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乡愁与民粹的迷思：本届法国大选中的“第六共和”思潮

在2017年法国大选即将进行首轮投票之际，胜负态势前所未有地晦暗不明。此前一度被公认为边缘候选人的让-吕克·梅郎雄（Jean-Luc Melenchon），在最后一个多月里异军突起，对领先者构成严峻挑战。他的“第六共和”政纲，也再次回到政坛聚光灯下。然而返回到历史情境中不难发现，在这位雄辩演说家的激进政纲背后，隐藏着对革命的复古情结，以及危害性相比极右翼不遑多让的左翼民粹主义。

何谓“第六共和”？

法国的总统选举并非固定以建制政党为基础，在老牌政党之侧，同样可以形成新兴政治运动并拥戴候选人，本次大选最为典型的就是脱离社会党组建“前进！”（En Marche！）运动的马克龙，以及放弃左翼党而组建“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运动的梅郎雄。

梅郎雄此次竞选的招牌政纲是“第六共和”，即认为从1958年开始的第五共和已经弊端丛生，不满足于小修小补，而要另起炉灶重新制宪。早在2012年大选中，他就已经提出了相同构想。今年3月18日，梅郎雄阵营再次发起声势浩大的“第六共和游行”，声称召集到13万人参加。也正是从这一事件开始，他的民意指数开始飙升，不仅超越左派阵营的竞争对手阿蒙（Benôit Hamon），而且跻身第一方阵。

之所以选择3月18日，是因为这一天是1871年巴黎公社诞生纪念日。游行路线是从巴士底广场出发，到共和广场结束。除“不屈法国”之外，法共和几大工会都参与其中；在梅郎雄倡导下，活动结束之际全场高唱《国际歌》。这些因素无不显示出此次运动的左派色彩。而所谓“第六共和”，事实上也正是一个左派版本的历史叙事与未来构想。

梅郎雄版本的修宪计划，首要矛头是他所谓的“总统君主制”，即在他眼中，第五共和体制赋予法国总统过大的权威，例如宪法第16条授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采取形势所需的各种措施”——换言之一种近似独裁的权力，第35条授予政府不经议会同意而派兵的权力，第36条赋予内阁颁布“战时状态”的权力，甚至在梅郎雄看来，总统有权任命高级文武官员，都是“总统君主制”的一种表现。

对此，梅郎雄开出的药方是“把权力交还给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掌握行政权并对议会两院负责”。虽然字面上平淡无奇，但它的实质诉求在于，把法国现行的“半总统制”更改为历史上第三共和（1870-1940）和第四共和（1946-1958）时期的体制，即削弱总统权力，行政权从总统转移到内阁手中，并接受议会的严格管控。梅郎雄声称，如果自己当选，将是“第五共和最后一任总统”。

这位激进左翼候选人秉持的不仅仅是一种反向思路，更是一种的发散思路。他主张要摒弃那种认为制宪只涉及到公共权力组织的观念，而要把各种权利都囊括进去。正因如此，拟议中的“第六共和”宪法实际是个政治-社会大杂烩，不仅包括废除“总统君主制”、通过全民公决罢免履职中的民选代表，还包括了堕胎权、辅助自杀权、降低投票年龄、更严格的环保规范、动物权利保护、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林林总总。

除梅郎雄之外，同属左翼阵营的社会党候选人阿蒙也明确表态支持“第六共和”理念，并提出了一个“公民49-3”政纲。现行第五共和宪法第49-3条授予政府以信任案下注，力保重要法案不经议会投票强行闯关，从而强化了行政权的职能。过去五年中，奥朗德政府多次动用这一条款，为具有自由化倾向的改革法案护航，结果遭到激进左翼的强烈反对。因此阿蒙针锋相对地提出“公民49-3”，即全体选民的1%提出动议，议会必须审议某项法案、或者暂停适用某项法律，试图以此来冲销现行宪法对行政权的偏重。

除了这两位左派候选人，其他候选人虽然同样提出体制改革倡议，例如削减议员数量、扩大公决适用范围等，但对于从根本上另起炉灶的“第六共和”保持距离，认为没有必要大规模修宪。立场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菲永更是表示，“无休止地变更体制，是一个国家在自爱与自立方面遭遇困难的表现”。

