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凌︱药不能停：谷崎润一郎、维生素与殖民史
现代相亲文学的扛鼎之作、谷崎润一郎的《细雪》，是这么开头的：楼下，雪子正陪着悦子练琴。楼上，幸子在梳妆打扮，看到妙子经过，把她喊住，让她帮忙敷粉。妙子刚起手，两人的话题就迅速切换到了八卦雪子新近的相亲对象上，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一发入魂、直击心灵的追问：做什么工作的？单位好不好？工资多少啦？哪里毕业的？什么家庭背景？有多少财产？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还有最重要的，照片有伐？
大龄女青年雪子的嫁人问题，就这么赤裸裸地被摆上了台面，更重要的是，以这三言两语间的问答与评点，谷崎润一郎轻巧地点出了莳冈氏在嫁（mài）女儿时的顾虑与算计。在某种意义上，厚厚三卷的《细雪》，正是借由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权衡取舍，展现出了一个衰落中的关西望族在动荡的社会中如何不断重新调试、定位自身，以及这些定位背后的冲突、无奈与妥协。
不过，开篇这一幕并未就此结束。谷崎笔锋一转，带出了一个貌似可有可无的小细节。幸子画完妆，突然想起来件事儿，便嘱咐妙子道：
“哎对了，我又‘缺B’了，麻烦你下楼去吩咐一声，让谁把注射器消消毒。”
脚气可以说是阪神地区的一种地方病，也许由于这个缘故，这一家人从当家的两口子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悦子，每年夏秋两季都闹脚气，注射维生素B就成了习惯。近来连医生那儿也不去了，家里常备有高效维生素注射剂，连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也互相打针。只要什么地方有点儿不舒服，就归之于缺少维生素B。也不知是谁先说开的，碰到这种情况，就称之为“缺B”。
“缺B”这个症状，几乎贯穿全书，一家人把注射维生素当习惯，有事儿没事儿就掏出针筒互相打，动作还相当熟练，先“用砂轮划断瓶颈，把药水吸进注射器”，拉过手臂，“用蘸着酒精的脱脂棉”擦一擦，一下把针头扎进去，完了还要“贴上胶布，在进针处又拍又揉，使肌肉松弛下来”这才算完成了全套。至于打针的原因，治疗脚气病当然是最常见的原因，但“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也没停过，用叙事者的话说，“姐妹们互相打针几乎成了她们的日课”。妙子病了，要注射维他命以助康复。悦子晚上失眠睡不着，幸子上手就给她来了一针。天热，三姐妹胃口不好，于是互相打针。雪子想要消除自己眼皮上的那块褐色斑，于是每隔一天要打一针维生素。三姐妹准备去听音乐会，出门前商量着穿什么衣服，差点误了时间，而就在这当口，还要挤出时间来打一针。对于她们来说，维生素仿佛成了所有健康问题的万灵药。——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关于维生素的细节，对于谷崎润一郎的叙事而言起到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从何而来？在当时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在《秘窗》中，安东尼·钱伯斯将谷崎润一郎叙事中的维生素与疾病关联了起来，而后者则可以被视为家族衰落的一个标志。钱伯斯写道，“疾病指向了凋零与衰亡，并为读者提示着小说诸角色的身体的脆弱性，同时，疾病也表征着那种贯穿全书的焦虑感”。这种关于衰亡的焦虑感绝不仅限于莳冈家族之内。钱伯斯特意提醒我们，《细雪》全书故事的时间始于1936年11月，终于1941年4月，而此时“离珍珠港事件还剩不到八个月，而离东京第一次被轰炸只剩不到一年”。在这个意义上，借由衰亡这一概念，钱伯斯在小说中的维生素/疾病，和小说所处的历史与政治语境之间，建立起了某种模糊的关联。
然而，维生素与日本殖民战争之间的历史联系，要比钱伯斯的论述直接得多，它不仅在日本军国主义话语及其身体政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对维生素的消费，也贯穿着整个殖民时期的内部改造与对外征伐。事实上，随着现代营养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维生素早已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营养品，在大众媒体中，它已然成为健康本身的象征符号。