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蒙吉：我们失去了不止一代观众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作为金爵奖评委会主席的克里斯蒂安·蒙吉最常见的装扮是一件黑色开衫配一条靛蓝色牛仔裤。在稍许正式的场合，他会换上一件白衬衣配休闲款的西装，下身仍旧是那条牛仔裤。直到约定采访的当天，得以近距离观察，我才发现这条“百搭”的牛仔裤的后袋已经磨损，显然是经年累月放置钱包所致；在右腿后方的位置，还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一看就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故意为之。
如同他素朴的着装，这位罗马尼亚最具知名度的导演的作品也毫不花哨。不论是讲述年轻人的淘金梦的黑色喜剧《幸福在西方》；还是展现社会转型前昔，两个女大学生因为一次堕胎历经困境的《四月三周两天》；抑或是聚焦世俗欲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的《山之外》；以及关于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前途，想方设法贿赂阅卷老师的最新作品《毕业会考》，全都是关注罗马尼亚当下社会的现实题材。然而，他总能从看似平常的琐事着手，一步步揭开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的本质。
可能是由于在成为导演前长期从事记者工作的缘故，在我参加的这次采访中，蒙吉对晚辈同行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相当详尽，令我们得以一窥他的电影世界和他背后的罗马尼亚社会在转型前后遭遇的种种困局。
“罗马尼亚新浪潮”还在继续
2007年，蒙吉的《四月三周两天》在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上拿下金棕榈奖，这是罗马尼亚电影首度问鼎三大电影节的最高荣誉，许多人也将其视为这个昔日电影产业繁荣的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文化复兴。但在蒙吉看来，自己的作品拿奖只是“罗马尼亚新浪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收获。
“公平地讲，‘罗马尼亚新浪潮’并非始于《四月》拿到戛纳金棕榈，在那之前，这股浪潮已经起势，它拿奖不过是将‘罗马尼亚新浪潮’推上了顶峰。”
“我想应该是2001年、2002年就已经开始了，总之是2000年以后，所以我们视2000年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的元年。其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罗马尼亚电影工业每况愈下，影片产量逐步走低，影院纷纷关门，最后到了2000年，整整一年全国没有拍成一部电影！”
“然后，忽然之间，罗马尼亚电影有了新生。2001年的戛纳“导演双周”单元，克利斯提·普优（Cristi Puiu）的《无命钱》入围，那是很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批导演都是政局变化后开始拍电影的一批人。上一次有罗马尼亚片子去戛纳，还是九几年时候的事，那些都是属于旧时代导演的作品。而中间这七八年的空缺，罗马尼亚也没有什么优秀的电影出现。”
“之后就是我们这批人开始拍短片，参加各种电影节，被外界注意到。我自己就是被戛纳的选片人邀请去参赛的，他说之前看过我的短片，这事我自己都不知道。渐渐地，每年戛纳都有罗马尼亚电影过去，对我们来说，戛纳相当重要，它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很有权威性。于是，‘罗马尼亚新浪潮’慢慢成了一种现象。在我之前，普优的《无医可靠》就拿了‘一种关注’单元的大奖，然后柯内流·波蓝波宇（Corneliu Porumboiu）的《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拿了金摄影机奖。我正好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那里，拿到了金棕榈。让我有了更多的曝光率，也让罗马尼亚电影为更多人所知。那是一个顶峰，但这种趋势还在延续，罗马尼亚电影现在保持着很高的曝光率，比如去年的戛纳，破天荒的有两部罗马尼亚电影【编者注：《毕业会考》和普优的《雪山之家》】参赛。回想当年一整年都看不到几部罗马尼亚电影的时代，那真是恍若隔世了。”
“我拍电影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影二十年以来，蒙吉总共只拍了四部剧情长片。身处于罗马尼亚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很容易被外界解读为筹措资金的困难。然而，蒙吉却否定了这种看法。
“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困难，那只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就是需要那样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作品。就像是那句印度谚语所说的，别走太快，不然影子都会跟不上你。”
“我自己当制片人，自己编剧，所以不存在剧本堆积如山，等着我去拍的问题；也不会有人早早给你安排好计划，接下来拍哪个哪个。我自己有电影公司【编者注：蒙吉和他当初在布加勒斯特戏剧电影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哈诺·霍费尔（Hanno Höfer）以及《四月》的摄影指导奥列格·穆图（Oleg Mutu）在2003年三人合办了Mobra电影公司】，所以时间不是问题。”
“每拍完一部电影，我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更新自己的人生体验，来充充电，然后才能拍下一部。因为我的每部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与我自己的某个年龄阶段相关联。每部作品拍什么主题，全都并非出于偶然，都涉及我关心的问题，比如《毕业会考》，说的就是为人父母，就与我自己现在这个年龄、现在的心境都有关系。”
