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逝世20周年｜人家写过，我就决不这样写

邂逅

1983年大约是秋天，一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独自在湖北黄石长江大堤边溜达。候船室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大门右侧，一个卖旧书刊的地摊吸引了他的目光。少年先挑了两本书，再翻阅杂志。不经意间，他读到这样一段话：

她跨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少年面对的是文字而非脚印，心倒是没乱，却也傻了。这厮眼睛发亮脸面发胀呼吸加快心跳加速——他从未见过如此美妙不可方物、如此清新俊逸动人心弦的文字。回翻过去，他记住了作者和小说的篇名：汪曾祺，《受戒》。

这是一次美好的、终生难忘的邂逅。

亲爱的朋友，您可能已经猜到，那个少年，便是梁某。那本被我破例珍藏至今的旧杂志，则是1980年第12期《小说月报》。

机缘

时光飞逝，阅读、出版、社会和生活都发生了全方位、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早已（基本）不看现当代文学作品，汪老亦墓木已拱。而我对其人其文的兴趣和爱好，一如既往，宛如初觏，甚至与日俱增。

拜网络时代所赐，我搜罗齐备了所有汪曾祺生前自编文集。最早入手的1987年漓江社初版《汪曾祺自选集》，更是一直带在身边，放置案头，看得滚瓜烂熟，早已破旧不堪。后来，又在网店出了高价，分别购得品相良好的初版平装本和精装本（仅印450册），予以珍藏。秋夕春晨，霁月清风，翻阅摩挲，其乐融融，虽南面王不易也。

2012年，又是一个秋天，我在北京结识了汪老哲嗣汪朗兄，痛饮快谈，一见如故。随后，与他的两个妹妹汪明、汪朝也有了交往。

机缘巧合，我这时意外成为一位文化和出版界的票友。那么，何不按自己的意愿和构想，为汪老的作品做一些事呢？潜伏心头多年的念想，破土而出，蠢蠢欲动。

心动不如行动。我将汪著分为三大类，做了三年准备，然后开始操作。由2015年底率先面世的商务印书馆精装新版《汪曾祺自选集》发端，已出版九本，还有多本待出。所谓三大类，其一是作者生前自编文集，如《去年属马》、《老学闲抄》、《旅食与文化》、《榆树村杂记》；其二是新编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夏天一气推出的“汪曾祺作品”系列6本，其中《后十年集》（全两卷）和《书信集》两种三本，即属其列。其三是一套迄今最为全面、精粹的汪氏选集，我亲自操刀编选——果实便是即将出炉的中信出版社六卷精装本《汪曾祺文存》。这是一桩千头万绪、艰难繁重却又赏心悦目、可遇不可求的工作。从吾所好，幸甚至哉。至此，我完成了从汪曾祺著作读者到出版人的转换。

那么，在我心目中，汪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瞧，这个人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夏历庚申元宵，肖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兼中医家庭，是秦少游的乡党。其父汪菊生性情温和，多才多艺，富有生活情趣，对他影响很大。

汪曾祺。  新华网 资料图

抗战军兴，家乡沦陷。汪曾祺流落到云南昆明，入读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闻一多、沈从文等，并开始文学创作。与高邮一样，昆明就此成为他永恒的写作背景和精神上的故乡。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上课的时间，远没有泡茶馆、看闲书多。但却出手不凡，写下若干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新诗，深受业师沈从文的赏识和喜爱。1949年4月，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邂逅集》，他借此搭上末班车，跻身“民国作家”之列。此后，在北京做杂志编辑。除间或写了几篇小玩意，长期搁笔。

丁酉之难，汪曾祺算是漏网之鱼，侥幸逃脱。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就被补划为右派，罪证是小字报《惶惑》。他说：“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令有关领导深恶痛绝。即便这类文字，汪氏在结尾也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晚年回顾右派生涯，老头没有咬牙切齿呼天抢地，只是淡淡地说：幸亏划了右派，要不，我本来平淡的一生就更加平淡啦（大意）——这就是汪曾祺。

他丢了工作，没了房子，从此被家人戏称为“寄居蟹”，被发配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摘帽后，经老同学援引，到北京京剧院任编剧。他写了《王昭君》等三个传统剧本，还参加了几个京剧现代戏的创作，是《沙家浜》和《杜鹃山》的主要编剧。这位被“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还风光过一把，上了一回天安门。仍在受难的老友黄裳以此被人警告：不要翘尾巴！

