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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陆漓︱《居延汉简笺证》背后的陶元甘

陆漓

2017-08-09 10:46  来源:澎湃新闻

200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所藏四种汉简研究著作手稿,名之曰《汉简研究文献四种》,其中陶元甘著《居延汉简笺证》为首次公诸世人。关于作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影印说明》中写道:“陶元甘先生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和四川地方史的著名专家,早在1942年就担任了四川通志馆采访组组长,主持编写了《四川方志简编》,但他在简牍学上的研究成果则不为人所知。”
《居延汉简笺证》刊布之后,逐渐为相关领域的学者瞩目。辛德勇先生曾数次征引,并且评价《居延汉简笺证》:“在目前敝人所见汉简研究专著中,感觉味道最好,总体水平最佳。作者虽然只是屈居于四川通志馆的一位‘地方性’学者,局面和眼界却相当开阔。”
读其书,难免好奇作者其人。因而,借助网络,搜索相关资料,尝试追寻《居延汉简笺证》背后的陶元甘。
陶元甘
一、家世
陶元甘(1914—1986),四川省安岳县人。陶姓是安岳当地大姓,陶家世居安岳县城南乡郭家沟务农。陶元甘曾祖陶绍绪,字赞臣,道光三十年考中二甲第五十名进士,历任山东高密等县知县,后升任临清州知州、署济南府知府。陶家由此转入士林。祖父陶先益,字云门,民国初年曾任安徽凤阳县长。姑祖母陶先畹,字香九,嫁入潼南双江杨家,是清末民初著名女诗人,出版有诗集《绣余草》。其父陶幼云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位大哥,民国时期安岳县要人,曾任救济院副院长、参议会议长等职。胞兄陶元珍(1908—1980),1927年考入成都大学预科甲部,并加入中国青年党。1930年考入武汉大学史学系。1934年夏,从武汉大学毕业。其毕业论文《三国食货志》发表在《燕京学报》,深受胡适、傅斯年赏识,1935年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离开北京大学,历任中山大学、遵义浙江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史学系教授。1946年冬,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夏,赴台湾大学。
二、教育经历
陶元甘曾入读安岳县立初级中学,当时国文程度列于全班前一二名,并且已经阅读不少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1930年春,考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高中文科第三班,文史学科的任课老师皆是当时蜀地名流。不过,陶元甘当时的志向乃是学习西洋史。
因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是成都青年党的重要据点,加之其胞兄陶元珍久已是青年党成员,所以陶元甘入校之后,即加入青年党的外围团体石室求是学会。1931年加入青年党的基层组织成都惕社,1932年又升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1933年夏,陶元甘到南京投考大学。最终,考入中央大学史学系。1937年8月底,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迟至1939年5月尚未毕业,因此得以出席5月11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会成立大会。
三、40年代的踪迹
1940年3月,顾颉刚在成都领衔发起《史学季刊》,陶元珍、陶元甘兄弟皆在发起的七十四人之列。
同年9月,陶元甘受聘加入顾颉刚执掌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担任《责善半月刊》编辑员,11月又被聘为兼任研究员,至1941年1月13日主动辞职。
1940年7月至1941年4月,陶元甘相继在《责善半月刊》《史学述林》《文史教学》上发表数篇秦汉史论文和札记。从上述论文及札记,不难见到陶元甘彼时的研究兴趣在秦汉史,尤其是对西汉史事颇为熟稔。
1942年9月初,四川省成立通志馆。陶元甘因得力主成立通志馆的李璜和张澜二人推荐,出任采访组组长。通志馆在1944年编成《四川方志简编》。陶元甘负责其中的“总论”部分,概述全省情况,侧重于研究,曾将四川历代人口和正史中有传的川人作出统计。此外,陶元甘还负责校阅“分论”的内容。1948年夏初,陶元甘辞去采访组组长职务。
1946年至1947年间,陶元甘在《青年世界》半月刊发表多篇时政评论。1947年12月,陶元甘以青年党党员身份增补为四川省参议员,直至成都解放前夕。1948年4月至1949年秋,出任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主笔。
四、几近空白的三十年
1949年之后到1980年之间的三十年,能检索得到的有关陶元甘的资料几近空白。不过,解放后,中国青年党被宣布为反动党派,予以取缔。四川成都的许多青年党人在1950年初就进入成都南教场的政训班,接受学习审查。不少人随后以“反动党团骨干”判刑入狱。虽然陶元甘的具体情况如何,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不得而知,但是以其曾任省参议员及《新中国日报》主笔的经历,应该不能逃脱类似的遭遇,以及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五、《居延汉简笺证》撰作年代简考
