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观察丨伊朗最大的威胁是民粹主义吗？
5月19日，伊朗举行了第12届总统选举投票，包括现任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法官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德黑兰现任市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班夫（Mohammad Bagher Qalibaf）在内的4名候选人角逐总统一职。5月20日，伊朗内政部宣布，现任总统鲁哈尼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近日，来自剑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学者分别投书半岛电视台，对2017伊朗大选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剑桥大学讲师Roxane Farmanfarmaian认为，对于“温和派”鲁哈尼最大的威胁，是民粹主义者和宗教极端主义者。而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Hamid Dabashi则认为，鲁哈尼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伊朗的扩张。
英国剑桥大学中东和北非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讲师Roxane Farmanfarmaian在《伊朗总统大选试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与2013年第一次竞选类似，作为“温和派”的鲁哈尼正与两个“强硬保守派”——法官易卜拉欣·莱希（最高领袖的门徒）和军事重量级人物、德黑兰现任市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班夫——进行战斗。他们也被称为“教旨主义者”（Principlaists，这是他们自己更加认可的标签），而在西方，他们常常被称为“宗教极端主义者”——鲁哈尼曾在他的第一次竞选中用这一标签称呼他的前任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Mahmoud Ahmadi-Nejad）。
今天，另一个标签——民粹主义者悄然滑上台面，被用来形容鲁哈尼的竞争者。在西方，民粹主义被用来形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法国总统候选人玛琳·勒庞或者意大利的贝皮·格里洛（Beppe Grillo），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伊朗的民粹主义者并没有推翻当权派，相反，他们就是当权派。而改革者、国际自由主义者鲁哈尼则代表了其对立面。
鉴于最近在美国和欧洲记录在案的民粹主义行动，通过民粹主义的镜头审视伊朗大选，可以让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变得更加透明。它也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个长期由民粹主义主导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们对于外部盟友和敌人的看法。
伊朗当权派多年来已经被民粹主义实践彻底撼动了。其中三个潮流尤为突出——并不仅仅是因为最近它们在好几个西方国家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让伊朗再次伟大”
根据民意测验，经济是最受关注的议题，72%的伊朗人表示从“联合综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英文缩写JCPOA，俗称伊朗核协议）文件签署以来，他们并没有感到经济提升或明显提升。尽管鲁哈尼把GDP增长率提高到了7%，并从内贾德管理不善的政策和恶性通货膨胀中拯救了伊朗经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的通胀率约为9.2%），卡利班夫和莱希仍然指责他没有实现（国际）制裁解除后经济回报的允诺。
他们的理由是：鲁哈尼过于亲西方，而全球金融和贸易协议正在威胁伊朗经济福利。
而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追随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去年的一个演讲中提出的“抵制经济”的主张，提升国内生产和自力更生的优先权，而这是“战胜失业与衰退，控制通货膨胀和应对敌对势力”的唯一途径。卡利班夫承诺在任职期间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实现国家收入翻番；莱希则承诺每年增长150万个的就业岗位，并宣称将向穷人提供三倍的救济。鲁哈尼团队则回敬道，这些民粹主义修辞不过是空头支票，提供如此多的就业岗位需要26%的经济增速，完全是痴人说梦。
