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采风录｜朱巴的南苏丹人：习惯了跌宕，爱在茶馆纵论国事

朱巴的“唐人街”

有别于邻国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丘陵地形，朱巴的平均海拔只有460米。坐飞机抵达朱巴之前，透过舷窗，看到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平原，还有许多蓝色和红色的平房。这让初来乍到的国人感到惊诧，世界上最年轻国家的首都，看起来还不如国内的一个县城。城西的“山区”（Hai Jabel），最高海拔也只有六百米，一览众山小的气象似乎与这里无缘。况且，在2013和2016年的两次内战后，已经没有人再敢上朱巴山了。

从朱巴大学往东，经由阿特拉巴拉区（Atlabara）和库纽库纽市场（Konyo Konyo），就看到了穿城而过的白尼罗河，其上游的拉杰夫（Rejaf）和下游的冈多科罗（Gondokoro），呈南北遥望之势。跨越朱巴大桥——朱巴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一座桥梁，再走过贡博（Gonbo）住宅区，就能看到中国人开发出来的几片农田。因为相对集中了多家中国公司，这条路又得名“唐人街”。

名不见经传的朱巴真正作为一个城市的兴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此时的它成了英军的重要物资补给点。军事的推进，必然要求交通和物资的跟进，从而勾连了地域之间的交汇。而朱巴成为南苏丹独立建国后的首都，是2005年才在和平协议中定下来的。在那之前，南部苏丹中部的伦贝克（Rumbek）一直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的事实性首都。

和平协议签署后的几年中，朱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时的朱巴城犹如遍地黄金，掘第一桶金的人不在少数。中国人、埃塞人、厄特人、索马里人、乌干达人、印度人、中东人纷纷涌进了朱巴，在建筑工程、酒店业、石油、超市、商业零售和批发等领域扎根立足，整个城市的风貌也随之有了极大的跃进。

在朱巴，要多备几双鞋

朱巴市内的交通，是以老城的朱巴市场为中心，向库纽库纽、卡斯特姆、古德里等主要集贸市场辐射开去的。但因为线路和站点少，加之不少人也无力承担每天几十镑的车资，人们最为习惯的交通方式之一还是步行，从西郊最大的住宅区古德里（Gudele）走到市里上班，要走一个多小时。

我虽然常坐摩的和小巴，但也没少走路。在一年时间里，我穿破了好几双鞋。也难怪，除了部委路、机场路等主干道，朱巴没有几条像样的柏油马路。尤其是雨季，突如其来的暴雨倾国倾城后，裸露的土地成了一片泽国，本来在马路边上睡觉的土狗就变成了丧家犬。有些被人打断腿的狗，一瘸一拐地蹦跶到屋檐下，和避雨的山羊们做伴。在这样的时节，你只能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晚上去朱巴市场喝茶，还得用手机打起手电，否则没准就踩空了。

朱巴一年只有雨季和旱季两个季节，用“烈日和暴雨”来描述并不为过。即便是旱季，鞋子也同样无法幸免于难。每年的一月到三月，正是朱巴最热的时节。联合国维和巡逻车穿过朱巴城区，尘扬土翻，一天走下来鞋子上就沾满了土。随处可见的持枪保安，提醒着你南苏丹还不是一个太平国家，更不消说晚上还有随时查验证件的军警。因此，到了晚上七点以后，朱巴的街面上就没有什么行人了。

尽管局势不很安定，但这不妨碍南苏丹人的心境，他们习惯了跌宕，视之为一种平常。走路的样子就必须具有一种气度。身材高大的丁卡、努尔族小伙子和赤道州小伙子们一步三摇地走过街巷，他们拖着地走路的样子是南苏丹独有的。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走路的姿态，但我猜想这是“大人物”（Zol Kebil）——非洲普遍存在的政治图景——对南苏丹人的一种影响。在炎热的季节里松散拖沓地行走，既是一种保存体力的方式，也折射出他们对大人物的一种尊崇。不能像领导人那样手执威严的黑色权杖，就在步履上学习他们的姿态，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这种仪态，可谓朱巴一景。有趣的是，男人们常常在大街上牵手而行，那也许是在一个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兄弟情谊”的一种肢体表达。

茶铺里的市民版“酋长议事制”

