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与南开系列学校的不解之缘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南开校长张伯苓曾说过：“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作为南开系列学校（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最杰出、最知名的校友，所经诸事不由得引人注目。
结缘南开中学
“天津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乡。”周恩来曾如是说。天津是周恩来革命的起点和收获爱情之地，而“我是爱南开的”一语，几成箴言，广为流传。青年周恩来在天津的时间，奠定了他之后的人格魅力和处事能力。
那么缘从何起呢？1910年春，周恩来十二岁，因家道中落，他前往东北奉天(今沈阳)，同在奉天度支司俸饷科任科员的伯父周贻赓一起生活。先入奉天银州（铁岭）银岗书院就学半年，秋季入奉天府第六两等小学堂高等丁班学习(后改名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就在这里，少年时代的周恩来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
1913年2月，周贻赓调任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15岁的周恩来便随之来到天津。同年8月16日，报考了当时有名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并被录取，8月19日报到入学，编在一年级乙三班(后改为丁二班)，学制为四年。
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载：周恩来早年“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在津的周恩来生活是充实的，自考上南开中学后，他潜心立志，决心做到五个“不虚度”，即：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
在读期间，他曾担任过校演说会副会长、国文会干事以及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等职，成为天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
1914年11月，南开中学成立了新剧团，周恩来擅长演新剧，往往技惊四座。在他的毕业评语中，有如斯评价：“君于新剧尤其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周恩来写过许多提倡新学，提倡民主与科学之类文章，据可见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在《敬业》、《校风》、《南开星期报》等刊物上共发表文章二十五篇，其中论说文十二篇、小说、小史、剧本、游记、杂记、编志、翻译等各种载体文章十三篇。此外，还有纪事一百三十七则、笔录三篇、诗歌六首。据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对周恩来介绍：“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学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
1915年冬，他在作文《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写道：“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渊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强烈的爱国情愫和危亡意识溢于言表。
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才华横溢，入学第二年，经老师推荐，学校破例免去了他的学杂费，成为全校当时为数不多的免费生，这种情况在私立学校是极为罕见的。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优良成绩从南开中学部毕业，毕字319号，为第十次毕业生。毕业分数为八十九分七二，并获“国文最佳者特别奖”。
远涉东洋求真理
1917年9月初，周恩来作诗一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既感于毕业之情愫，又指代自己下一步的路途。时代潮流推动着先觉者拿起武器打破枷锁，不断求索历史的真理。10月，周恩来经由沈阳东渡日本求学。
一个时代的事物总有时代的特点，在新旧转轨之际，那些救国之知识分子的总在不断寻求适合拯救中国机体的“药方”。改造现实是以周为代表学人的首要追求，在日本的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周恩来并没有沉溺于书本，也无意于寻章摘句，他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
彼时之日本，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广泛影响，周恩来的民主、科学思想也来源于此。1919年1月，河上肇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从第一期起，就连载了他写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周恩来赴日后不久，即成为此刊读者。“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4月5日，他在京都写下了《雨中岚山》的诗篇，诗中写道：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然而周恩来在日求学并不顺利。1919年春季，他从友人口中得知南开将设立大学部，稍加整理之后，欣然回归天津，“返国以图他志”。翻阅南开大学馆藏档案和《周恩来年谱》可知，1919年（民国八年）9月5日、6日，周恩来入南开学校大学部，九月八日进行学籍注册，学号为六十二号，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文科学生。
1919年，南开学校大学部初设文科、理科和商科，学制均为四年。首期学生三科共九十六人，教师十七人。大学部旋改名南开大学。9月16日，天津爱国学生成立觉悟社，周恩来执笔《觉悟社宣言》，他以卓越的领导能力成为觉悟社公认的领导者，也在此时结识了邓颖超。在校广泛参与学生事务，草拟出《南开出校学生通讯处细则》和《给南开出校同学的信》，分别刊载于1919年12月11日《校风》第133期和12月18日《校风》第134期，文后有署名：办事人周恩来，这些都是周恩来就读于南开大学的证明。
