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金安平夫妇的历史课：金教授的课上要读史教授的著作
有时回想起，当年在耶鲁大学教堂般的教学楼里，坐在边角磨得圆润的木头扶手椅上，听鼎鼎大名的史景迁教授讨论清代的税制，窗外风吹过，校旗招展，Y字上有吉祥物斗牛犬的大头像，表情很拉风。这一幕有点超现实。
那时我在耶鲁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按规定，两年内要修历史、政治、经济课各两门，其余的课与老师商定。刚去时，我两眼一抹黑。第一学期，为了省力，我就选了自以为比较熟悉的中国历史。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是著名中国历史专家，他的中文名字是多么贴切多么酷啊: 历史 - 景仰 - 司马迁。他长得很像演007的肖恩康纳利，英国口音，颜值和风度绝佳。他给本科生上的大课能容纳三百人，还常常选不上。我选的是他给研究生上的小课： 清代和民国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就十个学生左右。
初中时，我们的历史老师很不错，上课就像听故事一样。到了高中，历史课对于不擅长背书的我来说，十分痛苦。各种起义战役，都有三五条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历史意义。一到考试，我脑子就一片空白，不光年代想不起来，那些意义也混在了一起。到了大学，好在那些必选的历史大课都是开卷考，我就努力把字写得端正些，保持卷面整洁。到了耶鲁，发现研究生的历史课完全颠覆了我对历史课的印象。
首先，每堂课都讲一个主题，而非以年代为序，比如清代的环境保护、律师的雏形讼师等。每次课前都得预读好多书，上课直接讨论，这是不小的挑战。美国同学尚且来不及读，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以英文为第二语言的人。所以只能大致翻翻，硬着头皮去上课。准备得不充分的话，都不知道老师和同学在讨论什么，更不用说发言了。同学大多是历史系的博士生，比我专业。我现在还是遗憾，没有更充分积极地参与。不过这都是一个过程，经过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后，才能渐入佳境。其次，史教授循循善诱，一节课讨论完毕，却往往没有一个直接的结论。这也比较符合现实的本质，从来就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标准答案。
课后作业是小论文。我的第一篇小论文是晚清关于基督教的谣言分析。为此第一次到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书库（叫做Stacks）借书。这个地方了不起，想找的书几乎都有。图书馆古色古香，庭院美丽。书库有许多层，由咣咣咣的老电梯上下，每一层都挤满了书。我找的书冷门，书库里只有我一人在张望。空气中有古旧的气味，如同在阴森森的城堡，简直有点吓人。书架上大部头的各朝档案，一排排蓝色的线装书。坐下来看古代刻本，恍惚不知在何时何地。
第二篇小论文是关于清代弹词《孟丽君》，她女扮男装做了大臣。我讨论了清代妇女的地位、女作者陈端生超越时代的要求、对三纲的挑战及其局限性。我还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作家在作品中满足其压抑的欲望/白日梦。史教授给的评语非常好：ingenious, excellent，cogent, well-expressed （妙，优秀，有力，说得好），所指出的不足则是一些英语用法和结构上的问题。他批改得这么认真，又被这样的大教授肯定，我深感荣幸。
第二学期，我选了金安平教授的清代思想史 (Topics in Ch'ing Intellectual History)。金老师出生于台湾，是史教授的夫人。清代思想家的文章，在我们中学语文书中有选录，政治意味比较强烈，学时感觉比较无趣。可是，金老师是多么热爱历史呀，说起古人及其思想著作的时候，她有时候还会激动地闭上眼睛。这一切都感染了我。
史教授给我们上课时并未布置阅读他自己的著作，金老师讲到清代文字狱时，则让我们去读他写的Treason by the Book（译作《皇帝与秀才: 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最早在《鹿鼎记》中知道吕留良，读了此书，才了解这一奇葩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才知道史教授的历史书写得和小说一样好看，让人爱不释手。雍正年间，曾静等读了吕留良著作，受其“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思想影响，策动川陕总督反清，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行。雍正将吕留良及其子开棺戮尸，孙辈发配为奴，却神奇地赦免了曾静，令其四处宣讲悔过，并颁行《大义觉迷录》批驳以上流言。待乾隆即位，大概是觉得这反面教材副作用太大，又立即凌迟处死了曾，并禁了《大义觉迷录》。