陶元甘撰写《居延汉简笺证》的年代,《汉简研究文献四种》的《影印说明》有“1944年,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考释之部》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后,陶先生得地势之利,先睹为快。在读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考释之部》时,‘时有所获’,于是就撰写了《居延汉简笺证》一书”,似乎认为写于1944年之后数年。然而,胡永鹏注意到《居延汉简笺证》在508.17简之下的按语中有“《考古通讯》一九五七年第2期刊载闻言撰:《关于王莽货泉及货布的铸作年代》”(见《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册第441页),故而推断《汉简研究笺证》“誊写应在1957年之后。”(见胡永鹏博士论文《西北边塞汉简编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第49页注1)除此之外,《汉简研究笺证》书中还有多处引用50年代初的新发现和新研究。第359页提到“近年发现之望都汉墓壁画题字有:门下小吏、门下贼曹、门下游徼、门下吏等名目”。所谓“望都汉墓壁画题字”,当是望都一号汉墓的壁画题字。望都一号汉墓于1954年1月由河北省文化局清理,目前所见最早公布相关资料的文章是《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十二期姚鉴《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第399页有“据近人考订,两汉时乡之下即为里,非如旧说所谓积里为亭,积亭为乡。”此处所指当是王毓铨发表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的《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的相关考订。第516页还提及罗福颐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的《祖国最古之医方》一文。凡此种种,皆可表明《居延汉简笺证》的撰作应当延续到50年代中期,定稿则在1957年之后。
《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之《居延汉简笺证》
此外,《居延汉简笺证》中还有几处提及另有论文和著述。第314页有《居延汉简的年代分布统计》;第324有《王莽年号考》,此处是以小字补在按语末尾行间,或是在《居延汉简笺证》完稿之后才补入;第423页有《论汉朝人的身材》;第447页有《王莽官制爵号考》;第455页有《从汉简中所见到的大小石》。以上所及诸文,在《居延汉简笺证》定稿时当已写就。其中《王莽官制爵号考》现有抄本一卷藏在国家图书馆,或与《居延汉简笺证》同时入藏。
六、80年代的踪迹
1980年,陶元甘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并在1981年加入成都风物研究会。此后数年之间,相继在《文史杂志》《成都文物》上发表四川、成都地方史的研究文章。
自1982年起,陶元甘还在不同刊物上发表数篇秦汉史研究论文和学术札记,从中多可见到其对新出土资料的关注与运用。《从〈云梦秦简〉探讨巴蜀史上的三个问题》与《读史札记(二则)》皆征引1978年刊布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犍为郡得名由来》则引用出土文物“朱㮛”铭文以及1980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读史札记三则》中“汉朝已有画押(十)的习惯”一则征引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此则的内容与《居延汉简笺证》所论相同(见《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册第395页)。《关于〈蜀王本纪〉各种神话故事的探索》中引有《文物》1979年第10期发表的周文王时期带有“伐蜀”二字的甲骨卜辞。《始皇陵出土文物拾零》更是对新出土文物的直接讨论。《中国古代的标点符号》一文根据出土资料讨论分隔号、断句号、重复号,所据资料有马王堆出土帛书、《居延汉简甲乙编》、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湖北江陵西汉墓发掘简报》等,其中“分隔号”之下关于“止”号的一段与《居延汉简笺证》所论相同(见《汉简研究文献四种》下册第431页)。《茶为巴蜀语音译》一文则引有马王堆汉墓竹简。
1980年进入四川省文史馆之后,陶元甘便参与将文史馆五六十年代所编《成都城坊考》整理增订为《成都城坊古迹考》。根据袁庭栋的说法“参加整理增订的前辈学者有四人,其中最主要的是陶元甘先生。陶先生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和四川地方史的著名专家,早在1942年就担任了四川通志馆采访组组长,主持编写了《四川方志简编》,他不仅对地方文献十分熟悉,还作过不少实地的考察研究。……整理增订工作中,他不仅承担了三分之二的原稿整理校订任务,复校了全稿,最为重要的是新写了极为重要的《杂考篇》。在这一篇中,他对成都的历代史迹、寺庙宫观、清代学校、清末新政设施、近代行业分布、近代社会风貌等都作了细致而认真的考察与清理,对于后学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陶元甘亦在《成都城坊古迹考》完稿的1986年辞世。
