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如何处理科场舞弊？
自从隋代开科举以来，“考试”就逐渐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考试，最基础的要求自然是公平。有鉴于此，历代对于科举考试作弊的处置不可谓不严厉，然而仍旧有人铤而走险，清代康熙朝引发朝野震动的辛卯科江南乡试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中举难于上北大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描写了一个五十多岁终于考上的举人，其大名范进，自然家喻户晓。读者往往诧异于范进中举之后发疯的场面，但如果了解“举人”之中的含金量，恐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自从宋真宗写出《劝学》，用“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勉学子读书上进之后，学而优则仕就成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最理想的出路。但这条路实在是崎岖难行。当年读书人的最底层是“童生”，童生每三年有两次机会参加省学政主持的“院试”。院试通过了取得“生员”资格，也就是俗称“秀才”，一般每科各县录取只几十人，录取率在20-30%。像范进这样的秀才就可以参加省一级的“乡试”，明清时期本来就有“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说明乡试录取率低于会试，考中举人的难度大于考中进士，是真正的hard模式。以清代为例，当时与被称为“北闱”的京城顺天贡院相对的是被称为“南闱”的江宁（今南京）江南贡院，每逢八月乡试期间，此地热闹非凡，秦淮河畔，士人云集，清代江南贡院有号筒（号巷）295字，共号舍20644间，而每科录取的举人名额却只有一百人上下，录取率不到0.5%，所以范进考了多次落榜是正常的，唐伯虎这种第一次参加乡试就拿了第一名才是奇葩。换句话说，一个童生考上举人的概率，其实只有600分之一。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的话，2016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河北省的42万考生录取了276人（比例为1500分之一）。表面上看，仿佛中举要容易得多，但要是考虑到乡试三年一次而高考年年都有，中举实在非学霸中的学霸不能榜上有名也！
科举既然是条独木桥，也就不免有人动起歪脑筋。历朝历代的科举舞弊案件可谓是事不绝书。到了清代，“科场防弊视为要政，行法亦不姑息”。然而科举功名诱惑巨大，尽管三令五申，仍有人以身试法，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江南乡试案，顺治帝大开杀戒， “主考官方犹、钱开宗俱着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18名同考官“俱着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至于有作弊嫌疑的考生“俱着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严刑峻法之下，江南科场因此消停了半个世纪，而后十一八科江南乡试中，风平浪静，再无舞弊传闻，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承平已久之下，科场舞弊之风故态复萌。
苏州秀才大闹府学惊动康熙
这年秋天，江南辛卯科乡试循例在江宁举行，担任此次考试的正主考是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学士赵晋。九月九日榜发，录取的举人中，素无名望、文理不通的扬州盐商子弟占了较大比例，而素有人文荟萃之称、历年录取举人最多的苏州府，此科录取人数大失水准，只有区区十三名而已，占总录取人数（120人）的比例仅勉强超过了十分之一。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因为有清一代，苏州府总录取举人1712人，只以微弱差距逊色于常州府而居于江南乡试各州府第二位，比扬州府更是要多出近三分之一（500多人）。甚至当时就有路边社传闻，苏州府的这13位中举者中竟有5人是通过行贿登榜的，更令落榜者咬牙切齿，一帮平时斯斯文文的苏州秀才，顿时怒不可遏，集会苏州玄妙观，大闹苏州府学，这一闹，甚至惊动了紫禁城。
九月二十四日，苏州全城士子一千余人聚集在玄妙观，抬着财神泥像浩浩荡荡地进入府学，将财神塑像锁在夫子庙的明伦堂上，高声演说，声称不服所发榜文，并竞相作诗词写对
联，有的还写成歌谣，到处张贴，讥讽嘲骂科考情弊。其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此影射主考官左必蕃对科考中的舞弊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副主考赵晋胆大妄为，受贿赂卖举子。还有的考生把考场匾额上的“贡院（貢院）”二字用纸糊上，改写成“卖完（買完）”，高悬示众。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2》中也再现了这个桥段，只不过把故事发生时间改成了乾隆朝。