1920年，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周恩来与其他三位代表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带领南开学校 5000 余学生到直隶公署请愿，遭逮捕，张伯苓亲往警察厅并与各界名流斡旋。但迫于当局压力，周恩来被开除学籍。4月17日，周恩来等人被移送天津地方检查厅。同年7月17日，当局释放了周恩来等学生。在此期间，周根据被捕经历写成7万余字的《警厅拘留记》，于1921年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署名周飞飞，后该报社又印成单行本发行。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见美国记者李普曼时，亦提及此事。
张伯苓、严修（范孙）二人对周不仅十分器重，且情深意切。后来周恩来由张伯苓推荐、严修资助，于11月赴法国留学。南开当时尚属私立学校，资金各方筹措实属不易，校方对周恩来奖学金却从未中辍——即使在得知1921年周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可见张伯苓、严修先生对于周恩来关爱有加、器重倍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伯苓在南开召开庆祝大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至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伯苓与得意弟子周恩来在庐山重逢，两人互话寒暄，物是人非，而党派之别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1938年５月，张伯苓应邀到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时说：“我在北方，经常想到华中；想到华中，就想到中华。华中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之后周恩来在重庆的津南村、沙坪坝，与南开中学和恩师张伯苓亦有多次互动。
建国后三次南开之行
柳亚子在1934年春季之时，由沪抵津前来看望其子——时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柳无忌，感于南开校园之美景，随即赋诗一首：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然而抗战之时，南开校园遭到了极大焚毁。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学校，生存相当艰难，离不开经费筹措和各界支持。深知此中困局的张伯苓曾经做出“鲜花需用粪水浇灌之喻”，感慨道：“盖私人经营之学校，其经济毫无来源，其事业毫无凭借，非得教育同志之负责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热烈拥护，与夫政府及社会各方赞助与扶持，决不能奠定基础而日渐滋长也！”
1948年，解放战争激战正酣，张伯苓先生在南京当了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并不欢畅，他黯然返回重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不久，北平实现和平解放，周恩来托傅作义带口信给张伯苓校长，请他不要随蒋去台湾。最后，这一口信由香港校友转达给张伯苓，内容是：“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收到电报后心中顿时异常感动，遂拒绝了蒋介石去台湾之邀。但由于与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关系匪浅，张伯苓在建国后的政治环境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三次回到母校。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先生与世长辞。隔日周恩来从京赶来吊唁，他说：“感谢母校对我的教育。没有疑问，那时受到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我也学到了一些知识，锻炼了办事的能力。”“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贡献的，咱们都是他的学生。”追悼会在天津南开中学举行，周恩来、傅作义及天津市、南开大学负责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总理送了花圈，上书：“伯苓师千古! 学生周恩来敬挽。”看到如此字句，师生情谊之厚了然可显，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张的境遇与周也不无相关。吊唁次日，在南开大学演讲期间，他鼓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成为新中国建设者。
他不忘师生情谊，1961年正值困难时期，他将自己的高干购物证赠给张伯苓遗孀，送500元钱，并嘱托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多加关照，直至这年冬张夫人去世。由于激进的革命时代，这对师生关系以及张伯苓晚年的遭遇，使得原本的温情有了些许悲剧色彩。
1957年4月10日，周恩来陪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受到师生热烈欢迎。继而，周恩来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出席天津市六所高校师生欢迎会，他向与会的一万五千名教职员和大学生发表讲话。他说：天津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乡，38年前我曾在天津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过“五四”运动。他谆谆告诫青年学生要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建设祖国。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偕邓颖超回母校视察，用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走遍了南开园的角角落落，听取学校负责人汇报工作，与师生亲切交谈，深入实验室、教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研究所，进行参观、调研，并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给广大师生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周恩来与邓颖超生前曾多次向工作人员叮嘱，死后骨灰要撒在天津、撒在海河，继续凝望和关切他们的“第二故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南开大学师生们痛心不已，自发组织，隆重纪念敬爱的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