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专栏：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
1986年9月，我坐在北爱尔兰阿马郡贝斯布鲁克村的公园长椅上，正在积攒勇气去敲阿兰·布拉克的家门。他是1976年1月发生的那起金斯米尔屠杀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边境的书。我从德里一路东行徒步而来，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
来开门的女子告诉我，她丈夫出门去了，可能稍晚回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还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头敲另一扇门。
金斯米尔屠杀事发时，那12人（包括11个清教徒和1个天主教徒）正搭乘小巴车下班回家，一群持枪者将他们拦下，让其中那位天主教徒出来。他和同事都以为单独出来的人会被杀，所以没人想说出他是谁。但最终他站出来，持枪者却让他赶紧跑，他一跑，他们就向另11人开枪，杀死了10人。
1995年，谢默斯·希尼在诺贝尔奖领奖演讲中提起此事。他将其形容为“北爱尔兰悲恸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他这样描写那起事件，那名天主教徒“在电光火石的一转念，在冬季昏暗夜色的掩盖下……感觉到旁边的清教徒握住他的手捏了一把，示意他别动，我们不会背叛你，没人需要知道你是何信仰，是何党派”。
屠杀事件十年之后，两名幸存者还住在贝斯布鲁克。那位清教徒逃过大难纯属侥幸，而天主教徒理查德·休斯是被放跑的，很快我找到了他家门口。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记得，当我告诉他我想采访他关于那场屠杀的事时，他震惊而苍白的脸上流露悲伤。
“我从没说过这件事。”他低声说。
我点点头，说我理解。
“被杀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又说。
我转身离开前，问他是否认为他们当时要杀的人是他而非其他人。
“换你会怎么想？”他一字一字地问。
然后他关上了门。
我返回阿兰·布拉克家，找到了他，他说他也无法谈论此事。他刚要关门，又迟疑着说已经拍了部纪念屠杀十周年的纪录片，我或许应该看看。他自己没看过，也不想看，但他可以在自家客厅给我放纪录片，如此我便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然而放录像时，他还是留在客厅，和我一起默默地看着。放到那段他说“我知道那些小伙子死了，我知道他们死了”时，屋里的气氛令人几乎无法承受。
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十年后，终于成为《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是我去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对学习北爱尔兰动乱史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一起谋杀或连环谋杀似乎都受了之前谋杀的影响，每一次暴行似乎都为了报复不久前的事。金斯米尔屠杀前六个月，双方都有过教派谋杀事件。
虽然如今我们知道金斯米尔屠杀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人干的，我们并不知凶手的姓名。然而一定有人了解内情。当年的杀人者现今应该六七十岁，可能还住在当地。其中许多人一直默默无闻，远离公众目光。也许他们觉得当年犯下的事已经距离他们很遥远了。
当我看到新芬党老一代的领导人时，我意识到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坚持己见，准备走到聚光灯下的人。但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暗处，乐于杀戮却不参与政治。他们看起来温和、顺从、可靠，但心里藏着事。
我写《名门》时又开始琢磨这些人。此书将暴力戏剧化为一个螺旋，寄宿于灵魂隐秘之处。小说也将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孩子的故事用作部分题材。
毕竟我写作之时，正处于一个伊斯兰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暴力与仇恨的画面似乎已很平常，或至少司空见惯，对暴行的渴求成为每日新闻，而这正是北爱尔兰在动荡年代所经历的。
在我的书中，我觉得我应该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一种格杀勿论、绝不姑息的语调，一种无情而残暴的语调。我要为承受了失去和耻辱的人找到一种声音，此人已准备大肆报复，并打算享受复仇的成果。
当我开始研读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戏剧《伊菲革涅娅在奥利斯》时，却发现这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受伤的声音更为困顿，而不坚定。
另一方面，我重读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笔下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发现自己极为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比她母亲更容易被解读。她的形象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确切感。她就是需求、欲望和愤怒。
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领导者，也是制定规程者。假如她活在现代世界，就会宣布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或者坐在转角办公室里签发粗暴的备忘录。她会开启战争，煽动仇恨，但也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感。性格中这两部分的冲突将会成为她的弱点，也会使她凶猛无情。
