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记︱全球化时代下阿根廷的劳工史研究

阿根廷劳工研究中心

我这次访学的目的地是阿根廷劳工研究中心。到达阿根廷的第一周，劳工研究中心的教授就连续两次把我带到了国会广场附近，让我一睹工会组织的工人抗议活动的风采，现场不仅有人拿麦克风大声演讲，抗议过程中还有人敲锣打鼓，甚至还有人放鞭炮。抗议人员有说有笑，神情放松，墙上挂着庇隆和其夫人艾薇塔的画布。警察在维持秩序，防止他们完全把路切断，确保留出一条安全的汽车通道，脸色很不耐烦，但又无可奈何。

劳工研究中心隶属于阿根廷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CONICET），该委员会是阿根廷的最高学术机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集合了全国最精英的学者和教授。该委员会人文社科方面的许多成员同时也是全国各个大学中的教授，需要承担学校中的授课任务。

劳工研究中心成立于1971年，是阿根廷研究劳工问题的最高智库，主要研究领域有阿根廷劳工关系主体，阿根廷和拉美劳工市场的结构和运作，就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源计划和管理，劳工参与企业管理和发展计划，劳工和社会政策等等，其宗旨在于为劳资关系中的主体服务，科学地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成立四十多年来，该中心承担了许多国家研究项目，出版了无数的著作、论文和期刊，对劳工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非常全面和多样。

中心目前有五个主要的研究小组，分别是“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社会、文化和宗教”，“城市空间中的工作和就业”，“农村地区的工作、家庭和组织”，“定性研究方法”，每个小组有四到五个大的项目在研，每个项目由教授、副教授、博士生等十几个研究人员组成团队，博士生享受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的项目津贴和奖学金，博士生在该研究小组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论文出版后也是该项目成果的一部分。

阿根廷的劳工史研究

劳工问题在阿根廷是关涉到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重大问题，阿根廷工会制度比较发达，工人运动贯穿了整个20世纪阿根廷历史，工会领袖参政历史悠久，今日，工会组织工人罢工，以及在街头抗议和表达诉求，已经成了一道固定的风景。因此，政府是否能处理好工会与企业的关系和劳资冲突问题，是否能赢得劳工的选票，都是直接影响政治局势的关键因素。外国企业在阿根廷投资，了解阿根廷的工会也是必修的一课。

早在1878年，阿根廷的印刷行业就出现了第一个工会。20世纪初，随着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许多社会进步思想也进入了阿根廷社会，例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劳工群体中影响很大，天主教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和这些思潮展开竞争，为劳工争取权利。1907年，参与罢工的工人总人数占国家人口比例一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激进党执政时期（1916-1930年），工会开始形成全国性的联盟，成立了全国总工会（CGT），政府逐渐将大型工会组织合法化，但遭到精英阶层和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1930年代，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内陆向大城市移民数量增多，产业工人数量大增，城市社会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

庇隆执政时期（1945-1955年），亲庇隆的工会在法律制度保护下蓬勃发展，底层工人成为支持庇隆的主要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和诸多权利，工会领导也参政议政，出任政府高官。在庇隆流亡期间，随着民选和军政府的交替，工会势力遭到压制，亲庇隆派的工会领导层遭到清洗，工会积极组织了抵抗，但在是否坚决追随庇隆这一问题上逐渐分裂成了两派。1973年，庇隆回归之后，工会权力到达顶点，但这一时期因庇隆去世而草草收尾。最后一届军政府（1976-1983年）实施自由化经济政策，一部分工会尝试与军队和教会中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盟，赢得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另一部分则坚持组织反抗，但总体而言，工会参政议政的权力和劳工权利都遭到了削弱。直到1988年，民选政府才立法恢复工会的地位，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工会与政府仍处于依附关系。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的政党制度化程度低，阿根廷从政途径是非常多样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工会从政，而工会在阿根廷历史上承担着政治和工会双重角色。

劳工研究中心的尼古拉斯﹒达明（Nicolás Damín）教授的著作《权利、工会组织和政治（1930-1983年）》，从工会的组织方式及工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入手，从社会学角度对工会的专业化和工会政治专业化的过程进行了剖析。阿根廷学界比较重要的历史研究还包括工会上层领导与底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工会与庇隆主义的关系，庇隆个人与工会领袖的关系等等。目前中心其他的研究员正在研究军政府时期，部分企业家与军政府合谋镇压左翼劳工的历史，这是学界和社会还没有充分关注的部分。

“社会、文化和宗教”小组由福图纳多（Fortunato Mallimaci）教授领导，每年出版两期名为《社会与宗教》杂志，目前已连续25年出版，成为全国该研究领域标志性的杂志。福图纳多教授对阿根廷天主教历史、阿根廷政教关系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全国宗教信仰普查工作也是在他带领下，由劳工研究中心的成员完成的。他提出了阿根廷天主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处在交织的状态，无论政府如何世俗化，天主教对政治和社会、尤其是民族身份的强烈影响一直都在。福图纳多教授提出，天主教会为了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争夺信徒，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完全天主教”的社会结构，广泛渗入工人和穷人社区，进行社会救助帮扶工作。该团队的研究强调个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心态。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小组成员古切蒂（HumbertoCuchetti）研究员研究了天主教和庇隆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从宗教和政治关系中找出了“工作”这一话语的谱系。多纳特罗（Luis Donatello）教授研究了六十年代阿根廷天主教受到解放神学影响形成的革新派，继承了三四十年代“完全天主教”的社会网络，与政治武装组织的激进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小组还不断关注和研究目前阿根廷不同宗教信仰的劳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如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等等。

除了城市劳工，农村劳工也是该中心关注的对象。阿根廷，土地所有权在国内外投资者的采购之下越来越集中，农村土地租赁成为了农业生产和管理的主要方式，而且农业生产大量采取机械生产，对雇佣工人手的需求也不是很大。北部地区雇佣工多半有印第安人血统，于是这里的劳工诉求除了阶级之外，还掺杂了种族冲突问题。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情况有些不同，这里的农民是传统畜牧农。这些土地属性不明确，被大公司以各种非法手段侵占，将畜牧草地用于种植玉米和大豆，强占土地过程中，还不时发生农民被害事件，当地政府非常腐败，农民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公正的待遇，不得不移民去其他大城市打工，赫尔曼（German Quaranta）教授的团队正在研究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农民流动性问题，他们的收入结构、家庭构成、社会保险，教育情况等等。

阿根廷的劳工运动传统悠久，工会力量强大，在庇隆执政时期，为劳工争取到了许多的权利，但同时，工会自那时起在职团主义模式下发生了官僚化，逐渐无法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工会从政府获得的权利不能转换成工人权利，工会长期依附于政府，权力逐渐下降，后成立的劳工中央工会(CTA)更加注重基层社会动员。非工会成员和农村劳工的权利就更加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失业人员也只能自发组织抗议。所以21世纪初，阿根廷工人自发占领倒闭的工厂并成立了合作社，断路者、敲锅者等抗议事件频频爆发。每到选举前夕，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组织就会发起大规模游行，向政府施压，要求更多的权利和保障。无论是通过工会还是其他途径争取利益，劳工权利的增长都是一把双刃剑，过于沉重的福利和高额的辞退赔偿对于本国企业和外国投资都是一个不利因素，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总是流向利润率高和劳工政策灵活的地区，如何在劳工问题上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平衡，是阿根廷政府的难题，劳工研究中心对劳工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无疑为政府提供了最佳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