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在倡导儿童友好的城市，为何处处是亲子商业空间
儿童空间的商业化是一种新的全球趋势。在东京、首尔、上海、天津和新加坡等亚洲社会涌现出的商业亲子空间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空间形式，反映出私有化和物化的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基于我们的观察，商业亲子空间包括素质教育综合体、亲子商场和儿童体验中心。在这些空间里孩子可以获取娱乐、零售和课外兴趣班等服务。
商业亲子空间属于新型的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在其建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积极的企业家型角色（entrepreneurial role），密集型的育儿方式也对这一商业空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国内某大城市的商业亲子空间N商城为例，我们试图通过回答如下问题——商业亲子空间的空间生产中嵌入了哪些权力关系，商业亲子空间如何影响儿童、家庭和社会——来探讨儿童空间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多元关系，以及儿童空间转型和商业化过程中家庭制度内部的互动。
亲子业态空间生产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
亲子业态的生成反映了国家在城市儿童空间生产中的角色转型，即从福利主义转向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在市场化改革前，城市公共部门负责提供儿童教育和服务。儿童在公立学校就学，在社区里玩耍，并在政府资助的少年宫里接受课外兴趣班培训。但由于市场化改革，公共部门逐渐从儿童空间的生产中撤退，儿童服务供应者不再局限于国家。在此背景下，以儿童为主角的亲子业态在中国城市涌现。在这些空间内，儿童服务提供者的出发点是盈利，几乎所有儿童设施和服务都明码标价。以N商城为例，该亲子商场配备了为儿童量身定做的商业服务，包括课外兴趣班（如绘画、趣味英语和中国戏曲）、娱乐（如“汤姆熊”游艺）、零售（儿童服装和家具等）、服务（如儿童理发）、以及体验（如亲子手工课和定期展览）。
儿童空间的商业化是政府默许的一种城市空间生产。在亲子业态空间的发展中，政府往往采取企业家型的管理策略，包括支持儿童业态的投资计划，将提供儿童服务的责任转移给商业等。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改变土地功能，将当前低效率的土地利用转变为服务于高端消费。由于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型，许多过去可供儿童使用的城市空间已经变成了高端商业街和购物中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撤销了社区层面的部分福利投入，以达到减少公共开支的目的。目前，中国大量门禁社区都采用全方位私有化的社区服务。在此背景下，城市中的儿童自由空间开始萎缩，儿童服务则逐步商品化。
亲子业态的空间生产过程清晰展现了政府的企业家型管理目标。首先，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家们竞标城市不良资产，尤其是位于老旧城区的衰退业态，通过企业投资实现城市更新，振兴地方经济，提升地方税收。在N商城的案例中，该商城所属的固定资产曾属于一家知名连锁百货公司，当时处于亏损荒废状态。地方政府鼓励市场主体重新盘活这些不良资产，对其进行更新改造。N商城的管理团队表示，他们之所以投资该业态，是因为这块商业用地的高性价比。经改建，N商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旗舰品牌，吸引大量消费者，也因此成为该区的纳税大户。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将不良资产变成受欢迎的亲子业态，属于一次成功的城市景观重构。这种重构也改善了当地的营商环境，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强了区域竞争力，最终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本地经济发展。
亲子业态的空间创新也体现了企业投资策略。以儿童为导向的空间创新是一种缓解传统购物商城衰败的解决方案。在我们的案例中，N商城起初计划打造一个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一站式购物商场。但集团管理团队没料到在商城营业初期举办的展览非常受儿童欢迎。很快，管理团队决定优化他们的运营策略，将N商城改造成一个以儿童为导向的中高端商场，以吸引人流，实现营业额增长。继N商城的成功之后，亲子商场迅速在中国城市涌现，事实证明发展儿童业态的创新战略是有效的，可以带来高利润。
在中国城市，亲子业态也体现出了国家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的转变。简而言之，儿童空间的商业化可以归因于城市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包括强调土地市场化开发和城市治理权力下放。通过改革，企业家型政府赋予了市场和资本权力以决定儿童空间的创新与儿童服务的供给。
教育改革、密集型育儿和亲子关系
尽管中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倡导素质教育，鼓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语数英等课业成绩作为“智”的代表，一向更被看重。201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提出“五育并举”。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虽然提到了体育课程的考试内容会依据课程标准来制定，但这抵挡不住父母给孩子报体育课外班的热情。家长的这种热情与教育“双减”政策休戚相关。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学生的政策背景之下，政府对于学科类培训班的开班设置诸多限制，艺术和体育培训班的需求开始激增。
据商业地产类公众号显示，天津等城市的素质教育中心正在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改变消费者家庭生活”和“激发以孩童需求为核心的全家型消费”。这些综合体声称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体育、艺术和科技等素质教育培训。据称，中国现在有3000多个素质教育综合体。我们认为，素质教育很可能加剧了密集型育儿方式。父母是参与儿童商业空间生产的关键因素。
