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人人都是……见证者与口述历史学家

唐纳德·里奇的《牛津口述史手册》（宋平明、左玉河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原版于2012年，可以说是近年来国际口述史学的重要著述。要了解该书的学术价值、意义，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些重要的口述史学论著和我们自己也曾有过的体验。

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原著第一版1978年）被视作口述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述，它认为口述史就是人民以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历史，人民以自己的声音向过去的历史书写发出挑战；它把“声音”与民主联系起来——来自平民的、各阶层的、被忽视群体的“声音”使“历史变得更民主了”。汤普逊认为口述史可以带来更公平的尝试：让证据从下等人、无权者和失败者的嘴里讲出来，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论述提出挑战——口述史可以具有某些激进的内涵。（6页）这意思无非就是让人民自己爆料、再爆料，在当时可能只有英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七十年代伦敦东区的下层民众发起了一个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the People’s Autobiography of Hackney），他们相互记载生活经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通过当地的一家小书店出售。这个团体的宗旨是通过编纂口述史，让当地的民众自己去发现自己的历史，并发展他们之间的社会认同。

比“人民”这个概念更具体的是，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强调的是“大家”，借用当代艺术的一句套话来说，那就是“人人都是口述历史学家”；另外强调“做”，那就是要做功课、拿起笔、按下“录音”或“摄录”按钮，然后“说吧，记忆”！但是，这“料”要怎么“爆”，也不能没有了章法规则，况且实际的操作过程非常复杂，所以该书重点就是“如何做”——从行动的策划到实施，从成果的保存到利用，里奇以问答的方式一一道来。

作为口述史学研究成果的范例，英国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让普通人曾经有过的耳语与心声成功地为世人所知。作者在研究中细心地分辨集体经验与私人记忆的区别，关注普通人是如何在学会适应、被迫扭曲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统治者的价值、话语内化为自己的精神生活，关注外在的谎言、压迫、摧残是如何与内在的恐惧、懦弱、幻觉相纠缠从而塑造出“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在这种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不仅是如何与习惯了“耳语”的受访人交流，同时还要严格核查采访中获得的信息与证据，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敏锐地把个人的心灵史微粒与宏观的历史论述相联系，回应宏观历史叙述中提出的挑战。更令我们不无感慨的是，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在1953年之前长大的一代正在迅速消失，我由此产生一种紧迫感：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来了解斯大林时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第684页）这难道不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吗？

其实，口述史的工作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早就不陌生。保尔·汤普逊在他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说到“历史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用的例子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被迫去创造基层群众斗争的新‘四史’”，有意思的是中文译者在“四史”后加的译者注是“具体所指不清”。（第一章，1页）只能说汤普逊厉害了，他说的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的群众史学运动：编写新的厂史、公社史、村史、家史，目的是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进步的、必要的。要写每个地方、每条村的新“四史”，根据什么？哪来那么多的文献资料？访谈就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从五十年代大力征集“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等革命史回忆丛书是直接产物），到近年来的各种英雄、劳模口述史，都是经由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来完成。问题是，采访者的目的、意图究竟是探询历史真相还是为了论证教科书的历史结论，这才是与真正的口述史学的根本性区别。读大学的时候，老师安排我们去粤西信宜县钱排镇山区调查一支据称是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凌十八农民起义军的历史资料，我们翻山越岭去一个一个地采访知情的老农民。在访谈中我们显然是在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叙事理论引领下，着重唤醒他们对从前辈流传下来的关于地主的剥削、凌十八的反抗精神、农民军的英勇战斗等传说的记忆，这些口述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问题是只从教科书观点和结论出发的采访提纲很可能会遗漏更丰富、更真实的历史记忆。前年我到黔东南山区支教，顺带访问了一些老村民。有老人说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完成后，各村的地主都被强迫迁移，甲村的到乙村、乙村的到甲村，说是防止他们心怀不满搞破坏；其实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屋、财物之后，那些还有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残存在心中的农民不希望与地主天天打照面。也有老人说在大饥荒中常常把快不行的人送去“医院”，而这个所谓的“医院”其实只是一间什么都没有的空房子。这些行为和心态很难进入文献记载，但是口述史的价值还不仅仅是补充史料，而是揭示出被遮蔽的民间叙述。

现在可以回到里奇的《牛津口述史手册》。我认为它最突出的贡献不仅是通过选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40位学者的专题论文呈现出当代口述史学的国际性、跨学科性，更重要的是在极为丰富的专题个案中揭示出口述史在研究对象、叙事方式、现实影响等诸多面向中的复杂性与尖锐性——所谓“人人都是口述史家”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吧”。第2章“成王败寇：对冲突双方的采访”（作者：米罗斯拉夫·拉夫·瓦内克）是集复杂性与尖锐性于一身的很好例子。题为“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谓正常化时期的政治精英和异见人士：自传式采访”的大型口述史项目“旨在对比前当权派与其政敌的陈述。……他们都……深受各种形式的压迫，甚至身陷囹圄的普通民众”。（35页）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在哪个阵营之中，由于每个当事人的身份、地位、经历、家庭、性格、年龄等等因素的区别，他们对大历史的信念与对局部事件的记忆都在貌似同一战线的大旗下折射出不同的思想光谱。（38页）另外，项目组在许多小城镇中采访过那些不太为公众所知道的异见分子，发现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更容易受到压迫。（39页）我们固然知道这是媒体时代的特征，但是从“运动史”的角度来看却包含着很多令当事人痛苦的回忆。对前政权官员的采访则面临更大的难题：这些被视为“失败者”的人“是否会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他们真实的想法、观点和全部人生故事”？结果发现很多受访人能够自然讲述他们的故事，为采访提供了不少“内部消息”；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对以前的事件、行为感到内疚、悔恨什么的，“他们都好像成了最无辜的人”。（43页）更真实而且不无残酷的结论之一是，“我们的采访反复让我们面对这样一种事实，即历史上的伟大事件都不会成为大部分人民个人生活的主轴。导致历史变革的大部分重大政治事件看起来与走在街上的行人完全没有太大关系”。（同上）

《手册》第九章是关于后种族时期南非的创伤、证词与和解，作者指出在1990年之后的南非政治转型与社会分裂的形势中，“在1993年到1994年4月期间政府粉碎了大约4吨重的敏感或含有定罪证据的文件”。（131页）从而使1995年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在各种听证、司法仲裁过程中遇到极大困难，“大部分的行凶者因为证据的缺乏很可能永远不会受到起诉”。（同上）其实，除了销毁档案文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创伤事件发展中的关键时刻，各种指令的口头下达、不准记录都是常态，就像古时候的强盗在月黑风高夜杀人不留名，日后的历史学家如何能指望从文献记录中找出真相和真正的责任人？在这里突然想起保尔·汤普逊在他的书里说过，“当……历史学家不得不利用政府密探的记录来书写历史时，他们所受到的压抑显然达到了极点”。（5页）不管他具体所指为何，那些记录是否可靠也先不论，关键是这些“政府密探”有朝一日也可能会成为口述历史学会的成员。

该书“译者的话”提到，中国口述史学在整体上面临的困境之一“是缺乏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存在口述内容上的禁忌，导致历史当事人对口述访谈有很大顾虑”。话说得很委婉，实情恐怕还不仅仅如此。应该说，唐纳德·里奇关于“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观念很对，人人实际上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口述历史学家，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但是当代科技带来的交流媒介，如微信、微博等工具的极端普及化，无形中是让人民自己说话、爆料、讲述所知道的故事成为生活中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无可怀疑的是，口述史学肯定还有着难以限定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