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是垃圾观众造就垃圾电影吗,网络能不能救电影

澎湃新闻记者 杨偲婷
2017-06-19 13:36
来源:澎湃新闻

6月18日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腾讯论坛邀请了作家刘震云做主持人,导演冯小刚、陈可辛,作家张大春,学者戴锦华做嘉宾,以“用工匠精神打造中国电影”为题,探讨了中国电影的现状与未来。

去年的上影节腾讯论坛,李安导演的发言刷爆媒体和社交网站。今年,几位业界人士也在论坛上有非常精彩的阐述与对话。

工匠精神在电影创作中的体现

冯小刚:关于这个“工匠精神”我想说说。比如坐在我旁边的震云,他老说自己是一个特别笨的人。特别笨的人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会去想走捷径。

当初我跟震云弄《温故1942》的时候,它是一个调查体的小说,没有具体的人物和事,那怎么把这个剧本写出来?我们俩想了半天,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路。沿着这部调查体的小说所触及到的地方走一遍,在这个路上我俩走了三个月。

震云是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来写这个剧本。但大部分作者、编剧,现在都用最聪明的办法在做这件事。最聪明的做法可能是抄了近道,但他不可能做出特别好的、结实的东西来。

冯小刚

刘震云

戴锦华:对于我来说电影首先是艺术,讲课的时候我经常问学生什么是电影?此前很少有人马上回答,最近马上就回答了,是“产业”。所有人都知道电影是产业,但大家越来越忘记了电影是艺术。对我来说现在衡量好电影的标准变得简单了:哪一部电影把我还原成普通观众,让我忘记了挑剔,让我陷入单纯的感动。只是世界范围之内这样的电影越来越少了。

我们来思考一下“工匠精神”放在这儿想说什么。大概想说几点:第一点,“工匠精神”这词据说是日本舶来品,是讲制作者与制作对象之间有一份朴素的爱。今天可能让工地搬砖的工人爱自己搬的砖,这是无耻的,但要求电影人爱电影是必须的。

今天中国电影业到了这个程度,如此多的从业人员有多少人是真的爱电影?我觉得这是很低的要求,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有一份朴素的爱。

另外,今天中国电影谈“工匠精神”,大概是在说一件事,就是我们整体的工业水准。

从技术上、艺术上、叙述上我们对于制作的追求,我们对于制作的自我要求,这可能是所谓的“工匠精神”要说的一句话:请你们在技术上及格。

当中国电影到今天,我们谈“工匠精神”,我想我们是在谈底线,在谈怎么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划出底线。这是我的理解。

戴锦华

张大春:在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时候,我只是他的一个演员,而且是演员里边最不重要的龙套。为什么我说不愉快?因为我对剧本,或者我对故事是有想法的,可是我必须替他服务。

跟王家卫的合作,王家卫不需要编剧,他需要的是能够跟他一起聊天的打字员。对我来说,我也有很多意见想表达,对于电影结构的、语言的、人物的。王家卫导演愿意跟我聊天,他希望我能够随时提供对于这部片子的各种背景意见,可我想做的事情不在里边。这也不会太愉快。

这两种不愉快都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不愉快,我还是愿意替这样的人服务,因为我要把我的想法,我的文本,往后退两步、三步,甚至无限步。我这个创作者丢开了创作者的角色,但在他们身边我却可以看到、想到、听到我原先并未尝试的那些想法。我始终是在学着,当学生是不太愉快的,因为学生感觉自己随时都要面对考试。

回到我最早当学徒的一段经验,我的师父胡金铨导演,那时我跟他合作剧本。改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拿着红笔圈了圈,说这一句必须改掉,这是剧的一个角色说“你的大恩大德请容我来生犬马以报”。他说我们这个故事是在春秋末年,春秋末年人会用“来生”想问题吗?在佛教还没进入到中土之前数百年,“来生”的观念在春秋这个时代发生过没有?我怎么想都觉得,结草衔环的故事好像出自于《左传》。我就讲了结草衔环的故事是春秋的故事,他说结草衔环是死后还有生命,还有作为,但不是来生。

