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五行占：大风拔树

此类风称“常风”。班固《汉书·五行志》，将恒风归于土发生变异名下。并称：“雨旱寒奥，亦以风为本，四气皆乱，故其罚常风也。”汉代刘向认为：“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云云。

班固论说“常风”，则以春秋故事“六鸟退飞”为首引，阐释其观点：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鶂（yi，四声）退蜚，过宋都”。《左氏传》曰“风也”。刘歆以为风发于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则退。经以见者为文，故记退蜚；传以实应著，言风，常风之罚也。象宋襄公区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马子鱼之谏，而与强楚争盟，后六年为楚所执，应六鶂之数云。京房《易传》曰：“潜龙勿用，众逆同志，至德乃潜，厥异风。其风也，行不解物，不长，雨小而伤。政悖德隐兹谓乱，厥风先风不雨，大风暴起，发屋折木。守义不进兹谓耄，厥风与云俱起，折五谷茎。臣易上政，兹谓不顺，厥风大焱发屋。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纬，止即温，温即虫。侯专封兹谓不统，厥风疾，而树不摇，谷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谓无泽，厥风不摇木，旱无云，伤禾。公常于利兹谓乱，厥风微而温，生虫蝗，害五谷。弃正作淫兹谓惑，厥风温，螟虫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谓叛，厥风无恒，地变赤而杀人。”

接着，班固《汉书》列举汉代四个刮大风故事，均起因于诸王叛乱：（一）淮南王：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刘向以为是岁南越反，攻淮南边，淮南王长破之，后年入朝，杀汉故丞相辟阳侯，上赦之，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见异不寤，后迁于蜀，道死廱。（二）吴王：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三）楚王：文帝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后坐淫削国，与吴王谋反，刑僇谏者。吴在楚东南，天戒若曰，勿与吴为恶，将败市朝。王戊不寤，卒随吴亡。师古注：“僇，古戮字。”（四）燕王：昭帝元凤元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燕王旦不寤，谋反发觉，卒伏其辜。

《后汉书》记载大风，依然事出有因：

其一，太后摄政：安帝永初元年，大风拔树。是时邓太后摄政，以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故立之，是为安帝。不立皇太子胜，以为安帝贤，必当德邓氏也；后安帝亲谗，废免邓氏，令郡县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坏。此为瞉霿也，是后西羌亦大乱凉州十有余年。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国四十大风拔树。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风，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风拔树。

其二，安帝亲谗：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风拔树。六年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拔树三万余枚。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东、颍川大风拔树。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拔树。是时，安帝亲谗，曲直不分。三年，京都及郡国三十六大风拔树。

其三，郊祭失礼：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风雨雹，拔郊道树十围已上百余枚。其后晨迎气黄郊，道于雒水西桥，逢暴风雨，道卤簿车或发盖，百官沾濡，还不至郊，使有司行礼。迎气西郊，亦壹如此。

其四，原因不明：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风拔树。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大风，发屋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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