“我要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剪辑，自己组织发行，于是肯定会在一部电影上面花很多时间。我的作品往往能去到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放映，但现在的大环境下，艺术电影的销路并不很好，所以每到一地，我都要自己去，这又是件很花时间的事。甚至我这次有可能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让我的作品在中国上映（编者注：已有中国公司买下《毕业会考》的国内发行权）。但不管到哪里，我都要陪着作品一起去，这是因为我的电影里没有显而易见的结论，需要和观众、和媒体交流，但我要谈的并非是电影故事本身，我往往会谈到更宽泛的一些主题，比如人类当下的处境、哪些因素造就了现在的人类等等。”
“总之，我拍电影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缩短其间的时间间隔。”
“我们已经失去了不止一代的电影观众”
曾在一篇蒙吉的访谈中看到他说，虽然《四月三周两天》在戛纳拿了金棕榈奖，但是罗马尼亚观众仍旧很难看到这部电影，为此他自己不得不去借设备，再辗转城市和乡镇放映。令我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么一部为罗马尼亚带来荣光的作品得不到当地院线的支持，而去年的《毕业会考》又是否遭遇同样的命运。接着这次采访的机会，他道出了我的困惑，而蒙吉导演的回答却带着一丝悲凉。
“其实当初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放《四月》，那片子拿了金棕榈，当时很火，大家都想看看。之所以电影院没放，是因为2007年的罗马尼亚，电影院的数量已经很少了。这事情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了，政局变动之后，电影院仍归国有，但国家又没钱去维护，去更新设备，结果好多电影院就那么自生自灭了，设备坏了也没钱修。例如暖气设备，那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装上的，几十年过去了，已经都不管用了。大冬天的，电影院里只有两度。以前罗马尼亚可能有400家电影院，到我拍完《四月》想找地方放映的时候，可能全国只剩下40家影院了。”
“于是，绝大多数本国观众都没办法看到这部电影，但那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一问题，现在或多或少已得到解决，因为罗马尼亚现在也有了不少多厅影城（multiplex），屏幕数量不少。反倒是单厅影院已经消失得快差不多了，全被多厅影城取代了。这就又带出另一个问题：多厅影城的观众和那些小影院的观众，其实不是同一群人。前者主要放映的都是主流商业片，好莱坞大片。”
“所以，十年前我之所以要那么做，是因为全国41个县，只有15个到20个县还有电影院。剩下的地方，我只能自己去组织放映。十年后，公平地讲，情况已改善很多，很多观众能在多厅影城看到我的新片。不过，我还是会组织一些独立放映活动，因为还是有一些城市缺少电影院。例如某些大约有十万人口的小城镇，在我看来，那也是个不小的市场，但他们却没有电影院，所以我还是会安排给他们放我的电影。”
“唯一的区别就是，相比十年前，我在这方面更有经验了，组织工作做得更好，自己购买的设备更多了。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弥补电影院不足的缺憾。但话说回来，那其实不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要做的事。过去十年里罗马尼亚也出了不少好电影，国家层面应该有人想想办法，让本国观众能看到，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些电影人所付出努力的尊重。”
“以往，我们已经失去了不止一代的电影观众。一代人、两代人，一直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到最后你再也不可能让他们重新走进影院了。在罗马尼亚，历史就是遗留下这么一条鸿沟，有那么十五年、二十年，老百姓根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到了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在银幕上看和在手机上看是同一回事。”
“另一个问题就是盗版。人们已经养成了习惯，电影首映才几天，已经开始在网上找资源了。对他们来说，这么看电影或许感觉更舒服，但对我们拍电影的人来说，作品拍出来需要知道观众有什么反应，包括他们是否愿意买票入场，这本身就是一种反馈。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习惯下载看，那也OK，但我希望是付费下载。怎么看，在哪里看，那是你的个人自由，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花了三年时间拍这电影，是为了银幕而拍的。”
我追问道：“但你当年也是通过录像带才完成电影教育……”
“没错，但那情况又不一样了，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而且当时正值社会动荡时期，通过录像带看那些电影，已经超越了看电影本身，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抗争的方式——努力想要赢回一些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权利。所以，说到看录像带这回事，当时我们想的不是尊重不尊重版权，付不付钱，而是我们要获得那些社会不允许你获得的东西，我们要自由地选择自己想看的电影。当然，现在回头再看，那做法确实有失公允。”
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蒙吉的《毕业会考》拿下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聚焦了罗马尼亚社会自教育系统而发散开去的各种腐败。在我看来，它还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当下的罗马尼亚与1989年之前的那个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就此向蒙吉导演探寻，而他的回答令我对这部电影有了全新的认识。
“如果真那么简单的话，我只需用一句话写下结论，当成某种信息在影片中表达出来即可。原因其实很复杂，而且我觉得《毕业会考》里涉及的腐败不仅只存在于罗马尼亚社会，我要说的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问题。”
“而且影片的焦点也不光是腐败，因为腐败只是一种社会现象，造成腐败的原因是人们的妥协。妥协是一种个人选择，人们觉得很难与腐败对抗，因为个人相比起来，力量势单力薄。于是决定妥协，但妥协意味着你其实是分得清好坏，只是选择了坏的一面。从道德角度来说就是这样，这是你自己判断从而做决定的一刻。所以说，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观众看了之后，都能产生共鸣。”