不过，“第六共和”的倡议却得到来自法国部分知识界和媒体人士的强力声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世界报》原编辑部主任、调查新闻网站Mediapart创办人之一普乐奈尔（Edwy Plenel）。在今年三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位资深左派记者对丑闻缠身的共和党候选人菲永发起猛烈攻击，他援引原社会党总统密特朗在1960年代批评戴高乐的措辞，称第五共和体制是一场“持久政变”（Coup d’État permanent），认为“作为法式波拿巴主义的化身，第五共和过时的总统制从内部摧毁了政治本身”。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普乐奈尔援引一份美国经济智库的研究报告，来为法国政治开出药方，建议删除宪法中的三个条文以减弱总统权力：任命和召回总理的权力（第8条）、解散国民议会的权力（第12条）、以及总统作为军队领导人的身份（第15条）。和梅郎雄的改革方案一样，这意味着将法国总统贬为虚位元首，权力重心交回到议会手中。

革命的乡愁：乞灵1793年宪法

所谓“第六共和宪法”如何产生？按照梅郎雄的设想，他将诉诸现行宪法第11条，召集制宪会议。通过普选产生1000名左右制宪代表（其中一部分通过抽签产生），而这些制宪代表既不能是曾经的国会议员，也不能是现任议员，甚至将来也不能竞选议员，换言之，这样一部另起炉灶的宪法，很大程度上将由“政治素人”来起草。

这一倡议乍看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也令人联想到法国宪政史上一次惨重的失败。大革命爆发之后，第一部宪法正在起草过程中，当时崭露头角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曾于1791年5月提出动议，要求制宪议会议员不得在随后的立法议会中连任。这一动议名义上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制宪者徇私、在宪法中加入有利于自身的内容，但隐含的动机是针对当时已经在政坛上成名得势的头面人物，限制他们的影响力。

然而，这一动议通过之后，在制度建构上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人为制造的断裂，将制宪者与随后的立法者完全隔绝。制宪者无法将此前折冲樽俎的政治经验带到宪法的日常运作之中，而随后产生的立法者作为新人，也无法领会制宪者的意图。宪法颁布之前和之后，由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物负责操作。政治演进在人事上的传承关系，被这种表面理想、实则权谋的动议所阻断。虽然当时罗伯斯庇尔还没有攀到权势顶峰，但这一至关重要的动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宪法后来的多舛命运，也成为托克维尔笔下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文人治国的一个额外脚注。

在这个“罗伯斯庇尔时刻”220多年之后，同样以激进左翼立场起家的梅郎雄，祭出和当年这位先驱类似、甚至更加苛刻的动议。如果说对制宪代表的整体隔离是革命时代的回响，那么他本人声称一俟制宪完成就“功成身退”，则透出对西方文明古典时代“大立法者”角色的自我期许。更有甚者，他还糅合进20世纪以来左翼民主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要求一部分制宪代表通过抽签从普通人中产生，以体现足够的民意代表性。然而，和诉诸常人情感的陪审团不同，制宪本身是一项需要经验和远见的智识活动，尽管这种智识仍然可能犯错，但这并不是从深思熟虑转向诉诸偶然的理由。

同样，普乐奈尔的文章也援引了一项久远的历史文献——法国革命时期的1793年宪法。作者称颂这部宪法“也许具有最激进的民主灵感......它在前言中为我们留下的第二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充满勇气。这份宣言里写道：‘人民始终有权复核、改革、更换宪法的权利。一代人不能让后代臣服于自己制定的法律。’”

在法国革命的激进化时期（1793-1794年），雅各宾派使用暴力清洗了吉伦特派，推出这部革命色彩浓厚的宪法。置于篇首的新宣言出自于罗伯斯庇尔的手笔，取代了被后世传颂的1789年宣言，其中不仅规定人民有权出场修改宪法，而且倡导“抵抗压迫”和“反叛”的权利，甚至规定“任何僭越主权者，应被自由人立即处死”。在整个法国宪政史上，1793年宪法都是最激进、最具暴力色彩、蕴含着最不稳定因素的文本。

这部宪法一经颁布，就被庄重封存，准备等战时状态结束开始运作，但随着雅各宾派倒台，从此成为绝响。然而正因如此，这部从未实施过、也难以实施的宪法（及其宣言），反而成为激进左翼的历史神话。而乞灵于1793年宪法，则成为法国宪政史上一个周期性的主题。当雅各宾派被热月政变推翻之后，城市贫民的示威口号便是“面包与1793年宪法”。而此后两个世纪中，每当体制鼎革之际——例如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甚至1946年宪法制定过程中，激进力量都会将目光重新转向这部宪法。令人惊讶的是，在革命之后220多年，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对此念兹在兹，援引罗伯斯庇尔的作品来为“第六共和”寻找理论依据。革命的神话与乡愁，的确溶入了法国左派的血脉当中，而且程度超乎想象。

