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故事｜1978年，31岁曹景行和妻子一起走出大山
曹景行认为自己的人生被一分为二，分水岭便是1977年邓小平主持的那场科教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前，1947年出生的他是从上海来到黄山茶林场的下乡知青，因为父亲曹聚仁的“海外关系”备受困扰，几乎已抱定决心和妻子在黄山扎根。
在1977年8月举行的座谈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吁（一说是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向查全性提出了发言建议），得到了座谈会主持人邓小平的拍板。会后，因“文革”而中断11年的高考重新回到舞台，几百万知识青年重新获得了进修知识的入场券，人生轨迹因而转折。
座谈会后，曹景行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终于在31岁时拿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和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的妻子蔡金莲走出大山。
毕业后，曹景行先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蔡金莲则分配到上海中医学院边教书边做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末，两人又共同移居香港，开始新的打拼。曹景行转而进入传媒业，历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凤凰资讯台副台长等职；蔡金莲亦兜兜转转，最终落定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
今年6月1日，在上海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谈起40年前的这段经历时，曹景行仍然对当时的诸多“偶然性”感慨不已——如果邓小平不是在那个时间复出，如果座谈会直到最后一天都没有人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如果……那么他和妻子的人生都不会是现在这样。
“文革”后，没想过还能再高考
1966年“文革”全面启动后，很快，高考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这一年原本应是曹景行从上海市西中学毕业的年份，等待他的却是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老师说，或者去崇明或者去黄山，问我要不要去黄山？我同意了。内心也觉得跑远一点算了。”曹景行内心生出的“避走他乡”的想法，源自于父亲曹聚仁不能公开说明的工作以及“海外关系”。
曹聚仁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曾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亦是国内有名的报人，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走出书斋成了战地记者。
1950年，曹聚仁只身前往香港，羁留港澳22年直到去世。其间，他作为“中间人”反复奔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曹景行清楚父亲从事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当时无法向外人说明。
在黄山茶林场，曹景行一呆十年，工作内容从扛木头、挑担子、种水稻，到下车间。其间，他结识了上海姑娘蔡金莲，两人在1975年结为同好。
“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凭着一股热情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想在那里‘大有作为’。”在茶林场，蔡金莲一开始的工作是种田采茶，后来调到场部政宣组，管理资料室。
有关在茶林场的日子，曹景行夫妇在为《知青部落》一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黄山给了他们承受力。
“从春至夏的农忙日子，每个早上天还没亮就被广播喇叭惊醒，天黑好久才收工回到宿舍，瘫在床上就起不来，常常连洗把脸的力气都没有了，沉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被广播喇叭惊醒。一个星期七天，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一天的休息，这就是承受力。”
“冬天上山砍柴，傍晚时分扛着百多斤重的柴捆一步步往下走，肚子饿了，浑身的汗水变得冰凉，腿有点发软，但只有硬挺下去。不只是我们这些六六届的‘老骨头’，旁边咬著嘴辱找着柴一起往下来的，更有同一个班里的七几届小女孩。这就是承受力。”
在日日夜夜的劳作中，曹景行心中并不对高考抱有希望，后来恢复工农兵学员，看到别人读大学的他虽然感到羡慕，但考虑到家庭成分而否定了自己这点微薄的希望。“‘文革’以后，我就没有想到过还能高考。因此1966年以后，英文一个字都没有再碰过。”
同样的想法也存在于蔡金莲心中。婚后，两人住在黄山茶林场分的一套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很快就有了孩子。
好在两个人没有放弃阅读。
“每天干活很累，总想看点东西，精神上才能不空虚。”曹景行说自己那段时间什么书都看，比如马列的、历史的、科技的、自然科学的，为了工作甚至还学习了金相学。