七、顾颉刚日记中的陶元甘
陶元甘在顾颉刚日记中出现三十一处,其中三十次集中在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之间,即陶元甘入职顾颉刚主持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前后,涉及的内容颇为驳杂,记录亦是有略有详。陶元甘首次出现在1940年“七月廿八号星期日”的日记中,记作“陶元甘来”;第二次出现在两个星期之后,“八月十一号星期日”的日记有“陶元甘来,商《半月刊》事。”所谓“《半月刊》”当是后来陶元甘参与编辑的《责善半月刊》。三天后,“八月十四号星期三”日记则记有给陶元甘写信的内容。之后,八月十九号、八月廿二号、八月廿三号的日记中皆记有“到元甘处”。“九月三号星期二”的日记,则有“再至大三元宴客”“今晚同席:萧一山  黄仲良  林昇平  陶元甘  蒙思明  孙次舟  刘书铭(以上客) 予与西山(主)”。同席诸客中,萧一山、黄仲良(即黄文弼)、蒙思明是国学研究所新聘的名誉导师;林昇平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新聘的副教授;孙次舟则是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新聘讲师,后来又聘为国学研究所研究员;陶元甘则是国学研究所新聘编辑员,后来又聘为兼任研究员;刘书铭即当时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九月三号则是齐鲁大学1940年第一学期缴费注册的前两天。此次宴请当是欢迎宴。此后,从九月十一号到十一月十五号的日记中,陶元甘出现十处,皆是写信的简略记录。“十一月廿二号星期五”的日记中有“责陶元甘”,为何而“责”却没有记载。“十一月廿七号星期五”的日记又是写信的简略记录。“十二月二号星期一”的日记中有“陶元甘迁来”。“十二月四号星期三”日记中有一段“上午为看《责善》赠户簿,种种错误,一生气就头痛了,元甘为人何其无才至是!”虽然批评严厉,但是未记是否当面发作。“十二月七号星期六”日记所见有“芳霖、元甘进城,交办事件”,则五天前日记所记“陶元甘迁来”,或是陶元甘迁到当时国学研究所所在的崇义桥赖家花园,此处在城外三十六里。
进入1941年之后,“一月十三号星期一”日记中又有两处与陶元甘相关,其一是“为厚宣与元甘失和,为之调停,且对元甘加以指摘。渠请辞,允之。”其二是“予今日对元甘谈话较多,夜眠又不佳,盖予既不能性急,又不能生气也。”“一月十四号星期二”日记中,陶元甘出现三处:一是“元甘来辞行”,二是“元甘为人过于疏散,全所以彼起身为最迟,对于职务又不努力,所中实不需此类人,彼既自愿辞职,吾亦不留矣。”三是“此半年中,凡去刘樊、王育伊、黄作平、章伯寅、赵南溟、曾繁康、张学闰、刘书琴、廖孔视、黄季高、罗耀武、张伯齐、孙琪华、陶元甘十四人,人事之变化不为不甚矣。”其中“为人过于疏散,全所以彼起身为最迟”,或是陶元甘迁至赖家花园之后,顾颉刚的直观;“对于职务又不努力”则可能与十二月四号日记中的严厉批评直接相关。陶元甘请辞的一月十三号,正值齐鲁大学期末考试时间,临近放假,因而从其进入国学研究所到辞职,前后仅有一个学期。
陶元甘辞职后,顾颉刚在“二月十三号星期四(正月十八日)”日记中,又有给陶元甘写信的记录。“三月四号星期二”的日记则有“出西门,到茶店子,晤冰洋、元甘。”“三月卅一号星期一”的日记中有一部分罗列二十四史,其中十八部史书之后又有一到五个不等的人名,《史记》之后列有顾颉刚、廖孔视、钱穆,《汉书》之后仅列陶元甘。《史记》之后列名的廖孔视曾在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是“《史记》所用之原料”,导师正是顾颉刚。根据曾与顾颉刚一起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的张维华回忆,国学研究所制订过一套整理二十四的计划。若顾颉刚日记中所列十八部史书之后的人名是整理计划的拟定人选,则可见陶元甘对《汉书》颇有研究,也可见顾颉刚虽然曾在日记中痛批“元甘为人何其无才至是”,但是过后还是颇为认可其才学。
陶元甘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三十七年后的1978年“十一月十四号星期二”日记中,记作“写胡昌治、陶元甘、春雨信。”据此似可推断,1978年时二人又取得联系。可惜,目前已经出版的顾颉刚书信中并未见到相关信件。
结语
以上只是利用网络能够搜索得到的资料,以及部分易见的出版资料,连缀成文,未敢多加演绎与推测,以期勾勒出《居延汉简笺证》背后的陶元甘。然而,仍有大片的空白和太多的待解之谜,诸如1950年到1979年之间的经历,《居延汉简笺证》从撰写到入藏国家图书馆的经过,《居延汉简笺证》书中提到另有的论文如今是否还在等等。相信成都市或四川省的档案馆中会存有陶元甘的相关档案,同时肯定还有许多他的后人与故旧了解其生平经历。但愿本文能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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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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