民粹的迷思：“人民”作为终极解决方案

在数月以来的选战进程中，国民阵线和马琳·勒庞所代表的极右翼民粹思潮已经被各界所警惕；但梅郎雄所代表的极左翼民粹主义，却随着首轮投票之前的民飙升，才成为一个新的舆论焦点。以3月18日的“第六共和游行”作为样本，可以管窥这种左翼民粹主义的话术。

梅郎雄被公认为当代法国政坛上最具雄辩风格的政客，而他在共和广场上的演讲，也展现出独出心裁的形式。和绝大多数单侧面对听众的讲台不同，他的小讲坛置于广场当中，360度地被听众所环绕，形成一种充满“浸入感”的街头演说风格。这对于他所着力强调的“人民”概念，无疑是最为恰当的呼应形式。

按照梅郎雄的基本立场，“人民”是第六共和体制的灵魂所在，不仅宪法必须提交全民公决通过，而且人民可以发动全民公决来罢免从市长、省议会议员到共和国总统的任何民选职位。他声称，“当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在一切事情之上、为了一切事情享有主权时，共和体制就没有实现”。

梅郎雄使用了一个看上去空泛的字眼——“地球上的强大力量（puissant de la Terre）”——来称颂人民。事实上，这一修辞同样有着深厚的革命历史背景，它出自罗伯斯庇尔的得力助手、被称为“革命的大天使”的圣茹斯特（Antoine Louis de Saint-Just），原话是“不幸者是地球上的强大力量，他们有权以主人身份，向忽视他们的政府说话”。正是对这种“强大力量”的召唤，法国革命从精英主导的制度变迁，逐渐逸出轨道，民众一次次地从街头干预政治进程，最终以“恐怖统治”达到高潮。

除了暗引圣茹斯特之外，梅郎雄还援引了社会党创始人饶勒斯（Jaures）的论断：“政治民主可以归结为一项核心理念，或者说唯一理念，就是人民的政治主权。”但梅郎雄将这项原则泛化，公开号召：“啊，我的人民，如果你不想让一切都变得不利于你，你就必须改变一切！”甚至简单粗暴地宣称——“不管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都是人民！”

从许多方面来看，梅郎雄都可以被视为西方古典传统中demagogue（擅长蛊动魅惑的民众领袖）的一个现代变种，当他以“滚蛋主义”（dégagism）为旗帜，号召同建制派划清界限，并在演讲中高喊“听我说！是我拉响了警报”之时，仿佛正是法国革命中“人民之友”马拉的现代化身。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承袭了自法国革命以降的德穆兰、马拉、埃贝尔、饶勒斯的街头鼓动传统。英国诗人拜伦曾经形容卢梭是“喷射出激情与魅惑/却从灾祸中绞榨出/势不可挡的滔滔雄辩”，而用在梅郎雄这位左翼民粹领袖身上，可谓无一字不贴合。

第六共和：虚幻的答案与真实的问题

虽然左派版本的“第六共和”满怀革命的乡愁与民粹的迷思，但暴露出来的问题本身却并非全然虚幻。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最早阐发了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但事实上法国从来没有真正予以实现。相反，自1789年革命以降，一部法国宪政史，是立法-行政二元对立的历史。人民主权与议会至上，与波拿巴主义的行政强权，构成了近代以来法国政治发展相互纠缠冲突的主轴。而第五共和的建立，也必须放在这一框架下理解。

虽然在1792年就首次成立共和，但这一体制在法国的真正确立，要到1870年代第三共和时期才宣告完成。1875年宪法确认了行政二元首长制：总统任命总理，内阁向议会和总统集体负责；总统在征得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解散众议院。但1880年代后，总统在事实上放弃了解散议会的权力（格列维宪法），从而内阁只向议会负责，不再向总统负责。这种制度安排上的失衡，导致第三共和时期的内阁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从1871年到1940年的七十年间，如走马灯一般经历了104届政府。二战之后，第四共和体制的权力配置仍然明显地倾向于立法权，在议会强势和党派分散的背景下，政府的不稳定性并不逊于第三共和时期。

在阿尔及利亚危机的逼迫下，戴高乐以其个人信念锻造出1958年的第五共和宪法。总统成为体制运转的枢纽，有权任免总理、颁布法律并解散议会，总理对议会负责，下院通过弹劾和信任投票来控制政府。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戴高乐1962年力排众议，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宪法，将总统从间接选举改为全民普选产生，从此行政权和立法权具备同样的民意合法性基础。法国第五共和形成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平分秋色的“半总统制”，而这也正是被左派指责为“总统君主制”或者“持久政变”的根源所在。