蔡金莲所在的资料室也为夫妇俩的阅读提供了原料。她回忆，资料室里的书籍类型不多，大多是些马列著作、历史读本、翻译过来的人物传记等，虽然按规定是供领导阅读的内部读物，但其实也没有说谁可以借谁不可借。“平时劳动很累，从早到晚，到了晚上就看一些，不管看得懂看不懂都看，填补空闲时间。”
无心的“准备”，终于让曹景行夫妇等来了“机会”。
“录取复旦，景行历史，金莲化学”
“1977年夏天，各方消息都来了，说要恢复高考。我们同龄人几乎都开始心动了。”谈到这里，曹景行有些激动。
匆忙拾起考试的青年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料。
曹景行回忆，当时大家都用手抄题目，传来传去，中学课本和教辅都是抢手货，各地新华书店内的这类书籍全部卖光。蔡金莲也说，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考，只不过想着可以多一条路，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料复习，都是靠以前的积累。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10日，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曹景行和蔡金莲是570万考生中的两个。
两人在黄山茶林场场部参加了考试，曹景行的分数过线，蔡金莲没有过。原因是，刚调到场部小学教书的蔡金莲，不仅要忙着带孩子，还要同时备课、上课。在当地简陋的学校里，老师们身兼几门课程是稀松平常的事，比如蔡金莲就不仅要教数理化，还要教政治。
尽管自己高分过线，但曹景行没有能够通过体检。
“冰天雪地里，厂里用大卡车装着我们去太平县体检。因为我说自己生过肝炎，一个不及格图章就上去了。同行的金光耀（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因为血压稍微高了一点，也被挤出去。”
当时茶林场的知青们分析，是安徽方面不希望上海知青占用安徽名额，分数好的，在体检中，一点小病就被刷下来；而考上的，也被分到比较远、比较差的学校去。
“后来想想，还好当时没考取，如果考取了我一个人去上学，我妻子还留在厂里。而且弄不好也是比较远、比较差的学校。”曹景行说。
1978年，曹景行被派到上海崇明新海农场工作。在新海农场，又要干活又要开会，每天都是工作到十点以后。他选择在一天工作结束后，躲在蚊帐里看一小时书，两三个月下来，复习了数学、化学，到最后物理实在来不及了，原本想学化学的他最终选择了文科。
蔡金莲则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数理化，尤其化学是强项，因此选择报考理科。
1978年7月，夫妇俩在各自所在的农场再次高考，两人双双过线。这一次，他们和其他黄山茶林场的知青们都被算作上海考生。
体检后没多久，已回到黄山的曹景行接到了母亲从上海拍来的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录取复旦，景行历史，金莲化学。黄山茶林场也给夫妇俩带来了录取的消息。
“1978年，整个政策感觉跟1977年很不一样，尽可能把学生中能读大学的招收进来。后来一些同学也说，当时如果稍微卡一下就进不了大学了。1978年，可以说是最后一批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读大学的机会。”曹景行说。
就这样，黄山茶林场当年有30多个上海过来的知青考取大学，连队干部走了一半左右。
9月份，曹景行接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但对他来说，心中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感，“老是觉得可能随时还会有变化，失去机会。”
一直到这年10月，他正式到复旦报到、搬进宿舍了、考试上课，这才真真实实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读大学了。
“不仅要了解历史，还要知道世界”
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由同龄人、同年毕业生构成，77、78级大学生年龄差距大，在上大学前的遭遇亦相差甚远。
“第一天报到的时候，有的同学都没有离开过家。”被推举为班长的蔡金莲实在看不过去，帮小同学缝被子、照顾生活，也由此被同学们叫了四年的“老大姐”。曹景行笑称自己比班级里最小的同学大了14岁。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的葛剑雄曾撰文回忆：当时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
此外，他写道，当时学校里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
“大学四年对我来说，就是读书。”那时的曹景行，只想读书，他甚至劝同班同学，如此宝贵的时光实在不该浪费在除读书以外的事情上。
大学期间，黄山茶林场每月依旧给曹景行夫妇发放工资。当时，学校给贫困学生的助学补助也仅有14块，夫妇俩每月八十多元钱的工资无疑是高收入水平。
这八十多元，刨去四十元用来购买每个月的饭票，二十元用来补贴家用、抚养女儿，剩下的二十多元全部被曹景行用来买书。
有些书买不到，但是非常重要，同学们只能从老师那里借过来然后手抄。曹景行记得自己曾抄过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的第一本，等等。
蔡金莲读的理科没有太多需要购买的书，但完成功课依然艰苦。
“年轻的同学理解力强，学得快，但我也不甘心，比较努力。”她回忆，大学期间课程排得满满的，不仅要上课还要做实验。周一到周六都在学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晚上又要赶回来，还好婆婆（曹景行的母亲）帮忙照顾孩子，帮了很大的忙。
