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辛德勒名单》作者：电影里辛德勒夫人的功劳被掩盖了
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托马斯·肯尼利本周来到上海，参加澳大利亚“国际文学周”。托马斯·肯尼利是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从1964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以来，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十多部记事作品和四部剧本。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了无数奖项之外，他三度入围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短名单，1982年凭借《辛德勒方舟》（《辛德勒名单》最初出版时的名字，电影上映后这本小说一般写作《辛德勒名单》，故下文统一写成《辛德勒名单》）折桂，这也是他最为人知的代表作。
《辛德勒名单》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营救数百位犹太人生命的真实故事。小说被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为同名电影，荣获当年的七项奥斯卡奖项。借着这个机会，澎湃新闻记者对肯尼利进行了专访，与他聊了他的写作生涯、《辛德勒名单》的故事。
【对话】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当一个作家的？
肯尼利：和大多数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文学感兴趣。但我不知道一个澳大利亚人能不能写小说，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后殖民社会，当时我们觉得大部分作品都是北半球的人写的，欧洲人写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玩玩板球，开开派对，参与帝国主义战争。我一直都有文学野心，但我也知道我们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心理，我们对殖民宗主国卑躬屈膝，我这一代是这种心态的受害者。
从1960年代开始，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等我上了高中，我开始写长篇，在暑假的时候写完了。英语书的版权页上有出版社的地址，是一家伦敦的出版社，我就把我的小说寄了过去，然后出版了。上了大学，我学的是法律。当时我放弃了一切就为了写小说。如果我当时对出版业有更多了解的话，我就不会有勇气以写作为生。我很幸运，我的小说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出版，使我可以通过写作为生。
澎湃新闻：在你文学创作伊始，澳大利亚的出版行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肯尼利：那时不太正式，只要编辑喜欢，就可以出版。现在，搞财务的人有发言权，搞营销的有发言权。
澎湃新闻：似乎你大部分长篇的篇幅都很长。
肯尼利：我有些早期的作品短一点，我很欣赏那些可以写出很漂亮的短篇幅的小说的作者，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一本小书。但对我来说，写十来万字比写六万字容易。这是我喜欢的叙述方式，有不同的叙述的声音，不同的叙述速度，我觉得我的节奏更倾向那种更长的作品。
澎湃新闻：所以你几乎不太写短篇。
肯尼利：是的，我很少写短篇，我不是一个好的短篇小说作者。我无法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新西兰短篇小说家，新西兰文学奠基人）那样写作。我更偏爱写一些更宏大的主题。还有一个原因，在英语世界的出版业，出版社已经很少出短篇小说了，除非你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澎湃新闻：我们来聊聊你代表作《辛德勒名单》吧，能不能再谈谈这本小说的缘起？
肯尼利：1980年代，有一次我要从美国回澳大利亚，等飞机等过程中，我的箱子坏了，于是我就去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去购买一个新的箱子。我在那里和店主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波德克·菲佛伯格（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肯尼利根据他的真实经历写出了《辛德勒名单》），这个人曾经在辛德勒的劳工营里面待过。我们俩交谈得久了后，他发现我是一名作家，就把我带到皮具修理房间里面去，让我看了他的两个柜子，里面塞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关于辛德勒的文件。
我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辛德勒名单的一份副本，在那里，我也看到了当时很多被杀害的犹太人名单。我首先感受到的说一种恐惧，那就是欧洲人当时为什么会觉得犹太人就像病毒一样，必须要被赶尽杀绝，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欧洲文明。接着，店主劝说我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我回应他说，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不是欧洲人，而且我的祖父母都来自爱尔兰，我所在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距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非常遥远。但是他说，这不是正好吗？事实上，你的无关性使你和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毫无私心可言。后来，我去采访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幸存者，我被这些故事迷住了，然后就有了这本小说。
澎湃新闻：似乎战争是你很多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肯尼利：是的，我很多小说都写战争。我想是因为在我小时候，大家都在担惊受怕，想着日军是不是要侵略澳大利亚。当时我们也很清楚，丘吉尔的军队在北非打仗，但他不会派军守卫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我父亲当时在北非打仗，所以我是二战老兵的后代，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二战没有发生，纳粹屠杀犹太人没有发生，你会觉得这些事情简直像科幻小说一样。
当我第一次遇到集中营幸存者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要写这本书。但我发现，这些故事太传奇了，我一定要写下来。不采访这些人，不写这个小说，你和大屠杀中罹难的那些人之间就没有一种情感上的亲密联系。就算死了上百万人，你也只是觉得那就是一组数字。但如果你知道了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你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幸存于那样一场浩劫的经历，就会对你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用杜鲁门·卡波蒂《冷血》那种建立在事实上的方式来写这本小说。
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幸存者想读到这个小说。出版前，有好几位幸存者从头到尾读完了这部小说。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书出来后，有幸存者说我扭曲了事实，没有。
澎湃新闻：你觉得自己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气，才能直面这样一段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吗？
肯尼利：我不认为是我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来写这本书，而是那些想让我写下他们故事的幸存者们，他们的道德勇气感染到了我。在做了很多的研究之后，我是在澳大利亚写这本书的。我住在海边的一个小山上，那里阳光灿烂，椰林沙滩，人们快乐地冲浪，对过去也没有什么负担和记忆，这样一个地方，很适合写一本非常阴郁暗淡的书。
澎湃新闻：奥斯卡·辛德勒本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吗？
肯尼利：奥斯卡在1974年就去世了，我遇到波德克·菲佛伯格的时候，是在奥斯卡·辛德勒去世7年后。我采访了辛德勒夫人，当时她还在世，当时她表示高兴。她后来说，我们没有事先与她商量，但实际上我们有。她说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报酬，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当时有给她钱，感谢她的回答，而且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多有资助。但我想辛德勒夫人真正的问题是，当电影出来以后，辛德勒变成了仁慈善良的同义词，但实际上他对她并不好，而且她当时也做了很多，但电影里她所做的贡献被掩盖了，功劳和光芒全给了她丈夫。但在书里，我确实对她所做的贡献着墨甚多，而且也写到了辛德勒对她的家暴。
澎湃新闻：你写过那么多作品，除了《辛德勒名单》这本之外，有没有哪一本是你自己特别钟意，但没有获得足够关注的？
肯尼利：是很多这样的沧海遗珠。比如我很喜欢一本叫To Asmara的作品，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的故事，讲几个西方游客救出了很多厄立特里亚人。这本书虽然是畅销书，但并没有对联合国的政治家们产生什么影响，没有什么人想要结束这场战争。上世纪90年代，我以女性的视角写了好几本小说，有一本我很喜欢叫《火星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Mars），我也很喜欢《内海的女人》（Woman of the Inner Sea）。
澎湃新闻：回顾你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这么多题材各异的作品，有没有什么是你一以贯之地关注的？
肯尼利：是的。首先是澳大利亚在这个世界的位置。第二，是澳大利亚本身。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历史非常有趣，它是唯一以接受罪犯为目的而设立起来的很有趣社会，这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它给我们送来了最好的人，在旧大陆留下了最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