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二）︱脱亚自救：转折1919

从1月开始，1919年就不平静。12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抵达法国，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的核心人物是先期到达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历时十天的跨大西洋航程中，顾精心准备了七项谈判计划，包括归还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撤出外国军队等等。但其中最重要、也是国人最为关心的，是中日二十一条和归还德国在山东权益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代表团也到了巴黎。团长是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实际负责的则是全权代表牧野伸顕男爵。和顾维钧不同，牧野并不太担心山东问题：在此之前，日本已同英法等私下交易，他们将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牧野的重要使命，是要促请国际联盟通过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撤废提案》。提案背景，是日本不满于欧美殖民国家歧视有色人种，也反对美国、加拿大等国限制日本移民。

数日后，京城（首尔）传出一个不安的消息：原韩国高宗皇帝于22日暴亡。日本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声称死因是脑溢血。但很快有传言说，这位曾向海牙和会派出密使、被逼退位的皇帝，是遭日人投毒致死。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开始联络，打算借葬礼期间举事，再度表达独立诉求。

几件事彼此相关，逐渐发酵，令1919成为东亚转折之年。几个社会都希望借大战重创欧洲、世界秩序重组之际，重新划定与“国际”的关系，但在不同程度都遭遇失败。之后，东亚内化了这一挫折，将它转换成革旧辟新、自我救助的动力。

19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扩张至全球，一战是此体系下国际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德奥与英法两败俱伤。美国趁机介入，打破了欧洲强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战胜国们制定了凡尔赛和约体系，以国际联盟为协调机构，暂时缓解了冲突。英法美等协约国瓜分了奥斯曼土耳其的中东领土、迫德国割让部分领土，并托管其海外殖民地（包括山东）。

美国第一次站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威尔逊总统认为，动荡的根源在于传统欧洲奉行的、强调权势平衡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他提出了十四点和平主张，作为新国际体系的基本理念。这十四点理想主义原则本针对欧洲，但因包含“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及“（奥匈及奥斯曼帝国内）民族自决”的精神，让处于殖民或半殖民统治下的民众倍感鼓舞。

但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面前遭遇尴尬。和会本来就只邀请了协约国一方参加，美英法三国又是实际的主导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一心想要削弱德国、攫取战争红利，把亚洲盟国的诉求当作交换利益、妥协折冲的筹码。

1月27、28日两天，日本和中国分别在“十人会”上阐述对山东问题的立场。牧野伸顕发言简短，强调山东问题应在中日条约基础上解决。顾维钧即席演讲30分钟，据理力争。他的精彩论辩获得欧美国家的一致赞扬，令他对山东问题前景一度乐观。

2月13日，牧野伸顕在国联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对国联盟约的修正案，主张加入各成员国对不同种族、国籍的人不得差别对待的条款。此举激起巨大反响。英联邦内的澳大利亚跳起来反对。澳国内奉行白人至上，总理比利•休斯声称“九成五的澳大利亚人反对平等”。种族平等虽与威尔逊十四点精神相符，但讽刺的是，美国本身就在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威尔逊担心此条款在国会遭到南方州民主党议员的抵制，使美国无法加入国联，遂以该提案干涉内政为由反对。

4月11日，国联委员会表决日本提案，17位代表中的11位（包括法国、意大利、巴西、中国等国）投票赞成；英美等阻挠。威尔逊作为会议主席，以事关重大必须一致通过为由，强行否决了提案。于是，日本转而在山东问题上施压威尔逊，并以退出会议相威胁。11天后，威尔逊、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约见陆徵祥和顾维钧，通知他们：最高会议大体同意日本的要求。

1919年，巴黎牵动着整个东亚世界。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密切关注和会，受威尔逊主义的感召，他们重燃对“国际社会”的希望。3月1日，33名宗教界人士（基督教16名、天道教15名，佛教2名）聚集在京城塔洞公园，宣读了由作家崔南善撰写的《独立宣言书》。宣言以民族自决、国家平等为旗，向世界宣告朝鲜为独立国家，朝鲜人为自由民族，强烈抨击日本的殖民政策。三一运动席卷韩国，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朝鲜移民也纷纷响应。就在牧野伸顕在巴黎大谈种族平等之时，日本殖民政府却强力镇压韩国民众的和平抗议，至少7500人被杀，数万人受伤和被捕。