承诺财政支出、就业奇迹和乌托邦式的福利，取悦那些“被遗弃者”（Left behind），尽管同样的民粹主义实践在内贾德时代就已经被尝试并遭遇失败，但这仍然是伊斯兰共和国内民粹主义的支柱，而当它们的支持者看到相同的话术在其他地方被复制，这些说辞就更具有合法性了——特朗普承诺撤销那些伤害“普通美国人”利益的全球贸易协定，特蕾莎·梅担保英国脱欧将会提高英国主权并增强英国经济。
鲁哈尼将伊朗经济从金融和贸易隔绝的国际制裁蹂躏中拖回正轨，将这些民粹主义政策视作破坏发展的邪路。
“伊朗第一”
虽然伊朗核协议以及相随的制裁解除在当时被吹捧为“双赢”，但如今已经在伊朗黯然失色。鲁哈尼的竞争者们指责他签字出让了伊朗的主权以谄媚西方世界。莱希和卡利班夫异口同声宣称，是时候停止妥协，并开始寻求保护伊朗利益和尊严的对外政策。他们都没有正式拒绝伊朗核协议，但他们都指责鲁哈尼屈服于美国和欧洲的欺诈。他们指出，跨国银行仍然害怕因为给伊朗提供金融服务而遭到美国的惩罚，为了回应伊朗的导弹测试，美国国会密谋进一步的制裁——尽管这些试验并不被排除在伊朗核协议之外，并且特朗普政府正在庇护伊朗最大的敌人沙特阿拉伯，华盛顿在重审美国对德黑兰的政策时，仍将伊朗放在警示名单上。
这些当权派候选人指出，每次伊朗伸长它的触爪，美国都会以铁拳回应，如今又一次，特朗普政府释放信号，表示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决不让步。
鲁哈尼对此的回应是，伊朗的对外政策应该服务于国内经济——这是他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收效甚好的运动标语，如今他借鉴这一标语，强调如果同样的自由主义领导层得以延续，在他第二个任期内，制裁解除后更大的果实将会瓜熟蒂落。鲁哈尼真心认为，伊朗自身的不可预测和自私的对外政策，不仅引来了西方的不信任和敌意，而且将自己隔绝多年，最终反噬其身。
对于鲁哈尼而言，民粹主义者关于伊朗对抗全世界的理想，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已经被反复证明是难担大任的。只有当一个国家被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进步，增长其稳定和财富。
“控制媒体”
当“替代的事实”（alternative facts）和“错误的事实”（false facts）的表述席卷美国舆论界，伊朗人和其他中东人对此接受采访时，表示难以相信西方人居然可以如此“天真烂漫”。一个记者说：“我们早就习惯了错误的事实——我们的政府早已驾轻就熟。”
虽然伊朗将博客建设和移动呼叫放在发展清单的首位，但是当权派和改革反对派之间关于媒体控制的厮打常常是凶残的，并且在各个机构之间剧烈摇摆。互联网活跃分子帮助鲁哈尼赢得了第一次竞选，而他也拒绝屈服于来自批评者的压力而限制社交媒体，尤其是非常流行的应用软件软件Telegram，其中包括来自伊斯兰共和国卫队首席智囊的压力。他竞选之路的第一个声明就是，投票给他，就是投给言论自由。
考虑到媒体也许在一个深刻分裂的人口（保守主义者对抗现代主义者）中扮演了挑拨离间的角色，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热衷于强势稳定领导层的图景规划。他的伊斯兰美好愿景将革命理想主义与宗教和国家联姻在一起，颇具争议的是，就像绝大多数民粹主义一样，不允许多元的解释。为了调动民族主义热情以使“伊朗再次伟大”，并透过“伊朗第一”的镜头看待世界，一个渗透着爱国主义、革命行动主义和广泛买进（broad buy-in）精神的媒体是极其重要的——即便它采信的并非都是事实。
将伊朗的民粹主义当权派与美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保守民粹主义者的尝试区分开来的是，在其他地方是虚构假设，在伊朗是平台的支撑。对于笃信者而言，它提供了稳定；对于国内反对派和国际玩家而言，它带来了一股风气，既不和谐也不现实。对于鲁哈尼而言，它是建设好政府的一个诅咒。对于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而言，伊朗“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制造混乱的革命策源地”，民粹主义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一种话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的教授哈米德•达巴什在《驯服神权政治：伊朗大选的教训》一文则对鲁哈尼的当选持悲观态度：如果鲁哈尼不能在扩张经济中囊括穷人和被剥削者，本土主义将会重生。一个国家的民主意志对抗根深蒂固的政治机构，以压倒性的多数将鲁哈尼送回总统府，以继续其事业，慢慢将伊斯兰共和国从一个激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堡垒，转变为经济新自由主义主要的区域基石。这在达巴什看来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表演。伊斯兰共和国的框架和形式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样，但是一些看似无害的诱人欺骗正在肌理之下爬行，由内而外地将其变成一个空洞的幻影——这既不是一场革命，也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一场变形记。
