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副标题“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朝服》（菲利普•博比特著，杨立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2月）这个书名和封面设计使它看起来更像一部小说。“朝服”出自马基雅维利写给维托里的一封信，其中说到他生活在农庄里：在树林里听伐木工讲故事，在客栈里聊天；黄昏时分回到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和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我记下了一切，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君主论》。”博比特以这段话作为全书的结束语（198页）。或许可以说，“朝服”象征着研究政治的人——无论专业学者还是街头评论家——在精神上应该具有的“威仪”和毫无顾忌地与当代“君主”们平等交流的底气。本书“作者简介”称作为政治学家和法学家的博比特曾任从卡特到克林顿四位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这反而让我心怀警惕：在书斋学者与“国师”之间，博比特的“朝服”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呢？他的“马学”之中具有何种现实关怀？
马基雅维利
这个问题不难在他自己的论述中找到一些答案。在“序言”中，博比特说他研究马基雅维利的“独特视角”就是“作为一名宪法学者和外交与战略史学者的视角”，他相信如果我们把马基雅维利当作一种“新的宪政秩序的预言者，他的著作就能够对外交家和政治家产生切实的巨大助益。”这样的“独特视角”建立在他关于目前这个时代的判断之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相类似的时代——一种新的宪政秩序正在形成的时代”（3页）。博比特在“序言”开头就说一直以来人们对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兴趣很浓，但原因却很难说清楚，而对于他来说，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原因明确而简单：是因为当今时代的问题。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迄今为止已有的研究著述用“汗牛充栋”也无法形容，其文献之浩瀚恐怕连最权威的“马学”专家也不敢声称全都了解。在这些巨量的研究文献中所提出的问题之多更是难以数计，比如对于波考克出版于1975年的《马基雅维里时刻》，有学者不无夸张地说“它提出了上千个问题，解决了两三个，给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留下来几十年的工作。”（菲利普•佩蒂特语）当我和一位美国法学院的学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更要命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中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也会被淹没和遗忘。这也是博比特在撰写本书时所具有的清醒意识，他明确指出“进行宪政与战略研究的马基雅维利”至今没有得到正确理解，而“这个马基雅维利才是他的重要性的真正根源”，因此他的论著将围绕这个马基雅维利展开。（8页）他的研究结论也非常明晰：“这就是我所发现的马基雅维利——一位宪政论者。”（9页）作为“马学”研究的门外汉，我只希望通过阅读而思考“什么是我们自己所面对的‘马基维雅里时刻’”和“什么是我们应该追寻的‘宪政秩序’”，这些在我看来同样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博比特认为马基雅维利“以历史的视野来看待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基本的伦理特质”，而这种视野至今仍然重要。（3页）该书第六章“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博比特认为与常见的“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样的说辞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对历史的运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他是从观察政治现实中关注历史的历史修辞学家，而不是学究；他的历史编纂学有明确的目标：“锻造一种新的认识，使得能够成功地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现代的、新古典的国家。（参阅104—112页）接着，作为战略与外交学者的博比特迅速进入当代语境：“马基雅维利的进路——历史修辞学家而不是政治科学家的进路——对今天的情报与战略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马上说到亨利•基辛格的历史观：“历史并不是一本提供预先实验好的食谱的烹调书。……历史可以阐明在类似的情况下的各种行动的后果。然而，每一代人必须自己去找，哪些情况是真正的类似。”（114页）联系到他在“致谢”中特别感谢基辛格，使人想到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以及他曾被同事称作“信奉国家的保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来看，博比特的“宪政论者”研究与昆廷•斯金纳和J.G.A.波考克等剑桥学派重视研究政治思想的历史语境的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也认为斯金纳的《马基雅维利》是“一本卓越的小书”（见“致谢”）。虽然博比特在书中没有直接提到波考克的研究，但是我认为在关于当代与马基雅维利时代的相似性判断中可以说明“马基雅维里时刻”的存在。在
《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一书中，波考克认为，“马基雅维里时刻”首先是指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出现的时刻和方式，其次是指一种这样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可以看到共和政体要应付本身的时间局限性，它在不断出现的、理性无从知晓的事件之流中，试图维持道德和政治的稳定，而这些事件则被认为对一切稳定的世俗体系有着实质性的破坏作用。”因此也可以说是“美德”（virtue）同“命运”（fortune）和“腐败”（corruption）对抗的时刻。最后，肯定这种时刻的历史延续性，转而论述在18 世纪的美国的“美德”与“腐败”的对抗如何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和历史哲学中被视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参阅“导言”）而博比特的“相类似时代”，强调的是马基雅维利所洞察的出现新宪政秩序的“历史现象的重演”（183页）。简单说来，他认为到了21世纪初，全球化阻止民族国家垄断国民经济及文化、国际人权体系阻止对本国人民的屠杀倾向、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对付像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跨国性危险，而改善人民福利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使命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185页）但是博比特没有考虑到另一种视角和经验，那里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具有一种悖论特征：“历史现象的重演”所预兆的不是“新宪政秩序”的诞生，向旧秩序的倒退与在形式上向全球化时代的猛进竟然并行不悖；他甚至对一些国家的“飞速转变”产生误判，而目前美国的特朗普时代也可能会对他的某些论述提出新的修正要求。显然，不同现实语境中的“马基雅维里时刻”有并不完全相同的版本。或许我们可以借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向死而生”这个概念，以及科耶夫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向生”过程中的“承认”、“斗争”这两个核心概念，把它理解为只有通过“生死斗争”才能体现自由本性的“严重时刻”。问题是，正如博比特一再提醒的，我们的确需要具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观察的敏感和洞察力。
最后，我们当然更关心的是从马基雅维利到博比特的心目中的那个“宪政秩序”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利从封建制向君主国的转变看到出现新的宪政秩序的趋势，并视之为转变意大利的战略机会，当时他反复思考的是：与统治者的机运与德性相比，只有宪政、法律能够为长治久安提供至关重要的结构，因此他建议制定一部能够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认真监视”的宪法，由此可以防止前者压迫人民和后者向无政府主义发展的趋向；另外，所有官职和荣誉向所有人开放，而不是像很多君主那样仅把它们赐给对自己有益的腐败之人。（参阅147—150页）仅此而论，即便在今天我们看来，他也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宪政论者。在“结语”中，博比特心目中的“新的宪政秩序”与“市场国家”紧密相连，这样的国家是“超民族的”、去中心化的和网络化的，信息媒体的权力极大增加，通过市场来维持国家合法性。（192页）对于我们来说，就如前述关于“马基雅维里时刻”的不同理解一样，我们不必拘泥于博比特的“市场国家”与“宪政秩序”版本，而是应该首先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成为坚定的“宪政论者”，同时记住“马基雅维利对我们的忠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并勇于面对不愉快的局面。”（195页）
回到那件“朝服”。有意思的是，当马克龙披上法国总统的“朝服”之后，国人只是关注他和夫人的趣闻，而有德国媒体称他曾经写过马基雅维利与黑格尔的研究论文，但这样的人在德国最终常常落为计程车司机。那么，在总统与的士司机之间，还有多少人愿意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在书斋里威严地身披“朝服”，思考历史与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