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租房记
在荷兰，多数大学不提供住宿，学生需要自己租房，或是通过和学校合作的中介租房。听荷兰人说，毕业生通常在工作了两三年后就会计划买房，因此,大学生以及刚刚工作的年轻人成了荷兰租房队伍中的主力军。在阿姆斯特丹、乌特勒支和莱顿等城市，学生人口密集，用房紧张。政府为分散主要城市的住房压力，鼓励荷兰学生住在家中，为他们免去往返学校的火车费用。
荷兰总人口约1700万，根据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截至2016年，三成的荷兰人口选择租房，七成的人口选择买房。荷兰总共有约300万户出租房，其中将近75%为社会住宅（social housing），由住宅协会（Housing Association）负责硬件和软件的管理。目前，社会住宅的最高月租限定为710欧元。住宅协会每年需要将80%的社会住宅租给年收入低于35739欧元（注：约合人民币28.2万元）的住户。
社会住宅低于市场价格的月租由政府补贴，而社会住宅的扶助对象扩大至广义上的弱势群体，比如老人、残疾人，甚至青年学生。真正的无收入群体只占社会住宅住户的5%。虽然荷兰政府支持社会住宅的初衷之一就是减少贫民窟的存在，但一些社会住宅还是变成了治安不好的“移民社区”。因此，荷兰政府开始改革社会住宅。比如进行社会住宅与私人住房的混合，并把一些社会住宅租给学生。
尽管如此，在我所居住的城市莱顿，租房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每年的开学季，租房几乎就是看运气。很多朋友一个多月都找不到房，只能在旅馆住两天，再到朋友家蹭住两天。不过，一旦在这里租到房，居住的条件就会得到一定的保证。
以房客为中心的租房环境
我的学姐王璐是莱顿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去年十月中旬，她来到莱顿，跑遍了所有中介都没有找到房子。来荷兰前，她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位校友，没有房子的两周就在这位校友家蹭住。后来，她在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下，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有一位非常友善的房东鲍比（Bobbi）。鲍比家一共有三层，是典型的荷兰房屋。他自己住在一层，把二三层租给学生。每位房客都有自己的房间，但同一层楼的房客需要共用浴室和厨房。鲍比每周都会上楼检查洗衣机等电器是否运转良好，主动问房客有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有一次王璐告诉鲍比她房间的顶灯坏了，鲍比收到信息后十分钟就上楼帮她换上了新的灯泡。
鲍比很注意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他只把房间租给看起来比较好相处的女学生，并在签合同的时候告诉她们，产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如果需要，他愿意在租客之间进行调解。
有一阵一间房空闲了，一位叫卡罗琳（Caroline）的房客申请在这里住一年，但鲍比只同意租给她半年。鲍比跟其他房客解释说，因为卡罗琳已经工作了，像个老师，而其他房客都是学生，容易影响其他人的居住感受。果真，卡罗琳在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敢发出声音，觉得住在卡罗琳旁边很有压力。王璐说卡罗琳经常让她感到尴尬：“有一次快12点，我在厨房里刷牙。卡罗琳跑过来跟我说以后必须在11点前刷牙，否则会影响她的睡眠。”
在和卡罗琳合租的经历之后，王璐非常渴望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莱顿大学有专门提供给博士的宿舍楼，不过需要排队申请。在鲍比家住了半年后，王璐收到了DUWO（注：DUWO是与荷兰高校合作的学生房屋中介）的邮件，告诉她可以搬进博士楼了。博士楼位于火车站附近，原本是解剖楼。通向王璐房间的走廊里挂着解剖的相片，向每位访客讲述着这里的过去。她的房间总共有33平米，月租650欧元，此外还需要支付50欧的水电费和30多欧的污水处理费。
荷兰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一样，受到二战后的左翼思潮影响，会给租客提供房屋补助，以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王璐告诉我，她每个月可以拿到200多欧的房补。补贴下来的房租和之前的住处几乎相同，但她现在住在市中心，还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荷兰的房租比较稳定，听说我之前住的房子一年都没有涨过价。现在的房租每年会涨一点，但是房补也会涨，所以一起算下来，大概房租每年只会涨价5欧。”荷兰的博士一般需要读四到五年。房租的稳定让王璐感到欣慰，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年她都不需要为搬家而担忧。
事实上，荷兰法律规定了房租的限额，房东漫天要价或是随意涨价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在荷兰，房屋根据面积大小以及设施情况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评分，最高的房租需要根据这一评分来计算。如果房租高于限额，房客可以在签定合同后的六个月内举报房东，要求降低房租。这一举措旨在让不同的人共享同一片土地，保持城市与社区的多元化。荷兰人不希望阿姆斯特丹成为雅皮士（yuppies）的专属。他们希望阿姆斯特丹比巴黎、伦敦和纽约更亲民而有活力。
荷兰还有很多出租房没有家具，需要房客自己去倒腾。虽然，购置家具对于租房者来说非常麻烦、费劲。但房客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这个暂时属于自己的家，有利于提高租房生活的品质。购买家具时，居住在荷兰的年轻人会首先考虑二手店，那里的家具价格远低于宜家这样的家居市场。运气好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成色不错的物品。王璐现在的家中就有很多件家具来自二手店。她用这些以白色为主色调的家具，打造出了自己所钟意的极简主义家居风格。