不断变化的人口
伊朗的总人口刚刚超过了8000万，其中5600万是合格选民，而这之中的70%，也就是惊人的4100万伊朗人赶到了投票站，花费了无数个小时排队，参与民主投票秀。在整场投票中，有2300万投给了鲁哈尼，1500万人把赌注压在了其首要的保守派竞争者易卜拉欣·莱希的身上。你要跑到印度去，才能找到一个等量齐观的盛况——一个有权势的民主机构对抗古老的文化机构。
但是，这个民主意志如今有极大的几率面临考验，就摆在鲁哈尼及其内阁面前。一方面因为懦落的美国国会、被占领的以色列领土，将会继续对伊朗施加新的制裁，另一面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支柱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鲁哈尼还没有将伊朗核协议“5+1”（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美法俄中+德国）谈判的成功，转变为有形的中产阶级经济成就。
而在此期间，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未来对伊关系中，并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和稳定的支柱。他热切地希望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更多的武器，姑息以色列人以及他们中的亿万富翁支持者，如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给鲁哈尼的总统执政设置更多的金融障碍。但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强有力的存在，对于美国及其对抗伊斯兰国（ISIL，曾以ISIS闻名）的既定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外，伊朗还面临一些更加紧迫的区域问题，挑战着鲁哈尼的成功。伊朗扎根于区域地缘政治，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甘心龟缩在其领土边界之内。每一个单独的区域力量，从土耳其到沙特阿拉伯，当然也包括伊朗，现在都在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鲁哈尼的竞选对于区域地缘政治影响甚微，但区域地缘政治却对鲁哈尼的执政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主义者对抗本土主义者
鲁哈尼越能够参与全球化，招引国外投资，消除宗教紧张，那么他在国内的手腕也就越强势。鲁哈尼的胜利，是坚定的中产阶级的巨大胜利。如果伊斯兰共和国想要在硕大无朋的全球新自由主义下求存，就必须向它焦躁不安的中产阶级开放空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者鲁哈尼分别在2013年和2017年，对本土主义竞争者取得了两个连续的胜利，表明了以全球为根基的中产阶级将政治拖入到了这场民主游戏中。
但是那些成千上万投票给莱希的人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被解散。莱希是教士秩序最新的遗迹，教士们正退守到保守市场商人阶级的传统支持群体中，脱节于已经普遍放弃了父辈革命狂热的城市资产阶级。即使是哈塔米（Khatami，伊朗第五任总统，两个任期从1997年到2005年）时代虔诚的改良主义者，在怀揣全球市场渴望的新阶级光照下，也显得神秘而古怪。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老左派“抵制”选举的狂热，看起来和统治教士的狂热一样诡异陌生。这一代人同时抛弃了极端对立的两面，全面投向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怀抱。这里面也有摩擦，但是他们却选择无视狂热的新自由主义剥削自身的风险。
鲁哈尼也许是伊朗版的马克龙，后者刚刚当选法国总统。但他本可以成为美国失去的希拉里。玛琳·勒庞在法国的失败和特朗普在美国的成功，本应给鲁哈尼及其支持者一个教训。
如果在胆大妄为的新自由主义之下，毫无疑问会持续产生和增长的穷人和被剥削者不能在持续扩张的经济中找到立法空间和条件，他们理所当然会聚集在一个更吓人的伊朗版特朗普或勒庞周围。我们已经从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庸医般的举动中，看到了这种恐怖未来的征兆。愤怒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自由主义，耐心关注贫瘠城乡地区的脆弱命运，一个更加年轻和更野心勃勃的内贾德正潜伏在黑暗中，随时准备滥用这些合法的愤怒，同样的怒火正在特朗普治下不幸的美国人身上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