由是观之，现行的法国第五共和体制，无疑带有戴高乐的深刻烙印，但同时也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综合，议会的倒阁权同总统的解散议会权相制衡。而梅郎雄和普乐奈尔等人鼓吹的“第六共和”，在公共权力配置角度来说其实并无新意，本质上是从半总统制退回到议会制、甚至是自废武功的第三共和“格列维宪法”模式。

但无论中外，“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钱穆语），第五共和的创设本身具有强烈的戴高乐色彩，而此后的历任总统都缺乏戴高乐式的君王气质（即便“超级总统”萨科齐也不例外），总体而言都是民主体制的信徒，加上国际环境相对有利，因此类似宪法第16条规定的紧急状态权力这样的“王权式”总统权力并未充分延伸。然而在传统战争风险降低、反恐形势严峻的时代，行政权力的扩张是否会进一步突破制度框架，成了一个值得瞩目的问题。尤其是，在2017年大选的背景下，法国宪法学界开始担心，一旦真的发生“黑天鹅”事件，极右力量在法国上台，那么第五共和宪法赋予总统的极大权力，可能将葬送这一体制。无论是议会两院还是宪法委员会都无法阻止，更不用说，法国政治生态中司法机构的角色和美国无法相提并论，刹车机制更为脆弱。

另一方面，2017年大选展示出一种同法国半世纪以来左右对抗格局迥然不同的政治景观。传统的中左和中右党派表现低迷，执政的社会党深受“内伤”，意识形态遭遇断裂，组织上也有分崩离析之虞；而中右阵营同样饱受丑闻和内讧困扰，不排除在第一轮投票中双双出局的风险。而接下来无论是中间派崛起，还是极右力量修成正果，都将构成政治版图上的“板块漂移”。作为容纳政治力量聚散的制度框架，第五共和也将遭遇深刻挑战。

结语：两种民粹主义

从本质上来说，2017年大选中重新兴起的“第六共和”思潮，是法国左翼激进派别对现状不满而提出的诉求，它接续了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进传统。在左翼温和派执政的背景下，同一阵营激进派别大声疾呼推翻现行体制另起炉灶，更显出既有格局的吊诡之处。

然而，共和体制不是智能手机迭代，数字越大便越先进。从梅郎雄等人的政策主张来看，这种诉求名为“六代”，固然有新的社会权利因素加入其中，但在制度建构的核心部分却显示出向“四代”甚至“三代”复归的趋势，更有甚者是向初代产品致敬，而完全无视历史上曾经遭受的惨重失败。无论采用多么流行的科技加持（梅郎雄多次采用全息投影技术让自己同时“现身”在不同地点舞台向支持者喊话），都难掩这种华丽面相之下的返祖本质。

正如学者刘瑜在考察美国民主体制中民粹流变进程所指出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往往相辅相成，很少只有单方面的孤立现象，二者经常互相激发、互相恶化，例如罗斯福新政后左翼势力的勃兴激发出麦卡锡主义的反弹，而放在法国语境中，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梅郎雄所化身的左翼民粹主义，能够同时兴起。当马琳·勒庞的竞选口号“以人民的名义”，遭遇梅郎雄的“不管问题是什么，解决方案都是人民”，这种话术的颃颉与对冲，也让人看到左右两翼民粹主义激情掩盖下的空虚。

如果说国民阵线的危害性已经引发法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担忧，那么左翼街头鼓动家的的魅惑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更具危害性。右翼民粹主义往往是保守、消极、被动的，是对外界变化的应激性反应，以悲情为主导叙事模式（例如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或者身份认同遭到破坏），局外人不易进入；而左翼民粹主义却往往是进取、积极、主动的，有意识地促成改变现状，并且以普适性的权利话语来予以加持，具有更强大的动员机制，也更容易裹挟民众。

法国著名媒体人、冷战史专家沃尔东（Thierry Wolton）曾指出，虽然政治立场看上去针锋相对，但左右两个极端派别领导人实际上具有深层的一致性，都致力于吸引自认为遭到忽视的选民群体、反对同样的价值（代议制民主和欧洲），都对其他国家威权领袖表示敬佩。而外界对勒庞的“妖魔化”反过来导致了对梅郎雄的“圣徒化”，或者至少遮蔽了后者的危害性。

对于翻过二十世纪这页惨痛历史的中国和世界来说，这两种民粹主义的区别与契合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容易被遗忘的事实，法国大选却再次就此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