就是匮乏和饥饿,尤其是与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相比,这种匮乏和饥饿的记忆显得尤为突出。但是事实上,与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印度相比,中国在人均寿命、识字率、妇女解放程度与人均粮食消耗量这些数据上都占据优势。
高默波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大陆与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进行比较,必须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纳入考虑。香港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冷战时期作为中国大陆对外交流的中转站地位。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则得益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时期获得的来自美国的支持。与它们相反,中国在冷战时期遭到了全面封锁,与外界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被切断,最后又与苏联决裂,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三线建设应运而生。高默波认为,三线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国家安全:为了应对来自苏联和美国的核威胁。无论是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还是将工业基础设施转移到内地,都是出于这个考虑。而发展这些工业的资金积累,则来自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发展需求下降,轻工业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也就迅速改善。高默波说,这一战略决策的转变,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尤其是与美国改变对华策略有关。而美国改变策略,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这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另一个原因,则是需要联合中国来共同制约苏联。
高默波说,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饥饿现象,现在有很多解释。按照经济理性主义的解释,是因为当时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所谓的“大锅饭”、“铁饭碗”,导致了出工不出力的偷懒行为,从而使得农村生产力下降。高默波对这种解释提出了异议,就他在高家村的亲身经历来看,高家村的村民并没有因为集体所有制而偷懒,劳动同样很勤奋,“高家村三百多人,分为两个生产队,大家都是亲戚,谁偷懒谁不偷懒,清清楚楚,每年开一次民主评议会,每一个人的劳动态度,出不出力,能不能干,都是要评分的,分数由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生产队根据分数来分配产品,另外,还会按照人口分配基本口粮”。
高默波认为,当时的农村生产力之所以上不去,有着复杂的原因,技术原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用农家肥去种地,产量是很低的,化肥投下去效果就立竿见影,但是当时没那么多化肥”。他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改善以后,得以进口生产化肥和农药的设备,粮食产量才迅速提高,“经济理性主义解释看起来行得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最后,高默波总结说,任何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到国际环境,这里面存在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也就是怎么在大环境的制约下来制定具体的国家政策,“明确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对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后时代以及三线建设,做出合理的评价”。
采访Q&A
您在讲座中引用了自己的著作《高家村》,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之后,争议很大,不知您看过这些批评没有,想过要回应吗?
高默波:
我看了一些。我没有想着要回应,但是我最近看了一篇长篇书评,我还是想回应一下的。我可能在《高家村》新版的序言或前言里面进行回应。
那么,您的具体看法是什么呢?
高默波:
就拿那篇比较长的书评来说,有些地方这位书评的作者有误解,没有理解我的意图。误解的原因可能出在英译中上面,我那种微妙的反讽口吻被译丢了。很多人认为我是在辩护,其实不然,我对两边都有批评。但是,他们说我上大学走后门,这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他们应该严肃一点,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至于中国农村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提出的意见的确很尖锐,我们应该看到,左翼的、同情革命的人,中国、西方都有,只不过中国叫进步,西方叫激进。他们也认为,要解释和评价中国的问题是有难度的,比如怎么看待大跃进,怎么看待三年饥荒,还有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里面的很多问题是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还是认为,研究这段历史,不能纯粹从个人经历出发,还是要看到整个大的框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国际上的反共反华是一种潮流,国内有些讲法其实是迎合这种潮流。西方的左派也不认同这些讲法,认为这是迎合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种倾向,但是不太如意。我在西方被认为是站在中国政府立场上的,在中国被认为是与“前三十年”的立场保持一致的。但是,什么叫做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呢?中国政府有很多个面向,很多种政策,这样说太笼统了。我做了很多年孔子学院院长,也一直受到攻击。有个网站叫Chinese Politics,各个驻华记者、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有名的研究中国的人都在上面。经常是我一个人跟许多人争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关于毛泽东的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很强的。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考,应该放在冷战的背景之下?
高默波:
这是在我到西方生活和工作之后。最开始,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也误以为西方说的那一套东西是普适性的真理。但是在西方待久了之后,这套思想背后是有西方自己的利益的。很多人对我有误会,认为我盲目崇拜毛泽东,我做的研究也是为了给五六十年代唱赞歌。其实不是。我只是一贯坚持独立思考。我十三岁时就作为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了。当时其他很多人都激动得哭了,但是我在现场就很冷静。对我来说,坐火车去北京都比这件事情更让我激动。实际上,在我心目中是没有英雄的。但是,从我个人在农村成长的经历出发,我认为,中国国内对五六十年代的有些批评做得过分了,跟我熟悉的现实太不一样了。
您是怎么对小三线工业建设产生兴趣的呢?
高默波:
这也是受到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老师研究的影响。为什么搞小三线建设,其实还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太恶劣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快写完了,总共十二章,涉及大跃进、“文革”、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这些方面,叫做知识的制造和消费。很多人一看,知识怎么制造呢,又怎么消费呢?我主要关注的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之下,关于中国的不同故事是如何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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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饶佳荣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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