而健康的国民，则是帝国的殖民宣传所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举例而言，1941年，绿旗联盟——这一组织原先是一个佛学研究小组，后来则慢慢成为殖民政府宣传国家意识形态时的重要合作者——出版了《家庭食事读本》，此书以普通的家庭妇女为对象，意在指导她们如何去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读本》中专门辟出一章讨论主食，并极力强调维生素B的重要性：它指出，自1899年起，由于缺乏维生素B而造成的脚气病所带来的死亡率正逐年上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此书建议家庭主妇们将精米与杂粮相混合。尤其是对那些以外国大米，也即从泰国和越南进口的大米为主食的家庭来说，主妇应当将这些米与麦子或豆类相混合，因为，与“内地米”（即产于日本本土的大米）相比，进口大米被认为缺乏维生素B。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建议并非是从提升个体健康水平的角度作出的，事实上，它们深刻地契入了日本当时的帝国主义扩张进程。《读本》继续写道，作为一个拥有高级军事防御力量的国家，日本立志达成食品供给方面的自给自足，“但今日，我们正致力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从而不得不从外国进口大米与谷子。因此，普通日本人应该认识到食用外国米的价值所在，补充它的不足之处，并且抛开抱怨之情。
为了应对殖民战争所导致的粮食短缺，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宣传手段来修正普通日本家庭的日常食谱，这种新的食谱被认定为“国民食”，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其目的无非是粮食短缺的前提下，以普通国民的餐食为代价，为前线的军队榨取更多粮食供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生素作为膳食营养的替代品，被纳入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宏大叙事中，成为日本殖民扩张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海伦·李的话说，它“不仅滋养了人体，更滋养了对帝国的忠诚与奉献”。
国家对个人身体健康的关注贯穿了整个战争时期。萨宾·弗吕史蒂克曾指出，儿童的“身体建设”在明治时期就被认为是“帝国建设”的手段与前提，并因此被纳入了国家的直接保护与指导之下。在此原则上建立的体制被弗吕史蒂克称为“现代的健康政制”（modern health regime）。而到了1930年代末期以及1940年代，这一体系的控制愈发严格。1938年，厚生省在东京成立，从此，对国民健康与卫生的管控被纳入政府的制度化工作。以日军军装为模板制作的著名的战时“国民服”正是由厚生省出台推广的。可以说，随着战争的日渐深入，对普通国民身体健康与卫生的管控，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影响、改造着人们的日常行为逻辑。《细雪》第1卷第24章，幸子的丈夫贞之助注意到了莳冈家姐妹们对于卫生问题的过度关注，“比如吃饭时筷子一遍又一遍地用开水消毒，掉在桌布上的东西不肯吃，这都是幸子和雪子的作风”，而这种作风已经传染到了女儿悦子身上：
贞之助一向采取放任主义，特别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他一切听凭孩子母亲的教育方针。最近由于“支那事变”的发展，有朝一日可能要让妇女参加战事的后勤工作，考虑到这一点，他担心今后如果不把女子培养得刚健一些，恐怕什么事也干不了。有一次，他无意之间看到悦子在和阿花玩“过家家”，悦子拿来一个打针的旧针头，扎进稻草做芯子的洋娃娃的胳膊。他想这种游戏多么不健康，觉得这也是那种卫生教育的余毒，今后必须设法加以纠正。
由“支那事变”而来的关于“卫生教育”的焦虑与实践，正是“健康政制”有效运作的产物。有趣的是，培养刚健的、能够从事战争后勤工作的妇女，恰恰要求她们能够掌握皮下注射的技能，正是这种知识与技能的习得，将女性的身体转化为帝国事业的一部分，而投入到包括“支那事变”在内的殖民战争机器的运转中去。事实上，在整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妇女的身体始终是国家关于国民责任与义务的宣传运动以及政策颁布的焦点之一。所谓理想妇女的形象，已从明治时期的“良妻贤母”，慢慢被修正为卫生的、健康的妇女。