所以胡金铨导演提醒我的是,你必须体贴到非常仔细的程度,体贴你的题材,体贴你所处理的历史,体贴你要表现的故事,把它化到真正的现实之中,还能够有说服力。他说过一个段子,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上海老师傅做西装做得好吗?我说不知道。胡导演说很简单,他给你量了身以后,会低身在你耳边问一句:“你放左边还是放右边?”什么东西放左边还是放右边我就不解释了。当然做西装的人就会说左边还是右边,他就懂了,裤腿上设计的空间就不太一样。这就是“工匠精神”。体会每一个使用成品的人究竟有些什么样最亲切的感受。我相信这也是刚才锦华老师所说的朴素的爱吧。

张大春

从文本到电影路有多长?

冯小刚:刘震云写的剧本《温故1942》,它每一场前面都有这么一句话,“逃荒的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是我们的制片主任最恨的话。逃荒的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读者在看这个的时候,会完成一个想象,但放到镜头里面,确实非常难。这个是我的一个体会。

文字是特别自由的。冬去春来,完了。这一句话,我们电影拍起来是很麻烦的。所以把文字变成影象,确实是需要我们导演在这方面想很多办法。

张大春:有一天我去吃火锅,但最后我没有吃到,因为来了一个简讯,王家卫的,他说宫老爷子要进青楼了,一场打,打之前他会说一些什么?我就把台词用手机打给他,因为他夜里十二点就要开机拍了。

我坐下来,刚要动筷子,简讯又来了:宫老爷子要进青楼,一场打,但是他不打,他该说一些什么?我就写了第二段,如果不打的话,该说什么。

再坐下来我刚要吃,又来了:宫二进青楼,一场打,打之前要说什么?然后我把宫二进青楼,如果打说什么,如果不打说什么,一起发过去了。

四段对白,后面大概一两个小时,没有简讯了。我觉得服务很到家了,他十二点应该也拍了。但是,几个月以后我发现根本没有这一场。

但我理解导演,就是他要琢磨各种表现方式。而作为编剧,我总觉得编剧就跟梁实秋先生翻译一样的。梁实秋曾经说过:翻译不是艺术,翻译也不是创作,既不是艺术也不是创作。那翻译是什么呢?翻译是服务。

所以,编剧要随时去揣摩导演的创作意图。人从讲故事的一个角度,回头去对另外一个创作者做服务,换到讲故事的另一个角度,我觉得是所有的创作者都应该不放弃的一种锻炼。

《一代宗师》王庆祥饰演宫老爷子

戴锦华:从小说到电影,人们喜欢讨论一个东西叫做“是否忠实原著”,这个命题提出来就给了小说先决的位置,电影变成了文本的一个摹版,成了一个由活动的影像做的插图版。我们要看到电影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毫无高下可分。

20世纪60年代,电影向世界证明了我们可以处理人类有史以来最幽深、奥妙、内在的主题。文学用几千年证明它们做到的东西,电影在一百年当中证明我们也做得到。而我们所能做到的方式是文学也许做不到的,因为文学受到了媒介的限制。

讨论电影要讨论视听媒介。当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小说提供的是一堆素材,导演能充分地把一部文学作品还原成素材,才有机会拍成好电影。否则通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有二流的电影、三流的电影。优秀的电影还原成文字时,也是无限苍白的投影。

很多导演从文学中获得灵感和素材,但不意味着电影对于文学的依赖性,或者电影对于文学的从属性和次要性。这也是今天我们拼命膜拜IP的极大的愚蠢和陷阱。

“尊重观众的感受,和尊重观众兜里的钱,是两回事”

冯小刚:我想就这个话题说说关于导演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刚才说到垃圾电影,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有这么多垃圾电影,可能冒犯了在座的各位。中国电影现在让观众吐槽垃圾遍地,一定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对不对?如果不去捧这个场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制片人也就不去制作垃圾电影了。往往垃圾电影票房还很高。

