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蓁︱与我交游惟笔墨：跟着一代读书人读书
“以写人和叙事为主，梳理、考证旧史，当多用罕见材料，道人所未道，并强调文人高雅的趣味与不俗的境界——这后一点，正是掌故区别于其他历史文献的重要特征。”在《掌故》第一辑的编后语中，执行主编严晓星如是说。掌故主题的选择，毕竟不易。陈垣先生有云：“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需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写论文如此，写掌故又何尝不当如此。找到隐显适度的人物题材，以有别于谈经论道的正面手法，于细节间欹侧而行，写出趣味与境界，实在是功夫所在。何况按《掌故》第二辑中被叙述者谢兴尧先生的说法，“旧社会的习惯，与学术界朋友接触，只谈学问，不及其私，这是礼貌问题”，阐发幽隐与诋訾阴私之间分寸的把握，正是掌故家品格高下之标尺。
新一辑《掌故》如约而至，依然是极一时之选的作者，依然多是言之有物的文章。有些是同一作者的接着讲，比如胡文辉写梁鸿志（《梁鸿志“三十三宋”钩沉》），沈亚明写金克木与沈仲章（《金“译匠”与沈仲章的人间“天缘”》），唐吟方《艺林烟火录（二）》，几乎是直承上一辑的主题和兴趣；周昌谷《画坛轶趣（上）》则是已故画家的未刊旧作——有“上”必有“下”，有连载的刊物到底令人安心，因为知道风流星散得不会那么快。
《掌故》第一好看的角度自然还是亲历。和本辑何家干介绍的香港《掌故》月刊中“人物、风土的内容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小，只是一点点缀，登载篇幅最大的还是近现代史资料”不同，此《掌故》供稿者既非政治人物，下笔与“历史的走向”这样的大题目自无关系；可是，“影响如好雨”，斯文一脉，赖焉而传。有些影响很直接。如白谦慎在《沪上学书摭忆》中追写的傅山《哭子诗卷》，这是作者《傅山的世界》一书中讨论的最后一件傅山的作品。有些影响可以作为学术师承来看。按柯愈春《读书种子谢兴尧》中的记录：“合格的图书提要，应该是一篇浓缩的论文。介绍作者要概括这个人一生的特点，叙述史料要梳理其中的独特价值，评论图书要发现书中与众不同的开创意义，总之重在创新，切忌平平。”后来柯氏以一己之力撰成《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三巨册，收录清代有诗文别集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别集四万余种，每种提要虽只二百余字，但于作者的时代背景、刻书源流、文献价值多所揭櫫，订正谬误，辨镜源流，精义迭见。有些影响则关乎涵养风规。雪克回忆胡小石教授在文科科研讨论会上：“有篇探讨最早见于《玉台新咏》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文章，作者上台报告，通过对该篇几个语词的考辨，认定作品时代不能早于六朝。我坐在离南京大学胡光炜小石教授不远处，先生年老耳背，话没听清，经身边助手相告，立即缓缓站了起来，斩钉截铁两个字：‘不对！’当场朗朗背诵了几篇西汉碑文片段，文章所考几个语词赫然在焉。啥话没说，就坐了回去。”听者从此记得“说有容易说无难”，慎写文章。这些细节，作者写得深情，我们读得动情，言淡事浓，才是掌故的温度。
该仔细谈谈的是第二个角度。刘铮曾为第一辑《掌故》写书评云，“一言以蔽之，《掌故》丛刊宣告了掌故从亲历、传闻到考订的‘典范转移’。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就掌故关注的对象而言，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传闻的可能已经渐渐消失了，我们只能考订了。这一转型，是不得不转”，由是提出“掌故学的新可能”。在本期《掌故》中，艾俊川《小万柳堂纪事》，恰是这种“新可能”成为现实的最好例证。
《纪事》讲了三桩事情。第一桩“廉李公案”，主要依靠三种文献，一是世间流传甚多的《帆影楼纪事》，二是待辛德勇在2003年发表《迷离帆影楼》后才为人所知的《自反录》，第三种则是出版于日本、至今未见引用的《自反录索隐》。当常见史料与稀见文献以时间顺序一一呈现，所谓“廉李公案”的是非曲直也就清楚了。第二桩“小万柳堂始末”，一则厘清了杭州小万柳堂（今蒋庄）建筑年代和易主时间，一则以“小万柳堂保卫战”为线索，将相关的经济情况一一交代。以公开发表的材料来考据不太方便明讲的投资和债务，此为佳例。第三桩“吴芝瑛书法的亲笔和代笔”最有意思。之前吴芝瑛的书法由人代笔的说法，从小说家到掌故家都捕风捉影地言之凿凿，直到此文基于书法的研究，方能最后定谳。文章以代笔人孙寒厓家藏书件为依据，因能甄别出代笔人极为个性化的用笔特征，持此以作鉴定标准，乃能简明准确，一剑封喉。作者所讲述的这几件事，向来都是历来掌故家所乐道的廉家旧事，高伯雨、陈定山、郑逸梅等人都写过。以旧掌故的写法，耳食即是趣味，惯于点到为止，只说了开头，不知道结尾；况且传闻往往多不属实。“掌故之书，总是被视为史料，而非史学”——而未经证实的传闻究竟能否成为史料，令人踌躇。作者以十余年的资料积累之功，采铜于山，汇集正反两造之说而辨正之，将饾饤见闻变成本末完具的纪事，把口耳相传的旧掌故落实为信实可靠的史料，为“掌故学的作为该向何处发力”这一好问题提供了好答案。
此外，有些讲述，倘若与其他文本对照着看，才更能觉出趣味。谢兴尧先生有《堪隐斋随笔》《堪隐斋杂著》，写陈寅恪学问好，梁启超讲某问题时，会让学生去问陈先生；写陈垣先生，是要扣好长衫扣子、将学生送出房门的；引经据典中又常用邓文如先生的著作。而此番读柯愈春《读书种子谢兴尧》，知道晚年谢先生读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是佩服；知道当年邓之诚先生主动替还是学生的谢兴尧谋职，使得他能完成学业；知道谢先生写《读陈援庵先生〈通鉴胡注表微〉》是为了表彰陈垣在沦陷其间的大节，这些新的“知道”与旧时所读穿插交互，别有一种丰富的感受。
“记述见闻之余，必辅以考订，始能达至事实真确”，以读书为见闻，在有疑问的地方停步深思，慢慢蒐集材料，直到水到渠成，“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读书人的趣味与传统文人趣味未必完全一致，如果说有相合之处，大概就是从不功利的阅读中自得真趣吧。太多的人在示范怎样刻苦学问，太少的人在体认从读书中找乐趣。考证所需的，首先是逻辑，是常识，是好问题的形成。“与我交游惟笔墨”，简直可以说，我们读到的《掌故》，其实就是跟着一代读书人读书：看他们如何生出疑问、提出问题，又如何在长长的岁月里铢积寸累、勘明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