回到北京后，汪曾祺还写了《羊舍一夕》等三个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拢共四万余字，后来凑成戋戋小册《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封面和插图，都是他请老友黄永玉刻的木刻，书名则自行题写。这是他的第二本书。俗话说得好：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汪曾祺算是重操旧业，赓续上了写作生涯。他对同在难中、促成此书出版的作家萧也牧一直心存感激。

花甲之岁，禹域春回地暖。时势的变化，家乡的来客，林斤澜、邓友梅等友人的敦促……，时来天地皆同力，各种因素综合发酵，汪曾祺压抑积蓄了多年的才情和能量突然爆发，佳作迭出，好评如潮，为当代中国文坛奉献出《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徙》、《职业》等一批清奇洗练、醇厚隽永的杰作，并以此当之无愧地晋身20世纪中国最优秀作家前列。

最后十年，汪老创作重心和风格又有明显变化：改写《聊斋志异》；多写随笔；偶写短篇，也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直白……

除写作外，汪曾祺能写会画，是既能吃也能动手做更能写的大名鼎鼎的美食家，嗜烟，好酒，喜茶。晚年因健康原因，一度戒酒，萎靡不振。

1997年4月，汪老应邀参加了四川的一个笔会。对索求字画的各色人等，他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兴之所至，“常常忘乎所以”（汪朝语），忙到深夜，累得够戗。又破了酒戒，大喝五粮液，过足酒瘾。回京后，打算接着参加太湖的一个笔会，机票都订好了。夫人施松卿当时精神已经很衰弱，冥冥之中似有预感，一反常态，坚决不让他去。

正争执不下，5月11日晚，尚未成行，汪曾祺突然消化道大出血，当即被救护车送至友谊医院。16日，汪老病逝，享年七十七岁。据说，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天若有情亦老，人难再得为佳。

妙处难与君说

汪老晚年，常常念叨：我还可以活几年。我还可以写几年。我可能长寿……颇为在意生死之事。这是老年人的常态。他走得很突然，未能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曾亲承謦欬，曾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憾恨。

终于有一天，我想明白了，释然了：人生不满百，人总是要死的，就是活上一百岁，又怎样呢？汪曾祺一生，活得实在，干得漂亮，走得潇洒。还要怎样呢？还能怎样呢？一位“文章圣手”（贾平凹语），一介高邮酒徒，未及病愈喝上龙井茶，未及老态龙钟，没让自己体验临终的万般痛楚，没给家人留下任何负累，当断则断，说走就走——这何尝不是最好的永别方式？

汪曾祺已在北京福田公墓安眠近二十年。长留人间的，是他约两百万字的作品。《汪曾祺文存》则蒐集了其中的泰半与精华。

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文如其人，于汪老起码可谓差之不远。为人为文，我最欣赏他的就是：随便。他成为我最偏爱的当代作家，其来有自。我喜欢他一以贯之的真诚朴素，惊叹他观察描述平民百姓和生活细节的温馨细致，佩服他下笔如有神的不羁才气。庸常岁月读汪，是爱好，也是习惯，更是享受。他写人物，写地方风情，写花鸟虫鱼，写吃喝，写山水，写掌故,惯于淡淡着墨，却又有那么一股说不清道不明、回甘独特的韵味。汪著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和审美情趣，历久弥深，挥之不去。

汪曾祺说：人家写过，我就决不这样写。又意有所指地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他自认：我不是大家，算是名家吧。坦言：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呼吁：“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他期待：自己的写作“有益于世道人心”，“人间送小温”。性情的温和与骄傲，对生活的随意与用心，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写作态度的无可无不可与不离不弃，文字的典雅考究与接地气，无处不在的悲悯与一种不可遏止的生命的内在的欢乐，在他的身上和笔下得到奇妙的融合与统一，浑然无间。他的语感，他的文字，是当代汉语文学的最高结晶。

如果您想阅读更具质地，生活更加美好，那么，选择读汪，当为上策。跟汪曾祺交个朋友吧。至于他的作品究竟具有怎样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特质与魅力，纵有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还请读者诸君自行体验罢。

汪老仙逝，倏忽廿载。他曾写道：

很多人都死了。（《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

很多歌消失了。

……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徙》）

赵宗浚第一次认识了王静仪。他发现了她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仍然完好的抒情气质，端庄的仪表下面隐藏着的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幸福的热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向往。他明明白白知道：他的追求是无望的，他第一次苦涩地感觉到：什么是庸俗。（《星期天》）

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

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晚饭花·三姊妹出嫁》）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要等多久，才会再出现这么一位可爱的老头儿，才能再看到如此精妙神奇的文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