什么叫尊重观众?观众跟导演是什么关系?观众是导演的上帝,这话多扯淡啊。在我看来观众应该是导演的一个不好对付的对手,就是我怎么能够征服你,用我最大的诚意把这件事做好。我认为这个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我们没办法去猜观众想看什么,因为观众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但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选择讲这样一个故事,你是不是爱这个故事里的人,且有很大的欲望把它拍出来。尊重观众的内心,尊重观众的感受和尊重观众兜里的钱是两回事。

戴锦华:我确实觉得中国电影市场的怪现象越来越怪。从21世纪初开始,叫越看越骂,越骂越看。到后来发展成不烂不卖。这个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怪现象。但是我不完全同意的是,责任大概不在观众吧,因为今天中国电影市场高度垄断,排片率决定一切。

据我自己观察,2016年是资本立威。我掌握资本,掌握电影制片公司,最重要我掌握院线。我想要的片子,排片率往上铺。垄断一定程度上造成观众学习的能力被限定了。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抽时间看场电影不容易,我们进到影院,很多厅在演的电影,是最吻合我们时间的,我们别无选择。

另外一方面,我也说中国电影观众是新观众,因为在中国,我们影院观影的习惯一度消失,这种情况持续20年之后,中国电影再度复苏。所以中国观众不是在多元丰富的电影市场中正常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的观众更被动的受到某种先在选项的影响。

但2016年整个所谓的三四线影院的观众票房雪崩式滑坡,表明垄断已经开始破产。排片率就算到了50%以上,观众也可以选择不看。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正老道起来。而且由于网络、新技术和新媒体所培养的观众群,分众的局面已成。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网上几十秒内,塔尔科夫斯基套票售罄,艺术电影一票难求,并没有说明中国观众都那么崇高,而是告诉我们这批观众量已经足够大了。那么从美国超级英雄片,到塔尔科夫斯基,中间很多层次的观众,现在需要我们中国导演用诚意去制作不同层次的影片。

我从没盲目反对过那种在我看起来恶俗的商业片,可能他们仍能赢得某一种“大众”。但没有任何人试图去把握80%以上的大众,因为这是分众的时代。而分众的时代,中国电影这么大的规模和盘子,给各种各样的电影提供了可能。所以2016年虽然不乐观,我觉得乐观的是各种小片开始有进入影院的机会。各种我们过去称之为独立电影的影片开始跟观众见面。这是健康的一面。

冯小刚: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这两天我听到好多人皱着眉头,说将近一个月了国产片上来十个死十个,单日一个月没有一个电影超过1000万,全部是好莱坞的。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确实拍得不好啊。如果观众对拍得不好的电影一个脸色看,那就挺好的,我觉得中国电影(全年票房)回到100亿挺好的,干嘛非要回到600亿。

我现在周围的人是个人都在找什么IP,拿的全是屁,我觉得他们完全不爱电影,他们就觉得怎么赚钱。其实电影市场一萎缩就会把很多原本不是干这个的人挤出去,把这股脏水挤出去了,反而挺好,然后腾出更多空间给那些认真做电影的人。

我挺愉快的,电影市场不好我也很愉快,我也不糟蹋别人的钱,我反对一将功成万骨枯,踏着制片人的尸体进行自己的电影探索,我就踏着自己的尸体探索。我这回《芳华》全用新人,并不是说非得省钱,我懒得和明星打交道,你说聊剧本后面站五个保镖,怎么聊剧。我要拍就得拍我喜欢的,我不会再被什么东西绑架,甭拿这个那个跟我扯淡。

陈可辛

“我们做两三年的电影,就靠上映一两天的运气”

陈可辛:资本、电影院等都被市场绑架。被市场裹胁了之后,就有了那些全面倾倒于一个类型的电影,因为那种电影才能利益最大化。今天讲的利益最大化,不是三年前的利益最大化,现在的利益最大化是回本,回本已经变成利益最大化了。今年很多电影都亏本了,其实电影已经进入了寒冬。

去年戴教授看到一些例外的,本不应该进院线的电影进院线了,其实往下走那些电影的机会都不是很多。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全世界大卖的电影都是一个类型的。十年前电影院很少,我们希望银幕多了就能分流了,其实越多越不分流。所有电影演员都演一种电影,我们做两三年的电影就靠上映时一天、两天的运气。