Katz（2008）发现，在发达国家，父母把他们的财力、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创造了一个以资本积累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儿童景观（a spectacle of childhood）。在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儿童身上可以看到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溢出（overabundance）。父母对孩子生活的参与助长了协作式育儿模式（Lareau，2011）。中产阶级家长尤其热衷于安排有组织的丰富活动，培养孩子的才能和技能。一项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密集型育儿已成为跨越社会阶层的理想育儿方式，75%的父母支持协作式育儿模式（Ishizuka，2019）。
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儿童景观，以及协作式育儿的盛行。中国密集型育儿理念和行为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转变有关。在长达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城市家庭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更紧密的亲子关系。父母和独生子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代际情感和经济支持（Fong，2004）。家庭规模的缩小也使得父母将他们的资源和期望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从而加速了儿童的景观化。上海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59.3%的未成年受访者声称自己擅长绘画，三分之一（37.2%）受访者擅长乐器（魏莉莉、裘晓兰，2019），这从侧面反映了家长对于儿童的高投入。
很多课外兴趣班课都在商业亲子空间进行。亲子商业空间的打造遵循市场逻辑——目睹父母的焦虑，企业家策划了新型的面向儿童的零售、儿童娱乐和儿童课外活动，并鼓励父母为孩子付费。儿童空间的商业化可能会局限孩子的能动性。正如N商城经理Monica（化名）所言“小朋友是没有权利选择的，都是父母，而父母里面主要是妈妈做决定，而妈妈做决定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家有什么我也要有，那句话非常重要。”此外，亲子业态的繁荣很可能会加剧阶级不平等：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在商业化空间获得社会所需的技能和品味，而来自弱势社会群体的儿童可能被排除在面向儿童的购物中心之外。
在谈起客户群的阶层时， Monica表示：
“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调研），肯定是中产以上含中产，中产是最大的……其实也能来
这边消费上不封顶。我们还是做当中那块。梭子型里面最胖的那一头嘛，我们尽可能给更多的家庭服务。”
N商城的定位反映以及型塑了素质教育的流行。N商城有意将教育和娱乐融合在同一楼层。以儿童为导向的安排反映出管理团队成功地抓住了父母和儿童的主要育儿方式和需求。Monica解释道：
“现在一些家长对小朋友要求都很高的，都希望培养精英，精英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往这个方面搞呀……现在是个内卷化的社会，不上（兴趣班）是不可能的，你不上你的小朋友啥简历也没有，你怎么跟人PK？……有朋友他自己吃19块钱的面，给孩子上1万块钱的乐高培训课。”
家长自己节衣缩食但为孩子订阅昂贵的兴趣班，表明了协作式培养和密集育儿方式很可能是跨阶层的，这可能会给预算有限的家长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经济投入比经济不宽裕的父母多，但在对待养育子女的态度上没有阶级差异（洪岩璧、赵延东，2014）。密集型育儿的理念与缺乏实现这一理念的购买力可能会给一些父母带来愧疚感等心理负担。
在中国主要城市，“付费玩耍”（pay to play）成为了一种常态，而基于欧洲的研究发现，儿童更喜欢免费的公共空间（Severcan，2018）。自1996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居署开始倡导儿童友好型城市。儿童在公共空间的经历对他们的认知、体能、情感和道德发展都有好处，联合国倡导各国为儿童提供充分和安全的公共空间。中国也意识到了打造免费的儿童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从2016年起，中国把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列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如果当前国家、资本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不变，这会影响儿童友好型公共设施的利用率，高度商业化的空间仍会持续流行。
以儿童为导向的商业亲子空间的生成和繁荣反映了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意图和开发商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体现了教育改革、资本和家庭密集型育儿方式之间的互动。资本是灵活的，它能够迅速适应教育政策的变化，并善于利用家长的焦虑。在一个家庭关系高度依赖消费的社会，日常实践很难在非商业空间进行，我们也很难想象超越消费之外的家庭关系。但我们仍然需要超越消费主义对我们的制约，创造性地去构想有关人类生存、主体性和人类联结的方式。
为什么亲子商业空间主要出现在东亚社会的超大城市（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也属于儒家文化圈），这一点也值得探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父母或许对孩子的成长有很高的期待，因此他们希望孩子通过学习和教养来实现这一点（Hsu and Wu, 2015；Huang and Gove，2015）。 而儿童商业空间为各种形式的教育和教养提供了空间。此外，这一现象也可能与超大城市人口和建筑的高密度特点有关，这些儿童商业空间所在的城市都位于全球人口最多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前列。但我们的解释仍然是探索性的，未来的研究可以用更多的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沈洋、卢婷婷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论文原文请见：Shen, Y. & Lu, T. (2022). Between the state, capital, and families: the production of children’s space in urban China, Children’s Geographies,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