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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研究所

中国省际债务危机实录①担保圈崩塌下的企业抉择

陆佳仪

2017-04-18 13:13 

【编者按】
近些年,地方债务频受关注和担忧。 其中,“互保、联保”所形成的担保圈是最令人担心的风险源头所在 — 大批企业甚至地方政府通过盘枝错节的银企关系,被套在一张复杂的信用网络之内。
担保圈危机,曾以不同的方式、规模、在不同的政商环境中在浙江上演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唐涯和她的团队从2015年开始对浙江的债务危机进行调研。
近日唐涯在其微信公众号“香帅的金融江湖”推出“中国省际债务危机实录系列”。第一篇讲述的是浙江——在担保圈崩塌下企业、银行的博弈,企业的选择。第二篇重点探讨山东债务危机的成因,第三篇剖析山东与浙江债务危机的异同,包括这一北一南的大象经济与小狗经济的背景。
澎湃研究所经授权将逐一转载该系列,以下为第一篇。

在近期不断发酵的山东债务危机中,“互保”是一个关键词。从聊城高利贷到到齐星集团资金链断裂,再到魏桥集团遭遇做空和债券抛售,山东庞大的灰色债务网络被撕开了口子。
一时间,“互保”成为了“套贷”一样的贬义词。
大家都选择性遗忘了,就在不远的2008、2009年,互保、联保曾作为一项“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金融创新”为政府支持、专家肯定,被舆论赞颂,为各大银行所推广。2009年6月,在政府的引导下,国家开发银行浙江分行中小企业“抱团增信”模式在各大商业银行推广。同期在山东,企业“互保”“联保”也受到了各界的礼遇。2009年人行济南分行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到,推广陵县“中小企业信用联盟”(即农信社牵头,全县信用等级高、经营管理好的中小企业自愿组成融资担保互助联合体)的经验,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抵押担保方式的创新。然而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很多当年“虚胖”的企业利润大幅下挫,各地互保圈内的企业开始违约,“互保”也自然成了火烧连营的祸根。几年功夫,金融创新成了金融诈骗,世事苍茫,殊不可料。
互保贷款——企业只是想活下去
“互保”曾是很多中小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也曾被誉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金融创新”。 然而一旦受到外部负面冲击,在经济上行期形成的复杂网络立马成了“连坐”的机制设计,将网络中企业卷入违约的泥淖。
然而,“互保圈”真的是信用危机的始作俑者吗?企业互保是为了“套贷”然后违约“跑路”那么简单吗? 在神奇的中国,事实的真相永远比纸面的故事复杂太多。 其实对于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在很长的时期内,“互保”曾是他们赖以维系支撑的“救命稻草”。小企业发展初期,由于资本金积累有限,资金供给不足是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都有很强的外部融资需求。但商业银行显然更偏好信用评级高、营业绩效好的大企业,对中小企业会更加“吝啬”,银行在贷款时对中小民营企业抵押品和外部担保的要求很高。而中小企业本就底子薄,加上资产抵押是在原有价值上打七折甚至更低,使它们在资金上更加捉襟见肘,很多情况下外部担保几乎是唯一的选项。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为其他企业担保时也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担保,互保就此形成。在较好的发展前景和流动性充足的环境下,银行为扩大业务、保证贷款偿付率,也默许甚至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以互保甚至于联保的方式融资。在这一背景下,“互保”这根针顺着银行贷款的线,织出了错综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企业信用网络。
经济景气时,互保圈内一团和气,银行欢天喜地;一旦经济下行,其中一家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率先破产或违约后,与其互保的企业也将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很多企业的贷款因互保企业违约被银行征信系统归入关注类,银行们闻风而动,笑脸立马转黑,随时准备着抽贷压贷;另一方面,面对着银行在转贷时提出更高的增信要求,企业要想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只能引入更多的企业互保,背上更加沉重的财务负担,也在互保圈内越陷越深。进一步,当日益复杂的互保网络遭遇日趋低迷的经济形势时,银行抽压贷的动机会更加强烈,从而引发企业策略性违约的恶性循环。
2017年春天山东的互保圈危机并非特例。浙江省曾经历过这样的煎熬:自2012年起,浙江省从民营经济活跃、经济增速高、资产质量好、不良贷款少的银行必争之地,变成了不良贷款率年年攀升,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灾区。以2011-2012为拐点,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0.92%猛升至1.60%,逆转了浙江长期低于全国平均不良率水平的形势。根据2012-2014年的公开数据,浙江省银行业年净增不良资产三年间翻了一番,在2014年达到了1518.5亿元。这场从温州开始蔓延的浙江省内债务危机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当时浙江“老板跑路”的新闻不绝与耳,很多人甚至幸灾乐祸的预言,浙江“蚂蚁型”的纯民营经济模式完蛋,山东“大象型”模式才是未来。