这个问题不会体量越大越解决,只会越来越坏。在美国文艺片的电影院基本全没了,全世界只有法国跟日本有,这两个地方还保留了一些。文艺电影已经被压迫到这样的情况。刚才戴教授讲的超级英雄戏,跟完全艺术的艺术片中间其实还有很多电影,但这些电影都压得没有生存空间了。

网络才真正能使电影分流、观众分流。因为网络没有成本,我们恨电影院,恨排片,因为它不给你机会,几年的苦一天都没了。其实它有运营成本,有地产的绑架、工资的绑架、发行的绑架等等,所以它用了各种方法使电影院会满,这个方法就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只能都拍一个类型的电影才有机会发展下去。

但网络上有非常大的空间,当时《七月与安生》就有一个例子,第一天的票房1000多万,那个电影(总)票房是1.7亿,在这个情况下计算大概有400万人次看这个电影,电影下线,放到网络上去,一周一个平台6000万人看,证明网络上的观众还在,不过可能大家想第二周看、第三周看这个电影就没了。

这就是电影人的现实,所以电影人怎么能不拍所谓大数据、大IP的电影。我觉得网络可能是一个出路。在网络我们可以不只为了市场,作为一个创作人,这时候你可以拍很多的细节,要是你想到一个题材两个小时讲不完,就拍三个小时、八个小时,12个小时一季,24小时两季。电影该多长就拍多长,我们不把它叫做网络剧,我们把它叫做自由长度的电影。那才是电影工匠的出路,你要把你的活做得最好。这不只是中国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这五年我看过的美剧绝对比美国的电影好看。其实那就是我们的出路。

戴锦华:我首先回应一下可辛导演,我不同意网络是电影的出路。就是说最后我们一定只能走向那里。今后网络一定是将吞没一切,包容一切,展示一切。但我自己认为,电影是永远的影院艺术。影院所造成的包括对电影时长的要求,包括观影条件,包括我们要离开家到街上买票进入影院,所有的一切,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电影艺术的魅力,也构成了今天所有从商业到艺术电影的基本的艺术体质,媒介体质,一旦我们丧失了影院,我们就丧失了电影。到那时候可以宣布电影死亡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网剧、网大,就我了解,好像还保持在赤裸的感官满足层面,保持最原始的商业。而在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种种禁令的条件下,他们刚好有这样一个可悲的功能,就是在影院看不到,到那去看。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未来在网络上的视听艺术就是这样了,网络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什么样式的影视作品都可以进入网络,借助网络生存。

所以我觉得,网络自身不是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艺术家与文化消费者的文化自觉和自我约束,我们如何参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仍旧说电影是永远的艺术,爱电影的朋友去电影院,让电影的生命继续延续。网络是无限可能的空间,但是我们要把它打开成无限可能的空间,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狭小的,自我封闭的,自甘堕落的空间。

陈可辛:戴教授我刚才在讲网络那段话的时候,我就有准备你会这样回。但我想说一下,我觉得年轻的观众他们不一定是从小看电影长大的。他们是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对我来讲内容比载体重要,比形式重要。年轻一代用手机看电影。他们戴着耳机,只要有好的内容,用那么小的屏幕他们都能全神贯注。影院观影是我们这一代人理解的,但每一代的人不一样,我们不能拿我们这一代的逻辑强迫下一代。

我们这一代,还会捍卫电影院,还会继续看电影,我只是觉得网络会使电影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但不代表我决不上电影院。但是有的是同时上,或者我先上电影院再上网络,这个让我们拍电影、说故事有更好方法。

电影做了那么多年,舞台剧有灭亡了吗?还是有舞台剧。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共存的,希望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他还有权利继续看。

我们没法改变观众决定要看什么,网络的运营商肯定会把最大的空间给一些大数据、大部分观众喜欢的东西,可能结果还是大IP,还是小鲜肉,还是一些很粗的东西。网络给一个分流的空间,就是你归你,我归我,我有这一小块就够了,但在电影院里完全没有空间给那一小块。所以我觉得网络能救电影,是这样的情况。

    校对:余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