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方旭东对谈宋明理学绿色营造观
在中华文明精萃的哲学体系中，宋明理学曾提出过一个有关绿色的重要思想：万物一体。它经过程颢、王阳明等理学家的发挥，已成为一个中国哲学的普适观念。其解释力不单体现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同时也可以广泛运用于人与自然交涉的方方面面，而建筑亦是其外化的表现形态之一。
4月15日下午，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于上海松江方塔园开展跨界对谈，共论“宋明理学下的绿色思想探源：万物一体观念对营造的影响”，该活动由同济绿色建筑学会主办。
对谈所在之地为方塔园内的何陋轩，据阮仪三介绍，“何陋轩是我的老师冯纪忠教授的作品。‘何陋’出自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是延续孔子的观念。对于儒家来讲，从来不在意居室多么华丽，而是更注重住所与自然是不是融为一体。何陋轩用钢杆模仿竹子，很多地方采用棕绳捆绑的方法连接竹子构成的节点。而‘轩’则体现了冯先生的空间理论，空间应该像茶壶一样，茶壶有容量可以盛水，但是它上下应该通气，连接内外。古典建筑传承我们的文化，而冯先生希望现代的建筑能够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和现代西方建筑理论结合起来。”
什么是宋明理学中的“万物一体”观念？
现代建筑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哪些精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从宋明理学的角度，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为具体营造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观念性的解释。
“人成为自然主人的思想在西方有两种起源，一方面是受希腊影响，另一方面跟《圣经》有关。但人定胜天这个词在儒学里是比较边缘的思想。儒家自古以来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合。而‘万物一体’观则是在宋明时期发展起来的论说。”
“写《爱莲说》的周敦颐还有一个身份是理学家。关于周敦颐有一个小故事，他房子旁边长了很多杂草，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修理一下，周敦颐回答，我之所以不除草，是因为这些草‘与自家意思一般’。这表达了儒家一以贯之的观念，即人作为自然中的一部分，人应该在自然中生活，而不应独立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或统治者。周敦颐认为草和人都是一样的，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把草认为是与自己同体的事物。”
而从哲学的角度，真正提出“万物一体”思想却是周敦颐之后的程颢。“儒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仁者爱人。到了程颢，他从中医里面吸收灵感，对仁有了新的解释。中医里‘麻木不仁’的仁其实是指感通。腿脚麻木、血脉不通就是不仁。反之，仁就是能够感受、感应，能够与外界连为一体。从这个理论来讲，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定能够体会到他人的痛苦。”
“按照程颢的想法，人和人之间是能够息息相通的。这又与中国哲学一个最基本的理念‘气’连接在一起。程颢称之为二叔的张载非常强调‘气’这个概念。张载在其文《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把天和地与人的父母联系起来，人处在天地之间，周围的人是我们的同胞，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同伴。张载的思想打破儒家一直以来强调的血缘关系、裙带关系。”
王阳明则延续张载的说法，通过“致良知”以及“一气流通”等概念，更加完善了“万物一体”的理论。方旭东表示，“王阳明认为要发现自己的本身，需得认识自己的良知。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致良知’，致是达到、实现或是扩充的意思。光是知道不行，还应知行其一。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万物都有自己的良知，一草一木与人一般都具有同样的气，它们和人‘一气流通’。而良知在天地之间都是一样的。”
因为宋明诸多理学家的同气相求，从周敦颐、程颢、张载到王阳明，共同成就了“万物一体”的思想观念。而诸如“万物一体”这样的哲学思考深刻影响着古人的建筑营造的态度。
“万物一体”观念如何在当下建筑设计中落地？
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之称的阮仪三，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阮仪三表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十分注重山水环境，注重考虑到城市与周围地形、地貌等地理环境的关联。比如福州就是三山两塔一条江，南京是虎踞龙盘，而平遥是龟城。”
而追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理念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周代开始建设城市时就有孔夫子制订的《周礼·考工记》。里面提出建设城市的很多法则和规律。比如‘宫城居中、前朝后室、左祖右社’，即左边要建祖庙，右边要建社台，而宫城位于中间。这种建筑样式影响至今，北方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苏州扬州的厅堂，包括上海的石库门，都尊崇四合院式的原则。上有天，下有地，中间一方天井。人们造房子需要隔热、安全，但不能离开天然，必须天地相应。此外，房屋要分主次，中堂、两厢、正堂，主次有别而合家团聚。而造屋建房需选用原生态的材料，包括木材、石头、砖瓦、卯榫结构，这些都与中国传统哲学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人生存在世界上，需和万物以及大自然和谐相处。阮仪三表示，“古人从选址开始，布局、建造，无不遵从敬天畏地、顺天应理的原则。从唐代开始，古人对城市的规划就有很好的研究和记载，县志中一般会表明城市在天下的地理位置，此外还包括河川、城池的研究记载等等。然而，我们当今的规划理念是从1933年开始从西方过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把中国传统的建筑概念丢失了。”
丢失的后果如何，阮仪三以苏州城的千年变迁为例。“苏州最早的城市规划可追溯到春秋末期的伍子胥，他受吴王的委托建造苏州。伍子胥的规划原则是八个字，象天法地、相土尝水。即我们要考察人在宇宙当中的关系，天向、地理的关系，仔细研究土地以及水文。而从白居易的诗句‘七堰八门六十坊’可以知道，苏州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中晚唐，基本上形态保存完整，没有大动。”
“苏州虽然号称泽国，但是从来没有被水淹过。只因按照‘象天法地、相土尝水’这样的设计，苏州所有的河都通向太湖，所有的河道都是蓄水池。可惜解放以后，填河开路，总计59公里的河流到那时只有32公里。虽然路和桥都变宽了，但1972年不超过100毫米的大雨，就把苏州给淹了。而因为反自然的改造，凤凰、南昌、武汉都在这上面吃过苦头。”
对于这样的后果，方旭东再次提到“万物一体”观的合理性，“《黄帝宅经》里面有一句话，‘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就是‘万物一体’观念的具体阐释。水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血液，对于苏州、凤凰这样的水乡，如何疏导雨水、引流河水应成为改造城市的首要考虑。”
“除此之外，万物一体与建筑的关系还在于气的流通。因为同体，人与物是同胞的关系，他们之间需由气连通。所以中国有很多关于宅基的说法。明代蒋平阶《水龙经》中就有‘察地中之气……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气引导水源，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可知水或去或来。气便是风，是水的流向。人在环境中需跟周围的气相通。我们经常讲通风和采光，便是阴阳协调的一个方面。”
其实，如今作为旅游招牌的骑楼、堂屋门、穿堂风、家乡水，俱是绿色的精华，它们的营造俱体现出中国哲学对物我关系的思考与要求。随着它们在商业社会中的失落，从前相互交往、互帮互济的邻里关系也随之消散。在国学之风盛行的今天，阮仪三也向社会呼吁，“现代的城市建设根本不应该追求高、大、洋、怪，而是最应从老祖宗、老家园、老乡村里面寻觅。古人在城市建设当中有卓越先进的理念，落实到具体建造的房屋上也十分讲究与大自然的协调。所以，无论是建造房屋，还是创造周围的环境，尊重大自然、尊重历史、尊重文化是第一要义。天人合一、回归自然，这是古人早就教给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