比起讨论这么狗血曲折的情节，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就难得多，里面充满了春秋时代的典故，我们还得把《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的文章翻成英文。我泡在东亚阅览室查12本汉语大辞典，一字一句研究，终于克服苦难啃下来，觉得自己大有长进。
我的期末论文是关于黄宗羲对清廷微妙的态度变化。看了一大堆他的书信、文章、墓志铭，了解他的生平，从字里行间考察他的态度，比较他相隔10年两篇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变化。虽然文言文繁体字看着费劲，有点做侦探的感觉，又有点像考古学家，倒还蛮好玩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历史学家做研究的痛苦，然而发现历史与当代相关、古今人性共通时，又有豁然开朗的快乐：比如文字狱和官方宣传、比如民族主义和人民福祉，比如原有价值观对新环境的抵触与调整。
像黄宗羲这样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活了85岁够长寿，经历了很多也足以令他态度变化。虽然他说人民的幸福才是根本、谁能治理好谁就是君主，但他又保持着对没落明朝的忠诚。按当时历史条件，可以说他爱国；如今从统一的多民族角度，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后来他发现清朝统治不那么坏，口气也平和下来了，只是保留自己不做官的底线。关于治国建议的著作可供后代明君参考，儿子也为清廷修明史。对明朝的忠诚，是从小注入他心里的，对清廷的承认，却来自对事实的观察和逻辑的推断。思想斗争的结果是，他不再武装抗清，而是著书立说。本是很有政治抱负治国才能的人，因为“明代遗民”的原则，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理想。当个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复杂而辛苦。
动手写这篇触动内心的大论文前，大家得先一起讨论提纲。金老师邀请我们这六七个学生去她家讨论并吃晚饭。去的路上，我发现纽黑文的春天真美，路边一树树粉红色白色的花盛开。他们家的房子有欧洲的洋派又有中国的古意，还有浓浓的书卷气。他们对自己的花园十分得意，史教授和欢快地跑来跑去的小狗带着我们参观：大大的木头平台，走出去是内院，整齐的草坪、亭子和树。外院丛林长得比较恣意，小溪上有自己搭的木桥，水里还有两只野鸭。他说他们两人每天早上都到这里来散步，风雨无阻，真是挺浪漫的。
接着我们去书房，讨论深奥的文章，什么龚自珍的“三世”，清初新儒学的没落……坦率地说，我不完全同意孔子的观点，但看到外国同学那么执著地研究各朝代对《论语》的解读，还是深感敬佩。还有当他们说起非常玄的气、理、道，我就像白痴一样，真不好意思。大家都显得一心一意专注于学术讨论，其实饿得不得了。
到了9点，终于可以吃饭了。他们家的开放式厨房很大很可爱。金老师烹调的时候，我们就围坐旁边，和老师们及其女儿喝酒吃饼干聊天。金老师说，有高欢在，上课很欢乐。她做了意面、大虾、四季豆。甜点是蛋糕配乌龙茶。蛋糕上的浇头是一坨坨粉红色湿漉漉的东西，酸酸的很开胃，叫做大黄，它在中国是药材，在美国是食材。
饭后，史教授开车送我们回家。路上，我们问他认不认识研究生宿舍Helen Hadley Hall, 他说当然认得，当年他还约会过这里的一个姑娘……下车前，我正好跟他讲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最喜欢他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黑暗中传来他的回答，这是他本科时最喜欢的作家了……
两年一晃就过去，毕业后找到工作搬去费城前，我还在校园里出没，打打工听听讲座。有一次远远看见史教授在路边长椅看书，阳光照过去，这一幕真是好看，赶紧拍下来。后来把照片印出来，放到他系里的信箱，署名“ From Paparazzi Huan” （来自狗仔队欢）。之后他觉得很好笑，给我回email。
如今回望，感觉我的人生好奢侈，曾远渡重洋研究中国历史。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对历史的态度。历史不再是年份事件刻板的意义，而是值得探索反思的宝库。对历史的叙述和解读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拨开迷雾，追求更真的面目，或只是出于爱好，寻求过去的秘密、某个时点社会的横截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我遇到的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耐心、对学生又那么好，也真是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