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静默之下》：缺席的父亲和战争的苦难

由阿摩司·塔玛姆主演、埃雷兹·米兹腊希和萨哈·沙维特导演的影片《静默之下》（Beneath the Silence） 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四个奖项。

影片讲述了从第三次中东战争归来后的梅纳尔，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正常生活了。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他，不能和周围环境交流，只能把时间花在他的红色小货车上。 由于他和妻子达夫娜、小儿子夏罗密一直缺乏沟通，这个小家庭正在濒临崩溃。

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仍然不被官方重视的时候，达夫娜为了保持丈夫最后的一点理智而努力和部队沟通并寻求帮助，十岁的夏罗密也在努力了解着他的父亲以及为什么他是如此的不同。

当赎罪日战争爆发时，梅纳尔再次被送到了战场，他的小家庭再次瓦解在灰尘之中。

来自以色列的埃雷兹·米兹腊希和萨哈·沙维特从八年前开始写作《静默之下》的剧本。虽然是关于战争的电影，但导演说，这是一个关于“家庭和原谅”的故事。

八年准备 从孩子到父亲

“这部电影说的是战争让家庭离散了。我们的国家卷入了很多地区战争，在以色列，所有的父亲都上过战场，所以每个家庭都收到了战乱的影响，我们试图把战争对家庭的影响拍成电影。” 萨哈·沙维特说。

虽然导演的父亲不是PTSD患者，但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成长过程中与父亲之间的隔阂。小时候看着父亲穿着制服的样子，并不能理解制服背后意味着什么。“战场上带回来的往往是英雄的故事，最初我们以为战争总是和英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并非如此。战后士兵更愿意是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存在于孩子的内心，他们不愿意分享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挣扎。”

也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两位导演才开始真正理解并原谅他们的父亲。

“8年前我们开始写故事的时候我们就采访了一些受到战争影响的士兵的故事，我们采访了很多年长的人，问他们历史的问题。”

最初，导演们从小孩的视角出发，后来则成了“侦探和研究者”，埃雷兹·米兹腊希说，“你也不能责怪家庭的不完整是由于父亲角色的缺失，我们用父亲的制服影射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地位。”

写作电影的经历和自身经历成为相互的关照。八年的时间，两位导演自己也从青年人，经历服兵役的过程，又成为了父亲。“刚开始编剧的时候我们是孩子的角度，慢慢的，我们意识到了母亲这个角色的立场，然后再到成为父亲。电影后来在这三角关系中取得了平衡，每个人似乎都能在父亲、母亲、孩子的角色里找到自己。”

电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对话不多，画面沉静有力。摄影师Tomer Monetary介绍说，电影里运用的长镜头是一大挑战，“我们要选择在这个镜头里给观众展示哪些东西，到后期也没有过多的剪辑。我们希望还原我们见到的场景，试图让观众更接近真实，更能体会到战争的创伤。”

在以色列战争从未真正结束

在以色列，电影产业并不发达，对两位第一次拍摄电影长片的年轻人说，最困难的部分是找钱，这不光是对于年轻导演，绝大多数以色列电影人都面临缺钱的状况。甚至拍摄《静默之下》的资金，也是两位导演申请了另一个短片项目的基金再来“挪作它用”的。

埃雷兹透露，“现在以色列也喜欢看喜剧而去忘却沉重的东西。”甚至当他们拿着剧本去找电影公司投资时，也会被老板建议应该去拍个喜剧片。“但电影可以是娱乐，也是可以是更深刻和个人的。”

“在以色列，你可以拍各种各样的电影，它的制度非常开放，不受任何限制。拍摄电影的挑战更在于资金。”埃雷兹自嘲，“所以这也是我们拍摄了8年的主要原因，很多的电影都需要争取为数不多的资金，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映后交流会上，有观众提问，为何最终看似已经有了完整的结局的样子，导演却又把主人公送上了战场。导演的回答是，“因为在以色列，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因此当然不希望终止于安逸的生活中。而让影片起于战争，又以战争结束，算是一个循环，周而复始。”

采访中，导演们还谈到，以色列的电影人拍摄电影，或多或少都有基于环境的创作自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战争的地区，所以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受到了战乱的影响。”

影片将于今年十月以色列的“救赎日”在以色列上映。两位电影新人之前已经去过国际上许多个电影节，依然还有些忐忑，“我们还是一部小成本制作，没有什么大场面，无法给予观众需要的刺激。”但导演们还是希望“电影有触动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力量，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的人思考战争，思考战争带来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