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工地理视角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转型
长期以来，经济地理学者基本上以资本为中心的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景观的变化，劳工往往处于分析的边缘位置。在新古典工业区位论中，劳工仅被当做与原材料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地理的影响体现在工资水平的空间差异。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强调资本积累的空间过程，认为资本通过“空间修复”创造有助于其再生产的特定空间，而在此过程工人总处于被动接受的境地。然而，这些理论均忽视了劳工在经济地理转变中的作用。区别于将劳工视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地理学（Geography of Labour），劳工地理学（Labour Geography）认为并证明：劳工是与资本一样具有“空间修复”能力的社会主体或行动者，通过自身的社会和空间实践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经济景观，尽管这个过程发生于资本主导的结构条件之下。
在新自由主义的“保驾护航”下，人们通常认为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能力已使其在劳资关系中确立了无法撼动的地位，因为工人无法像资本那样自由地流动。简言之，资本是空间的，工人是地方的。然而，有意思的是，正是资本的全球流动性赋予劳工保护自己的新武器。因为资本通过地理扩张所构建的紧密相连的全球生产网络使其自身变得脆弱，劳工只要影响其中一个战略性节点就可以使整个产品生产系统瘫痪，而使资本家坐下来与其谈判。劳工还可以通过跨地方的尺度政治运用或地方性的跨阶层联结行动迫使地方资本让步。总之，劳工是能动的地理行动者，具有制约资本行为以改善自身再生产条件的愿望和方法。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转型阶段），劳工有自身的空间愿望，并按照这个愿望、通过空间和非空间的策略影响或挑战资本主导的经济空间。对此，政府绝不是站在资方的角度，而应是作为一个市场经济调节者的态度。我将在最后谈这个问题。
劳工如何影响粤港澳区域经济转型，根据我收集的数据，去年广东省有报道的工人集体停工事件有300多起，其中80%发生于珠三角地区，工人的诉求包括加薪、提高补贴与反对裁员、迁厂和并购等与产业转型紧密相关的企业行为。限于篇幅，以下从加薪、迁厂、并购三种类型说明劳工对经济转型的影响（不限于珠三角案例）。
案例一是2007年4月6日，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发生了以龙塔吊司机为主的八百工人因工资增长问题而引发的集体停工事件。工人提出的诉求不仅包括增长工资，还涉及工资决定机制，首次提出“提高工资，共享发展成果”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仅是最低工资，而是要求与企业共享发展成果。据悉，上世纪90年代时，盐田国际的工人过着体面的生活，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工人恋爱对象也常常会有教师或者医生。而到2003年以后，工人的工资却常年不涨，生活越来越不体面，但企业效益和规模连年增长，因此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终导致停工事件的发生。停工导致发往全世界或从全世界发往至深圳的集装箱在港口大量堆积，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的结果是：工人提高工资，建立自己的工会，并在每年11月以集体协商的方式和企业谈判下一年的工资增长幅度；至2013年，95%以上的员工工资平均增幅累计60%，最高增80%。通常认为，珠三角人工成本上涨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但这个案例说明事实不完全如此，工资上涨是工人为改善自身生活而主动争取的结果。
还有不接受迁厂江门，因为“家”在顺德的海信科龙空调工人。2015年3月29日，顺德海信科龙空调工厂工人发生了反对公司迁厂的集体抗议行动。海信科龙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决定将工厂逐渐迁往江门，然而大部分本地员工和老员工都不愿意去江门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在顺德安居，家人也在顺德。“房子怎么办？家人怎么办？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社会再生产问题成为工人反对迁厂的原因。据报道，罢工的结果是企业做出了让步：对于居住在顺德的员工，每天安排班车进行免费接送，并发放午、晚餐补贴，同时为员工提供免费住宿；为满足在新工厂工作的员工生活需求，在园区内修建小超市、洗衣房、乒乓球室等，并逐步修建其他配套设施；如果顺德工厂停工，将安排到顺德企业旗下的其他公司，员工工龄和保险延续，工资福利待遇保持不变。这个案例说明：资本的空间转移受到工人地方依附性的制约，企业的班车安排、住宿提供、设施建设体现了工人对社会空间塑造的作用。
案例三是反对并购，因为不能保障自身的权益的固铂成山轮胎工人。2013年6月12日，印度轮胎制造商阿波罗轮胎以25亿美元现金试图并购固铂轮胎橡胶公司，但遭到固铂轮胎与中国轮胎制造商成山集团的合资公司固铂成山轮胎有限公司工会的罢工反对。固铂成山工会认为，阿波罗举债25亿美元收购固铂不能维持公司的整体运营并保障员工的利益。由于固铂成山在固铂全球8个工厂当中规模最大，销售收入占整个固铂的1/4，利润占到约1/3，罢工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固铂成山工会还在《华尔街日报》登出公开信，号召全球固铂轮胎的工人团结维权。公开信得到了美国工人联合会的支持，不久英国工会也参与进来。最后的结果是阿波罗终止并购，工人成功避免了因企业并购而面临的不确定风险。这个案例说明：工人通过尺度政治的运用，号召企业在不同地方的工厂工人加入维权，从而对资本行为造成重大压力。
因此，劳工具有不同于资本的经济和空间诉求，并通过空间与非空间的行动主动争取实现这些诉求、改变资本行为，从而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景观和社会空间。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平衡的劳资权力关系，推动粤港澳区域经济和谐转型 。
然而，引人深思的是：既然区域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是资本逻辑与劳工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什么要让这个过程以爆发集体行动、损害经济生产的方式发生？既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不可避免，既然劳动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具有组织起来的意愿和行动，那么政府应该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仲裁者发挥作用，建立有助于市场经济运行和转型的平衡和谐的劳资权力关系，特别是在资本强、劳工弱的情况下。
当前，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不可预期的劳资冲突会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甚至使其无法正常运行，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均提出推行集体谈判制度，其目的是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当前经济转型中的日益凸显的劳资矛盾，将劳动者的诉求与非制度化的矛盾转化为稳定的、可调控的制度化表达。所谓集体谈判制度，就是让劳资双方以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权益问题，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劳资关系领域的体现。集体谈判制度的提出也赋予中国工会新的使命，因为集体谈判必须依靠工会。全总工会因此将集体谈判、促进劳资关系平衡定位为中国工会改革的方向。
集体谈判制度和企业工会体制在珠三角地区，特别是深圳已经得到很好的实践。深圳的实践得到前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全总工会的称赞和认可。更重要的是，以集体谈判制度确立的平衡的劳资关系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1）工人工资提高，倒逼低端企业或者迁走、或者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2）工人凝聚力增强，工作热情高涨，生产效率提高；3）劳资争端通过协商解决，避免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4）工资增长拉动内需，带动产业转型。
然而，整个珠三角（包括深圳）离全面建成劳资平衡关系还相去甚远。这不仅因为各个地方实施集体谈判制度的条件差异，更因为资本内部的多样性使劳资权力关系呈现相当大的差异性。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建立平衡的劳资权力关系是市场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借助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优势，加快推进集体谈判制度的实施，探索劳资平衡关系的制度化创新，构建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的劳资关系，真正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让湾区劳动人民真正感受到发展的成果，从而为全国提供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