而一个健康妇女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她能够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由于殖民战争所导致的人力资源的极度匮乏，使得女性的子宫成为国家的珍贵资源，堕胎行为因此被严格地控制起来。《细雪》第三部里，妙子未婚先孕，幸子本想说服她去堕胎，但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再说在两三年以前，任何医生都很容易接受这种手术。可是近来的社会形势对于这种事情越来越严格，所以今天即使妙子答应做人工流产，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既然这样的话，另外能做得到的办法就只有暂时让她躲藏在一个见不到熟人的地方，让她在那里分娩。”在这里所提到的“社会形势”，恰是前文所提及的殖民时期对女性身体的严格管控，在这里，健康政制已然被内化为莳冈一家在作出决策时的思维倾向，并成为推动叙事前进的看不见的手。
对女性生育的干涉绝不仅限于堕胎，在《新女性》这样的妇女杂志上，女性的生殖健康与个人卫生成为各路政治与商业宣传的鹄的，从防止早产与流产的维生素E补剂，到促进胎儿发育的各类药物，几乎涵盖了女性生育的全过程。重要的是，这种宣传广告的用语与修辞极其政治化与军事化。其中一则鼓励妇女生育的广告大声疾呼：“敌机已经布满了广阔的天空！/我们在南部战斗的战士们叹着气如此说道。/我们如何回答他们的声音？/我们必须尽快将挂着日本国旗的飞机送上天空。/我们必须培养出更多的能够驾驶飞机的孩子。/你是否还有尚未捐出的钢铁？/是否还过着阻碍军力发展的生活方式？/提高生育率！前进吧军队！/是时候动员起百万大军了！”在这则宣传的同一页所刊载的婴儿营养品广告则宣称，“健康的国家与强大的军队始于贤良的母亲”。两则广告间的互相呼应，将女性身体牢牢钉在了战争机器中，假如前方制作飞机所用的钢铁，与后方制造战士所用的子宫能够等量齐观，那么，滋养女性身体的维生素药剂，便可以如驾驶飞机所需的燃油一样，能够被收归改造为殖民事业的资源与武器。
路易斯·杨曾指出，日本全国上下的战争狂热恰与当时急剧扩张的大众媒体市场互为表里。一方面，《新女性》这样的杂志证明了对健康、完美的女性身体的宣传与追求，与当时的殖民话语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上的类似宣传，亦将日本本土国民的日常生活转化成了意识形态战争的战场。在《细雪》中，雪子眼皮处的褐色斑始终困扰着她，成为她相亲之路上的一块心病。为了去除这块褐色斑，雪子不得不定期去注射女性荷尔蒙以及维生素C针剂。有趣的是，这个办法正是妙子与幸子在一份“妇女杂志”上发现的。我们当然无法确知妙子与幸子所看的是哪一份“妇女杂志”，但至少我们已然知晓当时的妇女杂志对修复“不健康”的女性抱有多大的热情，以及这种热情的部分来源。尤其是尚未结婚的女性，她们犹如“一件等着出售的商品”，应当具有完美的身体，而这不仅源于婚恋市场的压力，更是健康政制的要求。
假如我们将《细雪》放在殖民时期帝国对女性身体健康及家庭责任的宣扬与管理的语境中，会发现莳冈家的日常行为方式与思维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宣教几乎严丝合缝：互相注射维生素的家庭习惯、对悦子的卫生教育、幸子与妙子对堕胎的顾虑、雪子对自身健康的焦虑（主动照X光片排除肺病隐患、遵从妇女杂志的建议去除褐色斑、习惯性地注射维生素等），诸如此类。随着雪子的相亲历程的展开，她也似乎一步步地将自身改造成了合格、健康的预备役妻子及母亲。
1943年，《细雪》在《中央公论》上刚刚连载了两期，便因为其中所描写的“阴柔、绵软、极端个人主义的妇女生活”与当时高亢、阳刚的军国主义宣传基调不符而被禁。然而，军国主义自身却未有片刻将妇女生活置于自身视野之外。《细雪》这部以“缺B”开头的作品中这些关于健康、疾病与女性身体的细节，恰在有意无意间泄露出了殖民话语及其健康政制的蛛丝马迹。在小说末尾，雪子终于敲定了婚姻问题，然而就在婚礼之前几天，她突然毫无来由地开始拉肚子，且不论吃什么药都无法见效，直到坐上赶赴婚礼的列车也还是如此，小说最后一句，谷崎如此写道：“那天雪子拉肚子始终没有好，坐上火车还在拉。”
在健康政制的语境中，故事的这个结尾显得微妙而有趣。它是在召唤进一步的治疗，还是在质疑一个永远健康完美的女性身体本身的可能性？疾病是否构成对于某种现代规训的抵抗，或至少是偏移？个人身体与帝国殖民事业之间的和谐，是否在根本上是无法实现的？这些问题，绝不意味着将《细雪》视为一部政治小说。或者应该说，正是因为《细雪》不是一部政治小说，上述的琐碎细节才更显其意味深长。更重要的是，即便抛开所有这些论述，雪子的相亲历程本身，也已经留下足够振聋发聩的追问：
做什么工作的？单位好不好？工资多少啦？哪里毕业的？什么家庭背景？有多少财产？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还有最重要的，照片有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