“我们为人父母都希望下一代过得比我们好，成就比我们大，但我很怀疑我们自身有没有起到表率作用。除非你做出改变，除非你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是积极的，否则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就断定他们和我们会有区别。年轻并不意味着相比老一代人天生会有什么优势，或者说素质一定会更高。所以，在把责任交到他们手里之前，在要求他们变得更好之前，我们自己必须改变，必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才行。”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毕业会考》说的也是教育的问题，你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是什么。但影片并未给出简单的答案。这样的问题，要做政治正确的回答是很容易的：你要做个诚实的人。问题在于，你所处的社会，诚实并非是达到成功的最佳途径。那你作为家长，又该如何跟他们解释这样的状况？”
“然后电影里还有个主题，那就是衰老。大家都年轻过，憧憬过美好的事物，但时光飞逝，转眼你已人到中年，回看过往，发现过得和年轻时的设想并不一样，会惊讶于为何生活会变成现在这样。周围的人在变化，你也在变化，日积月累，你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但你还只是中年，前面还有二十来年要活，这时候你就开始对生活产生疑问了。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能过上和自己不一样的生活。人很善于自我欺骗，你会以为自己积累的人生经验可以帮助你的下一代过得更好。但事实呢，你父母亲的人生经验当初也没帮上你多少，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毕业会考》的内涵有很多层次，我想说的就是，善恶好坏都是相对的，不是非黑即白，中间还存在很多灰色地带，凡事都要放到具体背景中去看。如果你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做了个决定，今天这一天你只做正确的事，决不妥协，那你这一天估计会很难过。社会就是这样，需要我们去自我适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妥协是一种生存机制。”
“回到你的问题上，罗马尼亚相比过去是不是没有改变？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和我们当初所期待的不太一样。但话说回来，说不定是我们期待得太多了，而时间却还不够。1989年到现在看看已经快三十年了，对我们个人来说，好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放在历史长河中，根本就是沧海一粟。没法指望社会现状那么快就有彻底变化，还需要更多时间，欲速则不达。”
“至于具体原因，也不能都怪在制度上面。罗马尼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关键是看如何适应，中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罗马尼亚也一样。沦陷期间，有的人起来反抗，有的人选择适应。力量还不足以抗争的时候，先选择活下来，这是自然的法则，所有动物的本性，不能简单用善恶去评判。”
“更希望最后是一部有些评委很喜欢，而另一些评委很讨厌的电影拿奖”
虽然蒙吉此前三次参与戛纳金棕榈奖的角逐，并相继拿下金棕榈、最佳编剧和最佳导演三座奖杯，但他对奖项其实有另一套看法：“事实上，我能赢得金棕榈，那只是巧合。回看电影发展史，我们不可能清楚记得谁拿了什么什么奖，记得的只是电影本身。有的拿奖的电影过了很久还是经典，有的则被时间淘汰。比如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那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电影之一，至今都很喜欢，但我完全不记得它有没有拿过什么奖。现在我自己看电影也不会考虑它拿过什么奖，因为我当过评委，知道奖项是非常相对的，左右一部电影能否拿奖的因素有许多。”
这么一位不看重奖项的导演来当今年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会怎么做呢？
“怎么做？大家撕x呗。哈哈，开玩笑啦。没那么简单的，上次做评委是今年戛纳短片单元的评委会主席。我的做法就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不仅要说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还要说出喜欢的原因和不喜欢的原因。如果说喜欢是因为它给你留下了很深刻印象，OK，那么请你再说出哪些地方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及如何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我鼓励大家多说，说着说着，讨论就会涉及到不同的价值观。关键是你要意识到，彼此之间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事。出现不同意见后，如何达成最后的决议，那很重要。与其选出一部大家都觉得还凑合的电影来拿奖，我更希望最后是一部有些评委很喜欢而另一些评委很讨厌的电影拿奖。不要怕意见不同，只要做到公正公平即可。”
最后，谈到对中国电影及中国导演的看法，蒙吉坦言：“我对中国电影还不够了解。虽然看过一些，但我没法回到过去，回到电影所表现的年代，去了解故事背景，所以就谈不上熟悉中国电影了。我比较了解的导演有贾樟柯，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大电影节上；还有纪录片导演王兵。此外，我也很喜欢侯孝贤的作品。我觉得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香港导演、台湾导演和内地导演拍出来的东西，其实骨子里很相近，有相似的气氛。但我总觉得，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国家的电影，你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有所体会，总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会急着下结论，需要先了解清楚文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