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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世间》,不必有情感体验以外的要求
黄力之
2022-02-21 12:1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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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想把《人世间》作为史诗来写——中国北方一座城市自196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编年史。半个多世纪里,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巨变,从贫困落后(毛泽东主席1973年还对外国人说,“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飞跃到令世界惊愕的崛起国家。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有编年史的想法,他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物质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关系。国家的巨变可以从物质的层面加以描绘:世界一流的中国高铁、高速公里、上海浦东的高楼大厦、深圳从渔村蜕变为新型城市,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夜晚的流光溢彩,中国的奥运,中国的世博,中国的航母等等。处在这一巨变中的中国人,人的世界如何描绘?写写人们如何思想解放,挣脱旧观念,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如何创业,如何求学成功并刻苦研究科学技术,似乎也顺理成章。但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不能这么写,那是宣传,不是文学。自古以来的优秀作品,作家都需要深入人的全部生活,需要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在审美形式中渗透着七情六欲的人生,这是文学的第一特性,《人世间》当然遵循了这一美学规律,所以电视剧才获得广泛的关注。
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人世间》的首要成功就是比较原生态地展示了人世间:变革时代人们地位的沉浮(既包括郝省长这样的大人物,也包括骆士宾这样的小人物),家庭关系的凝聚与解构,以周家兄妹为中心的、艰难时世中的爱情与友谊,周秉义、周蓉兄妹爱情过程中的忠诚与背叛,体制改革的大道理之丰满与工人现实生活的骨感,周家第三代年轻人的新世界如何新颖广大,可以说,人世间的生死、恩怨、正误、聚散,尽在其中。
当然,凡成功的作品都是这样,很难说《人世间》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梁晓声擅长的就是,他会不断地在每个人身上编造出新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去触及人心中那块柔软的东西,即情感,让接受者一次又一次的产生情感共鸣。如事业已成的周蓉回到贵州山村,来到了默默的墓地,默默虽是一条狗,却为了保护她而和狼搏斗,最终死于狼口,周蓉自然无比悲伤。
再如,当周家住得好好的房子——相比于老房子几乎是天堂了,突然被追回,周秉昆毫无准备,不仅要撕破脸皮将朋友孙国庆撵出老房子,自己一家还得重回这个伤心之地,仿佛时光逆转,因此,在搬回之前,一个人来到这里嚎啕大哭。人生跌落回低点,你能若无其事吗?刚强汉子也得伤心弹泪啊。
情感体验算是成功的,但要说阐释历史,《人世间》似乎显得拘谨无力。比如说,以周秉昆为中心的“光字片”区工人阶级“六君子”,几个哥们姐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在改革之前,上班拿稳定工资过日子,还能隔三岔五聚聚喝小酒。不能说多么幸福,但也没有太多的苦恼。然而,改革的大潮一来,这种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市场经济要企业自负盈亏,要搞竞争,产品竞争不过人家,就得转产,转产不成功就得倒闭,倒闭了就失去工作。没有工作,衣食无着,生活的改善提高自然就是一句空话。《人世间》对“六君子”在改制期间的遭遇作了充分的描写,让人同情,但也不免让人怀疑,让工人来承担改革的代价,道义上说得过去吗?特别是,由于住房紧张,孙国庆的父亲只好去锅炉房取暖,但那里总是往外撵人,国庆父亲怕被发现就躲在煤堆上,结果被冻死了。东北工人当时的状况的确让人心酸。
问题是,不改革行吗?实际上,不改革,“六君子”的生活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发展缓慢,突出表现在消费品供应的严重不足,全国都是凭票限量供应。作品中就说到周家吃一次肉是如何不容易,得等到家里人团聚时才吃。其实可以说,在改制过程中工人遇到的困难,如住房的紧张,不改革同样是一个困难,而且还看不到尽头。当然,不能要求文艺作品去进行理论论证,但是,以史诗性作品来要求,得有更深入的揭示。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问题,像周秉义这样的干部,还是可以看到并予以表达,不能让人们的情绪停留在苦难上。同时,作品将看上去是“坏人”的骆士宾设计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人士,尽管实际生活中完全可能,但作品的设计显示出作者观念的潜在陈腐性,离“以人为本”的现代观念尚有差距。
就人生而言,《人世间》也未必能提供更好的人生指导。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不要轻易去指导。在周家,父亲周志刚去西南参加“大三线”建设,长子周秉义成为下乡知青,长女周蓉私奔贵州,实质上也算是上山下乡了,小儿子周秉昆与周母相依为命。周秉昆进入成年,无视春燕对他的追求,却一定要娶郑娟——这个女子遭人污辱而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还拖着一个盲人弟弟。周秉昆为什么如此高大上呢?他是上帝派来拯救郑娟的吗?不是,他就是对郑娟一见钟情,剧中镜头显示出,情窦初开的小伙子第一眼就被郑娟有所暴露的身子吸引了。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周秉昆不是贾宝玉,既喜爱宝姑娘的白膀臂,又需要与林姑娘心心相通。爱是不需要什么理论的,周秉昆就是被这个女子吸引,仅此而已。不必对周秉昆的婚姻进行道德绑架。
周秉昆对家庭的贡献亦不可拔高。改革以后,被耽误的一代人赶上了机遇,哥哥姐姐都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父亲以此为荣,到街坊邻居那里去显摆,结果刺伤周秉昆的自尊心,父子关系一度紧张。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周秉昆这个没有能力走出去的儿子,客观上成为了家庭的支柱。特别是,母亲生病瘫痪在床,完全依靠周秉昆这个没有能力的儿子以及儿子引来的儿媳妇郑娟,父亲周志刚和兄长周秉义都反对这桩婚姻,可就是这个女子实际上把母亲救了过来。更不用说,支离破碎的家庭的一切都是由周秉昆来修复维护。人们终而发现,对父母来说,有出息的孩子也许是你的骄傲,可是他们有出息就会飞出去,就不再在你身边,而那个没有出息的孩子,让父母感到没有面子,可是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就是他,能有所依靠的也是他。
此一发现,说白了就是,不要看重孩子的所谓出息。把孩子留在身边,养老才有依靠,也就是所谓“养儿防老”。这自然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不二法则,所以才有香火不断之说。可是,在现代社会,把孩子留在身边有多大可行性呢?除非是他自己愿意这样。或者像周秉昆,确实是自己的学业上不去,不如哥哥姐姐。按父亲的说法,给你考试的机会,你也考不上,这样就客观上只能留在父母身边,成为那个照顾父母养老的好孩子。当然,周秉昆总体上是一个符合传统道德标准的人,没有理由去怀疑他,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思,即使勉强呆在家里也只是为父母亲添堵的人,这种案例也不少见。从父母的角度说,倘为了未来的养老而把孩子拴在家里,不让其发展自己,恐也是自私之举,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旧观念就不必张扬了。
(作者黄力之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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