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专栏：一个日本人如何看斯坦贝克与中国
做着职业文人，有时会接到意想不到的差事。这次来自日本约翰·斯坦贝克协会的邀请算是其中之一，乃该会要我在即将于静冈大学举办的学会上做个报告。斯坦贝克？是美国作家吧？好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对不对？请问跟我何关？
原来，今年学会第二部研讨会的题目是“眺望萨琳娜斯外的斯坦贝克”。萨琳娜斯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镇，乃斯坦贝克的家乡，也是他多部作品的背景。舞台上，除了我以外，全是斯坦贝克专家，均要讨论他作品中的外国，如英国、墨西哥等。本来，有人讨论在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中国、华人才合适。但，组织方似乎没找着适合的发表者。于是这差事轮到我这个外行来的。我不敢在众专家面前讨论斯坦贝克的作品，但是讨论中国也许还勉强可以。
好在我新闻记者出身，不管是什么题目，进行调查发表报告属于本行。于是开始，一方面向日本亚马孙订购斯坦贝克小说，另一方面上网查查从过去到现在的中国读者、研究者是如何接受这位美国作家作品的。幸亏，他作品很多都给好莱坞拍成电影。例如，《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伊甸之东》比比皆是。统统看了一遍，很快就对他的作品世界有整体印象了。
我喜欢做记者，因为“无知”是工作的前提，不必为此羞愧的，只要努力去学学即可。而且即使在之前根本没接触过的领域里，都一定有叫我大开眼界的知识等着被挖掘。这次叫我大开眼界的是，当一九四〇年，中国文学界、出版界开始译介斯坦贝克作品的时候，那些刊物、出版社大多都在重庆、桂林。为什么？不外是为了回避日本侵略军的魔抓啦。之前，中国出版界的“首都”在上海，可是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民政府之迁移到武汉、重庆，很多民间机构都迁移到位于长江上游的内陆城市去了。至于桂林，也是当年众文人避难去的地方。那趟艰苦的迁移，我以前在老上海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看过而印象颇深。
中国的近代史始终跟侵略战争分不开。这一点，我早就知道。然而，原来，连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被接受都直接跟抗战有关的。看着抗战时期的中国地图，政府和人民在日军的侵略下，逐渐被迫往西逃的模样，像什么？是极像在斯坦贝克作品《愤怒的葡萄》里，被旱灾和大农业集团的跋扈迫使离开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往西岸“允许之地”加州迁移的美国中部奥克拉荷马州贫农。一九三〇年代的美国，有经济大萧条的大环境，一点没良心的原始资本主义剥削贫农到拼命工作都吃不饱饭的地步。斯坦贝克是亲眼目击那人间地狱以后，以笔提出抗议来的。未料，那些基层美国人的处境，跟几乎同一时期在日军侵略下失去生活基础的广大中国人民那么的相似。果然，当年的中国文学界，视斯坦贝克为进步作家。
再说，一九四二年作品《月亮下去了》更描绘了被德国军占领的北欧小国人民尝到的苦难，直接跟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大陆，被日军侵略而折磨的中国人民之苦难共鸣。结果，原作问世的翌年，重庆、桂林等地共出现了六种中文版。当年的中国人认为，斯坦贝克不仅是同情无产阶级的进步作家，而且是明确反对法西斯的作家。因此，直到解放前夕，他多数作品都被翻成中文出版。
一九五〇年以后，被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一时变得以社会主义写实小说为主。反之，美国成为了中国的头号敌人。斯坦贝克有包括《愤怒的葡萄》在内的“工人三部曲”证明政治立场，然而在越来越左的政治气候下，一切西方文学都逐渐被视为会污染中国人思想的“毒草”。据《月亮下去了》的译者之一、原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后来写的《编辑忆旧》，从一九六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的浩劫时期，曾翻译过二十余部外国文学作品包括斯坦贝克《人鼠之间》的罗稷南就被迫害致死；他莫须有的罪名是美国文化特务。不必说，遭到类似厄运的远不止他一个。赵家璧写道：曾为他编辑的《美国文学丛书》出力的二十来名文人中无一幸免。不过，他也没忘记指出：曾代表美国政府，为丛书的出版协力的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反共麦卡锡时代，也被怀疑通敌，多次被叫到美国参议院审问过。
如今，在中国亚马孙等网路书店，不仅能看到装订美丽的《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等斯坦贝克早期的代表作，而且他后期的作品如《烦恼的冬天》、《伊甸之东》也被译介。有趣的是《携犬横越美国》、《俄国纪行》等非小说作品也受着当代中国读者的青睐，显然跟目前中国的旅游热、宠物热有关吧。文学作品会有离开了作者，甚至超越时空的单独命运。二〇一〇年代的中国读者们，跟七十年前的前辈们，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认识斯坦贝克作品，我觉得实在可喜可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