说起自己的学习能力，曹景行颇有些自豪。
他在入学复旦前，花半个月时间又重读了自己的中学英语课本，这让他在入学后的英语摸底考试中，成为全班仅有的两个拿到60分以上分数的人。也因此，他有了更多时间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的课程。
“入学后，我逐渐意识到，不仅要了解历史，还要认识世界，因为中国开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真的开放了，我要知道世界。”就这样，曹景行把美国当代史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历史系的课程之外，曹景行又选修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专业的课程，总共修了180个学分，比学校提出的毕业要求多出了50个学分。
“他把他看到的最好的东西教给我们”
那时的老师，则倾其所有，只想把最好的知识教授给学生。
回忆起大学时的老师，蔡金莲用“很敬职”来评价，“那时候没有教材，老师自己找很多资料复印给我们，而且还需要收集和学习世界上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以前不让他们讲、不让显示才能，如今老师都太愿意把东西教给你。我们还接触到一些上一代被打倒又复出的‘教父’级的人物，例如谭其骧、周予同、周谷城，你能跟这样的人直接接触。”曹景行说。
历史系教授专业英语的陈仁炳老师，是全国五位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
陈仁炳是1936年的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曾经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和民盟中央委员。近代军事史学者姜鸣曾撰文回忆，陈老师上课时总是西装笔挺，打着领带，这在当时校园里，是绝无仅有的派头。
那时候没有专业英语的教材，已年过古稀的陈仁炳自己选教材，从名著中把他认为最好的段落找出来，自己用打字机打在蜡纸上，然后油印出来分发给大家。
“他把他看到的最好的东西教给我们。世界上东西这么多，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去看的？比如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一句话就是一段文字，把他的语法看透了，看其他书就一点都不难了。”曹景行说。
令其印象深刻的还有教授南亚史的张荫桐老师。
2012年，曹景行根据自己两年前去印度采访的经历写作出版了《印度十日》，他形容这本书是三十年对老师交上的一份迟到的作业。
“我所有这些关于印度的种种印象，都只是零星碎片，直到1978年到复旦大学读书，听了历史系张荫桐老师的南亚历史课，才算对印度有了一点真正的了解。”曹景行在书的前言中写道。
传言中的张荫桐经历了不少苦难。
同学中流传，张老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打算出逃求生，就把自己装钉进一只箱子邮寄出国，不幸在海关被发现，直接就被送到劳改农场，重回复旦时应该已经五十上下”。
“我们做学生的从来没有向张老师求证过这个传闻，也许都觉得开不了口。我倒希望那不是事实，因为对一个文弱书生未免太残忍了。而且，当他重新有资格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执教，站在了我们面前的讲台上，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经历的沧桑，平稳的语调中带有些许激情，他就这样对我们讲起了印度历史。 ”
张荫桐的授课为曹景行梳理清楚了南亚史的脉络。“直到今天，关于印度的各种说法好好坏坏都有，我还是习惯于用张老师教给我们的思路来分析评断。”
转折
“后半辈子，走了另一条路。”蔡金莲说。
1982年，曹景行和蔡金莲分别从历史系和化学系毕业。
曹景行自己找到了上海社科院的工作，在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研究，蔡金莲则分到上海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之后，两人移居香港，一个转行新闻，一个继续从事与化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曹景行说，大学四年以及之后在上海社科院的大量阅读，为自己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蔡金莲认为，大学四年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培养起独立思考的能力，以至之后不断接触新事物，靠自学就能够掌握。
当年黄山茶林场的两个不算年轻的年轻人，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997年2月19日晚，邓小平与世长辞。忙碌一整夜报道，天亮后，曹景行与中天同事共同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架设的灵堂祭拜。
“香港回归前夕，邓小平是香港回归的决策者，香港社会对邓小平是很尊重的。那天，街上都是前来祭拜的人群。”
已经守在灵堂现场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来祭拜？
曹景行答道：“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今天不可能在这儿接受采访，根本没有可能有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