此外，在荷兰，房客在捍卫自己权利时非常主动。王璐所在的博士楼有一个居民委员会，专门负责维护住户权利，还会不时地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博士楼里住着几百号人，但只有几台公用的洗衣机，很多房客需要洗衣服却排不上队。为改变这一情况，委员会负责人挨家挨户地敲门，募集签名，向中介要求增加洗衣机。
博士楼旁边是一幢商品住宅楼，挨在一块的两栋楼使用了两套不同的垃圾处理系统。扔垃圾时，博士楼的房客需要刷卡并扔进指定的垃圾桶，而商品房的住户有专门的无需刷卡的垃圾桶。有时候博士楼的房客会往商品房的垃圾箱里扔垃圾，会被商品房的住户严厉阻止。即使对方的行为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危害，荷兰人还是觉得必须要讲规则。
由青年人引导的租房文化
我在莱顿新生周时认识了台湾女生黛拉。她今年26岁，已经是一位四岁孩子的妈妈。从台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她教了五年中文。在前两年教书的过程中，她觉得遇到了瓶颈，需要进一步学习才能在工作中更有底气。
黛拉在去年7月收到莱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候向学校申请房子已经太晚，最终被分到海牙的一间房子，房租650欧。于是她拒绝了那间房子，开始自己找房。她先上了几个租房网站，没什么成效后又转战Facebook社群。有了一次险些受骗的经历之后，她在Facebook上找到了一间250欧的房子，离市中心步行5分钟。房东答应等她来荷兰后先看房，再交房租和签合同。黛拉觉得各方面都还算合适，就决定住在那里。
和王璐的第一间房一样，黛拉的第一间房也在传统的荷兰老房子里。那里一共三层楼，楼梯又长又窄，布局局促。黛拉与一个在工作的荷兰人和一个在读博士的澳大利亚人合租。她的房间分为上下两层，床垫放在二层，爬梯子上去以后必须弯腰低头，坐下后也直不起身子。“我第一周睡在那里，起床的时候磕了三四次头。躺着的时候也觉得很压迫。” 黛拉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二层的高度。后来，她把床垫拖到了一层，原本拥挤的空间变得更加不堪了。每次想要打开衣橱，黛拉都需要先把书桌前的凳子移开。
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黛拉重新开始在Facebook上找房子。她觉得，通过社交网络找房的好处是没有中介费，房租也比较低，这样就可以省下一笔费用。在重新选择房子的时候，除了考虑房间大小，黛拉心底里还有另一个想法。离开校园五年后，她希望能够多和年轻的学生们待在一起，找回校园的感觉。因此她希望下一间房最好是在学生公寓。
她在Facebook上看到学生公寓中的一间房。这层学生公寓一共有18间房，每间月租不到300欧。不过想要租其中的一间房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申请者需要经历一场“群面”，在荷兰文中叫“hospiteeravond”，意思是“好客之夜”。“好客之夜”是不少荷兰年轻人选择合租者的方式。黛拉参加的“好客之夜”从晚上7点开始，到9点结束，会有8-10位申请者和所有现居的房客一起参加。第一个环节是所有人的自我介绍。接下来申请者需要跟每位房客聊天，房客根据申请者的表现在9点到11点进行投票，选出最合适的申请者。因为所有房客都是荷兰人，大家都说荷兰语，只有和黛拉说话的时候语言会切换成英语。那晚，黛拉努力地克服自己的尴尬，尽力去跟每个人都说话，最终被幸运地选中了。
除了在选择合租人上享有权利，住在这套学生公寓里，每位房客也需要履行不少的义务。比方说，他们有严格的清洁值日表，其中一位房客专门负责检查卫生情况，清洁工作不合格的房客就会被罚款。有一周，黛拉负责打扫厨房，周一到周五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周六那天没在家，就被罚款了6欧元。那时候正逢考试周，黛拉觉得压力很大，还要辛苦地打扫卫生。“那天，我躲在卫生间里大哭。”黛拉觉得荷兰人有时候太过刻板，以至于没有人情味。
比起上一次的租房经历，黛拉觉得选择住在学生公寓的确有一些好处。她借此机会得以了解荷兰人都是怎样生活。室友们通常也都很热情，会叫她一起去健身房，带她去逛唱片店、古着店。“和一群年轻人住在一起，可以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以前我都是邀请朋友来我家，现在我也可以和室友们一起玩了。”黛拉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租房生活。
我在莱顿这一年也住在学生公寓中，对青年人带给租房生活的活力深有体会。我所居住的“司马楼”（注：荷兰名为Smaragdlaan，中国学生按照发音给这栋楼拟了一个中国风的名字）有一个微信群和一个Facebook群，都是房客自发组建的。因为大家都是临时的租客，不可能买齐所有要用的东西，大家就会在群里互相借东西，有时候也会提供其他帮助。房客要搬走或是离开莱顿时，还会在群里发布转卖家具和生活用品的信息。
除了在生活上互助外，我们也会以“约饭”为借口和邻居进一步交流。刚住下不久，我就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一起做月饼，煮火锅，包饺子。几次吆喝之后，我们就在楼里形成了一个十多人的“约饭小分队”。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有的是本科交换生，有的是研究生。我们一起做饭，也一起交流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的美国朋友Andrew也会在司马楼里组织活动。他的派对会让每个人带上一个菜（或是一欧元），既减轻了组织者的负担，又可以为邻居之前的交流提供话题。开派对时，Andrew总是会带上他的班卓琴来助兴。去年，大家还庆祝了“慕尼黑啤酒节”（Oktoberfest）和印度排灯节（Diwali）。可以说，“司马楼”的租房生活里充满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居住在莱顿的这一年，我在自己的经历和朋友们的故事中看到了荷兰人对于规则的守护和对于权利的捍卫。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荷兰人过于死板和无聊。不过，他们的“一板一眼”保证了房客最基本的租房权利，印证了中国的老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此外，在荷兰轻松而慵懒的社会环境中，年轻人能够并且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创新租房的形式，为荷兰的租房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