三一运动的消息在中国广为报道，加深了民众对朝鲜的同情和对日本的反感。两个月后，当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方案传来，北京的学生和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全国民意沸腾。1919年由此成为教科书中“现代史”的起始之年。

对日本而言，1919年是它跻身世界五强、同时与英美冲突开始加剧的年份。它提出“种族平等”的提案，为的是在殖民体系中争取道德优势。种族差序是殖民主义时代国际法的一个理论基础，不论日本当时的实际动机为何，这都算是釜底抽薪。某种程度上，日本开了“人权外交”的先河。但那时欧洲殖民帝国最反对提人权，即使是理想主义笼罩下的威尔逊的美国，也不敢接招。日本精英对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再次大失所望。此后，因为战略利益的变化，日本和英美渐行渐远。最终，日本以保护黄种人为道义借口，发动了“大东亚圣战”。

面对日本压迫，中韩寻求国际支持的努力，也同样遭遇挫败。新一代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认定持续失败的根源不在器物或制度，而在朽坏落后的文化；必须从根本入手，抛弃传统，才能自救。面对外在危机，将批判矛头内转，这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那批学人那里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1919年前后，激进思想者眼中的大敌，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整个东亚传统，甚至承载此传统的语言文字。“启蒙”、言文一致、揭批“国民性”成了共同的文化、政治选择。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新生代知识精英以《新青年》为阵地，全盘否定传统，甚至提出为废孔学须废汉文、汉字罗马化的主张。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明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大声宣告礼教“吃人”。

将挫折内化，也体现在把个体际遇置换为国家民族的整体际遇。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由性苦闷而生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呼喊。鲁迅留学日本时经历的“幻灯片事件”也是如此。看到国人围观处决充当俄国间谍的东北土匪，他的理解是：“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这种强烈的焦虑，正来自于对被欺凌的民族身份（“支那人”）的新发现。

自强的民族身份需要自强的民众，为此必须推翻旧道统，改造“国民性”。鲁迅等对此问题的思考，源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所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但“性格说”说到底，无非是指中国人如何不能符合“现代”的要求。如果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展现的是他者对“东方”的种族主义奇观化，则《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刻画，则是自我奇观化。所谓“国民性”与其说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不如说是被殖民现代性发明出来的想象。

韩国方面，启蒙知识分子倡导用谚文（15世纪创制的表音文字）取代汉文写作。史学家申采浩等痛批“事大主义”史观遮蔽了韩民族的主体性，力图把韩国历史从儒家叙述传统中分离出来。韩国史不再是“中华”史的一个区域分支，而是以扶余—高丽人种为中心的族裔斗争史。民族主义者在现实中抵抗日本，在历史文化构建中则以“中国”为抽象的敌人。申采浩同时寄希望于塑造新国民，要他们学习白种人，发挥政治能力。1917年，韩国现代文学之父李光洙发表了长篇小说《无情》，借对家庭与爱情的反思，抨击儒家传统价值观对国人的束缚，直指民族文化中的劣性。

三一运动后，日本改变在韩统治策略，允许有限言论自由，培植文化亲日派。韩国独立运动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坚持抵抗，或者在上海成立流亡政府，或者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而另一部分则逐渐由反日民族主义变为现实主义，走上同日本合作的道路。崔南善和李光洙就属于后者。

在1919一代激进知识人看来，殖民主义当然是大问题，但随殖民主义而来的“现代”却无疑是历史的必然方向。如何使自己“现代”，有时是在摆脱殖民压迫之上更重大、更本质的问题。加速“现代”，就要比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更为坚定彻底地批判东方，不能有一点温情脉脉。在这一点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达到一致。

那一代中韩新知识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很多来源于福泽谕吉对国民国家改造和现代性的阐述。福泽的所谓“脱亚”，本质是对（相对于西欧文明的）儒学礼制的扬弃。如果 “脱亚”曾经成为某种时代主题的话，这个主题在20世纪10、20年代才真正成型，且最为激进的实践者还不在日本，而在急求自救的中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