江南士子的愤怒之情，一时难以平息，康熙帝派到江南的坐探，苏州织造李煦把士子们张贴的诗词对联以及歌谣一同抄呈皇帝主子，康熙帝阅后批示，“纷纷议论，京中早已闻知，可羞之极矣”，立即指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两位大臣到扬州按治，会同江苏巡抚张伯行（汉人）及他的上司两江总督噶礼（旗人）一起审理此案。
案子其实并不复杂。被人举报“平日不通文理”却中举的吴泌和程光奎二人被押到扬州复试。尽管复试试题并不算难，无奈这两位确系草包，其复试结果可想而知，考得驴唇不对马嘴，严刑拷问之下真相很快大白。
原来，徽州府歙县考生吴泌系扬州盐商吴宗杰的独子，家产百万，当铺、钱庄遍布江淮。然而吴泌却不愿当商人，一心一意想做官，可惜满肚子肥油却无墨水，于是便企图花钱买个举人的功名。另一个新科举人程光奎也是如此。吴泌走的是泾县知县陈天立（副主考官赵晋的亲戚）的路子，约定在卷子里做了记号，用“其实有”三字，置于所考文章的“破题”（明清八股文的开头几句，亦称破题）之内，顺利录取。本来就认识赵晋的扬州考生程光奎更懒，连卷子也懒得做，干脆雇请文章高手做出范文，请担任考官的淮阴府山阳县（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知县方名事先将文章带入闱内，埋藏起来，到时取出便轻松金榜题名。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通各个关节，也是令人瞠目。
督抚互参的闹剧
科考结束之后，吴泌和程光奎二人都自称托人转送副主考赵晋15锭共300两黄金，但是在扬州的审案中，赵晋只承认总共收到了300两黄金。结果牵扯出了作为中间人的安徽巡抚叶九思的家人李奇，李奇归案后老实承认，还有15锭金子，听说是留给总督大人的。
这就很尴尬了，这位两江总督噶礼大人此时正坐在审案台上。眼看法官就要变成被告，噶礼面色如灰，拍案怒吼：大胆刁民，竟敢当堂诬陷封疆大吏，快拉出去乱棍打死！旁边的张伯行急忙制止说：犯人口供尚未录全，岂能轻易棒杀，大人心无芥蒂，何必怕人诬陷？公堂之上，督抚相争，几乎撕破脸皮。
这在清代官场上是不太寻常的事件。按体例，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的下属，以下犯上素来是官场大忌。不过江苏的情况却有特殊之处，其巡抚品阶虽然低于总督，却独自开府苏州，不受江宁的总督掣肘，加上江苏巡抚所辖江南四府一州（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及太仓直隶州）乃是整个帝国最为富庶的土地，自然底气十足，加上张伯行素来以清正廉洁著称，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这样事情就搞大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二月底，噶礼、张伯行二人几乎同时向康熙帝呈递了奏折，相互参劾。张伯行参奏噶礼抗旨欺君，营私坏法，“通同舞弊，于科场索银五十万两”。然而，噶礼毫不示弱，决不相让，上奏札反咬张伯行弄死了陈天立（在狱中神秘死亡），且罗列包庇曾为戴名世《南山集》（康熙帝钦定的文字狱）作序的好友方苞等人的七宗罪名。
两份完全不同的奏章，同时送到康熙皇帝手上。一时间，弄得康熙皇帝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下诏：张伯行、噶礼一并革职解任。一时间，围绕总督、巡抚的去留，江苏的兵、民形成鲜明的对垒阵营。“兵为总督者多，秀才为巡抚者多”，也就是支持噶礼以士兵居多，而支持张伯行的以秀才为多。有一次，张伯行与噶礼曾在衙门大庭上争吵起来，走出衙门时，二人竟然还发生了争殴摔打。噶礼身躯雄壮，张伯行身体也很魁梧，噶礼因身子太胖，行动不灵活，被张伯行踢倒在地，一番乱滚，上演了一出极为罕见的官场闹剧，斯文扫地已极。
这场因为科举舞弊引发的官场争斗一直拖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才算了结。期间，康熙帝两次派钦差大臣前去扬州审理，并让苏州、江宁织造随时密报，最后九卿、詹事、科道各员会同具奏才得以结案。最后判决，主考官左必蕃事前不能察觉，但负有责任，充军流戍（后改为革职）；副主考赵晋“拟处斩弃市”，考场舞弊的吴泌、程光奎等人也被判处斩监侯。其中最滑稽的莫过于对督抚互参的处理，康熙帝虽然明知噶礼是个大贪官，“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最后却只是革职了事（张伯行仍复江苏巡抚）。这当然是康熙皇帝的私心庇护的结果。有个说法是噶礼的母亲曾经是康熙帝的奶妈，而这家人与皇帝的关系也很好，在康熙帝批复噶礼的奏折中，康熙帝对噶礼的母亲甚为关心，曾多次在噶礼的奏折朱批中出现“尔母好”、“尔母及尔好”、“尔母子好？”等垂问之语，并屡颁温旨，赏赐物件。由于有这层关系，噶礼子以母贵就不足为奇了。
辛卯科江南乡试案就此了结。苏州士子为表感激之情，在观前街上贴了一纸醒目的榜文：“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至于噶礼撤职后，并未洗心革面，终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一年后的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噶礼因在食物中放毒企图毒杀亲母被其母告发，他母亲说他“奸诈凶恶”，要求皇帝将其“请正典刑”。大为震惊的康熙帝感慨“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只得下旨：噶礼自尽，妻亦从死，家产入官。这个权倾一时的贪官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