在阴影中仿佛等待被关注的，是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在剧中，他先去了别处，回来后就在姐姐的怂恿下杀了自己的母亲，后来被复仇女神追杀。然而我明白，如果我将他写成只是性格高调、英勇坚毅、挥舞着匕首的小恶魔，我就会失去他了。
我读了其他一些小说和剧本，也回顾了自身经历和记忆，想为俄瑞斯忒斯找到一种形态。我研究了亨利·詹姆斯《卡萨玛西玛公主》中的海辛瑟斯·罗宾孙，一个被动且模糊的形象，也想到了约瑟夫·康纳德《密探》中的阿道夫·维洛克，甚至还有哈姆雷特、伊阿古，以及谋杀邓肯后的麦克白。
我要把俄瑞斯忒斯写成一个在世上活得惴惴不安的人，他容易听人摆布，在很多事上举棋不定，心中常怀失落，在压力下能做出任何事来。
在我写这部书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事愈演愈烈。当时波士顿有个案子正在庭审，我也关注了。那是乔卡·沙尼耶夫的审判。2013年4月，此人和他哥哥一起引爆炸弹，造成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的流血事件。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人周围的人对他是如此不了解，他外表是如此平凡，他离开爆炸现场后还能若无其事地和朋友们玩在一起。
沙尼耶夫也是弟弟，他与俄瑞斯忒斯一样，都被兄姊所操控。庭审中，他无精打采，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因此显得更不稳定，更危险了。
为了使俄瑞斯忒斯呈现这种轮廓，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童年戏剧化。我需要让他有许多沉默的事，并让有领导潜能的人能够信任他。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朋友里德尔，他追随里德尔，服从里德尔，仿佛里德尔是个有决断力的大哥，如同后来厄勒克特拉成为他有决断力的大姐。
俄瑞斯忒斯在书中不能拥有母亲那样的第一人称的声音。他不能在书页上直接发言。他得退让，隐忍。他的事大多发生在纤敏的意识中。他是那个观察、留意、渴盼，并奉命行事的人。他长大成人后，性情中还有一部分像孩子。他将会使用第三人称，而不是他母亲的第一人称，相关行文也更为平缓、冷静。
他会像个小男孩那样随身携剑，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但他也像婴儿一样需要母亲的抚慰。他能为了震慑伙伴而杀人，他也会谋杀亲母，只要姐姐有足够的说服力，他会不假思索地去做。
但他会有深深的孤绝感，仿佛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复仇女神加诸于他身上的惩罚，更加深了这种孤独，使他意识到自己身处此间的困苦。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部当代小说的读者信服这样一个世界——母亲、母亲的情人、女儿、儿子，都是偏执狂，他们生活在一个类似家庭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在古希腊剧院的舞台上，也不是在翻译过来的古希腊文本中。这个故事必须能独立存在，即便我写作时发生了与之相呼应的真实事件，即便书中许多人物脱胎于古希腊戏剧。
我想起来，我在2011年《时尚》杂志上读过一篇文章，关于巴沙尔·阿萨德与他妻子阿斯玛在叙利亚内战前的家庭生活。此文值得注意，它不仅让我们了解这对夫妇希望世人如何看待他们，也让我们了解他们在白日梦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此文文笔优美，内容丰富，还配有一张精彩照片，照片中阿萨德正与自己可爱的孩子一起玩耍。
关于阿萨德家庭生活的某些描写则令人捧腹。第一夫人被形容为有“杀手的智商”，不知该让读者怎么想，只能觉得她一定用得上，而且现在可能还是如此。
据此文所述，第一夫人的任务是鼓励600万18岁以下的叙利亚人成为“积极公民”。她告诉《时尚》：“国家发展，人人有责，公民社会，享有权利。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国家会成为我们塑造而成的样子。”
她丈夫巴沙尔也出场了。他衣着休闲，穿了条牛仔裤，平易近人。“他说他对眼部手术很着迷，”文章直接引用了他的话，“因为眼部手术非常精准，一般不会有急诊，出血量也很少。”
我对这篇文章颇感兴趣，因为它将谋杀描述为一种可控的、隐在幕后的东西，如同用餐时间一般，也许只需要在恰当时机出现。此文突出展示了人们每日一大早是如何制造幻象的，昨天做过什么，明天有何计划，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某些模糊形象相比，不值一提。
《名门》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有一种对谋杀的饥渴，她参与到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去，同时又深爱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想与他共度美好时光，正如她也想与厄勒克特拉在花园中散步，尽管厄勒克特拉对她十分憎恶。俄瑞斯忒斯回来后，他的母亲为他打理舒适的房间，尽己所能让他开心。她总是欲念迭起，心血来潮，大部分时间并没有丝毫负罪感，而是总觉得日子不如意。她抱怨天热，她和情人、儿女坐在一起用餐，一边闲话家常。
那些由她下令，或她亲手执行的谋杀，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而已。
这并非庸常的邪恶，它来来去去，自有规律，它忽而现形，忽而隐去，令人不适，它就像心跳，像血压一般存于体内。
然而，当邪恶在小说中浓度渐增时，它就像食物，而餐桌上的人对之虎视眈眈。第二天他们还会回来要更多。
“诗人的任务，”罗伯特·邓肯曾说，“不是反对邪恶，而是想象邪恶。”也许应该记住，邪恶有多种伪装。它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时常彬彬有礼地等候一旁。它会面带微笑。阿伽门农和他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女儿厄勒克特拉制造了《名门》中所有的声响，但最危险的那位俄瑞斯忒斯一直隐在暗处，无法说清自己的感觉，无法确定自己的愤怒有何意味。他安静沉稳，举止有度，或至少表面如此，直到你给他一把匕首。我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破碎的灵魂，从他犹如鬼魅的双眼观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