有在马路上行走的男人，就有煮茶的女人。朱巴的街巷路口，遍布着大大小小的茶铺，雀巢咖啡的空瓶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各种茶包和咖啡，炭炉上驾起的铝壶“咕咕”作响。茶铺的老板娘们，堪称南苏丹的“阿庆嫂”，她们的衣裙飘飘，举手投足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男人们走累了，就会在他们常去的茶铺下坐下，点一杯齁甜的红茶或者辛辣的咖啡，开始高谈阔论，纵横国事。在经济萧条的今天，茶铺的生意却出奇地好，每天收获五六千南苏丹镑（1美元折合150南苏丹镑）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如果说展现北京政治热情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是出租车，那么楝树下的茶铺子就是南苏丹普通人的议事厅。男人们习惯性地围坐成一圈，一份《朱巴箴言报》可以在所有人的手上传递一遍，这仿佛就是南部苏丹传统的酋长议事制度的市民版。尽管有没有“好消息”（akbar kweis）是人们互致问候时首先要问的一句话，但生活似乎每天都陷入了“一堆问题”（mushkila ketiir）。

人们一边斟着茶，一边表达着不满。每个人都在指责有权有势者的腐败行为和国家治理者的领导无方，但很多人都难以找到发泄的出口。在去年战争后逃到乌干达的一些人也被迫返回了朱巴，因为他们无力承受那里高昂的生活费用。至于总统基尔倡导的全国对话，尽管政治家们表达了热切，但很多老百姓并不指望会取得什么结果。就像一本书的标题：《南苏丹：太多协议没有兑现》。一种现实的生活策略，是想法设法找到“大人物”，因为他们能够提供给你机会。

厌倦民主话语

不过，尽管每个人都似乎被迫卷入了高度政治化的轨道，但生活又不仅仅是政治的一种单线条。行走在街巷中你会意识到，朱巴的空间其实远远超出了对南苏丹单薄的一元化定义。在那种定义中，南苏丹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荒蛮之地，有着可以被拿来放在笼子里观瞻的奇谈怪论和奇风异俗。人类学家记录了这些“本土知识”，不幸的是，这些“知识”却被许多人用作离间“他者”和标榜“自我”的利器。

事实上，看上去野蛮生长的朱巴自有其运行的逻辑，正如那些在马路上恣意行走的牛，它们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象征功能。遍布各个角落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给朱巴人提供了他们的精神皈依之所。将身心交给上帝或安拉，尘事总有落定的去处。

朱巴也绝非文化沙漠。虽然“电影区”（Hai Cinema）那座修建于1950年代的南部苏丹唯一一家电影院已被改造成了丁卡人的圣公会教堂，但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还有一家乌干达人开的影碟店，几乎与好莱坞和诺莱坞（尼日利亚因年产数千部影视作品被视为非洲的好莱坞，被称为“诺莱坞（Nollywood）”）同步着最新电影。城里的书店虽然乏善可陈，但依然能够在叶子书店找到从肯尼亚和乌干达进口来的英文原版书籍，关于非洲和南苏丹的当代研究著作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南苏丹诗人塔班·洛·利永（Taban Lo Liyong）的诗集。

尽管有钱人会将儿女们送到邻国乃至欧美求学，但朱巴大学、上尼罗大学和天主教大学的存在，依然说明朱巴是一座教育和文化重镇。一些叛逆的年轻知识分子，抵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书写。我的朋友卢坎，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记者，就言之凿凿地说，非洲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显然，这是一种去殖民化的基调。在西方社会对南苏丹感到疲倦的今日，朱巴人也厌倦了西方的民主话语。

但令人称奇的是，尽管朱巴人普遍认为中国已是“第一世界”的国家，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想象，还停留在中国武术，李小龙、李连杰和成龙。但凡有人见到我，就会问我，“你来自香港吗？”甚至，在朱巴的通平区（Thongpiny），还有一个地方被称为“香港区”（Hai Hong Kong）。也难怪，时至今日，在朱巴平民区院子中的放映室里，有时还在播放早期武打片。

朱巴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在政治与内战的躁动中，随时可能山雨欲来，又有一种令人松弛的拖沓懒散，正如雨季和旱季的交替，在人们的生活中刻下时间的足迹。

（作者系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