在那一轮的浙江省债务危机中,“互保”是最大的特征。许多风险企业都被织进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担保互保网络之中。据人行杭州支行不完全统计,2012年全省全年共监测到出险企业612家,涉及银行贷款325.4亿元;其中因为担保出险的企业162家,涉及银行贷款67.25亿元,占比为20.68%。随着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浙江的“担保链风险”日益发酵,到2014年彻底爆发:这一年共监测到出险企业2147家,同比增加了1505家;涉及银行贷款1319.35亿元,同比增长2.7倍。其中因“互保”、“联保”而导致出险的企业739家,占比24.4%,而这些被“监测”到的出险企业,其实还只是浙江担保圈危机的冰山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省债务危机,就是一场互保链危机。
互保危机下的企业抉择 —— 坚持者困境
对于深陷互保圈危机的企业而言,“坚持”下去并非易事。就像升级打怪一样,他们不仅要扛下违约互保企业的连带责任,承担日益高昂的利息费用,顶住金融机构不时的抽贷、压贷,躲过转贷、断贷时民间资本的高利贷陷阱,还要提防新的互保企业违约打破平衡。
我们从2015年开始调查研究2012-2016年浙江民营企业资金链、担保链的“双链”危机,在走访和各种其他渠道了解到,有许多身处互保网的企业家在资金链、担保链风险暴露的初期,有着相似的“坚持”—— 他们把企业看作是自己的“家”,即使是在互保企业频频违约,银行见情况不妙抽贷压贷频发,商品市场低迷以及订单流失等诸多窘迫之境下,仍然想尽办法拼尽全力地去扛下债务,用尽关系看尽面子来周转资金,只为让企业能够“熬过去”。
问“为什么要死扛?”,听到的最令人酸楚的回答是,“我看着企业一天天长大,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没法就这样看着孩子去死”。这可能是很多民营企业家在担保圈危机初期的最理所当然的选择。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坚持者”而言,他们选择了一条极为困难的道路,一条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却不一定能看到曙光的道路。浙江一家曾经销售近十亿的LED生产企业,2015年为了能够“熬过去”,在被担保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担保责任,承接了它在某国有大银行的9000万元的债务,在资金紧张时挪用了原准备为在上海的女儿购房的资金给各家银行付息,但恰恰是这家银行,在2017年初,行长调整以后,因为这家企业的少许瑕疵,开了抽贷的第一枪,打开了其他银行抽贷之门,继而造成了部分供应商断供,影响了3000万元大订单的交付,造成了资金链紧张,一时间危机四伏,企业内人心惶惶。让这位年旬六十的企业掌门人更伤心的是,一位相处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为了50多万元的货款跟他打官司,生性耿直的他气得差点缓不过劲来,丧失了坚持的信心。
但是转念一想,怪谁呢?企业家?银行?朋友?在理性的层面,好像大家都是“理性抉择”,可是个体的理性终于集合成了社会的悲剧。
要坚持下去,第一关就要面对银行。此时的银企关系,博弈已经成为主轴。陷入担保圈、互保网的企业,已经被银行打上了污点,这意味着“坚持者”们不仅要继续承担自己的债务和更高的利息,还需要承担违约的互保企业债务和欠息。但即便企业把这些债务都硬扛了下来,也并非高枕无忧了,银行在转贷时还会设置重重关卡。
银行的第一重关卡是在转贷时增加贷款条件。较为常见的有涨息、要求企业家的配偶甚至不从事企业经营的子女签字并将其列为责任主体、或是要求增加第三方担保企业或将个人或家人名下房屋资产作为新增抵押品,隐性的将“有限责任”无缝切换为“无限责任”。一位年过花甲的电器生产老企业家说,在转贷合同签字的前夜,他夫人死活不愿意签字,两人大吵了一架、一夜无眠,然而第二天还是早起红肿着眼睛在贷款合同上落款了。而另一位女企业家,因为转贷抵押了她成年女儿名下的房产,在很长的时间里,两母女之间都有一层抹不去的隔阂。
银行的第二重关卡便是压贷。即使企业愿意承担更高的续贷要求,银行对他们也并不放心,在一次次的转贷中不断压缩贷款的规模。在走访调研一家在2012年后陷入资金链困境的化纤企业时,其财务主管伤心地说:“当初企业效益好时(2010年企业利润上亿),各家银行争抢着放我们贷款。小银行请客吃饭、上门推销贷款,只要有企业签字担保就放贷,哪怕是关联企业也没问题。如今我们稍有困难了,一家家地往回抽。碍着面子和老交情不能一次性抽完的,今天抽80万,下个月抽100万,今天这家银行抽、明天那家银行抽,企业的现金流根本没法跟上这抽贷节奏。”
除此之外,有些银行行长甚至许诺会给困难企业继续放款,然而在企业借民间资金甚至高利贷过桥后,却以上级行不同意为由不再续贷,最终导致企业主被高利贷逼债。一些地方为解决困难企业转贷建立了政府主导的转贷基金,为企业提供过桥资金支持,但运行一段时间后除了面临着资金风险外,也越来越不被银行所接受。
即便过了银行这关,企业资金也还是有缺口,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与高昂的财务成本下,这一缺口还在不断地扩大。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怎么坚持?这时留给企业家的选择已然不多,选择继续“坚持”的企业家很多走向了难度升级的第二关——非正规的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
一种选择是向小贷公司借款,但小贷公司能提供的资金量非常有限,利息也更高,此外还需要企业提供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品,然而在经历了银行的第一轮清洗后,企业(主)所能提供的抵押品已经非常之少。
另一种选择是民间借贷,比较常见的是向亲朋好友借款,但出于人情的帮助其规模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也会碰到与银行抽贷相似的情况。在浙江宁波有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企业家,当地人称一哥。他起步时,也靠亲朋好友借款扩大业务,后来企业效益日趋好转,尽管不缺资金,父老乡亲都央求着把征地拆迁补偿款存在他那儿,碍于面子他也接受了,大家就东家西家都凑个数,然后欢欢喜喜地拿着一分二的人情月利(年息14.4%),但在2014年其企业风险初现时,昨天还称兄道弟的朋友邻舍纷纷抽资。
当这些路都走不通,而债务高到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的时候,高利贷似乎是“坚持者”们的最终归宿了。高利贷在寻常百姓眼里是“碰不得”的东西。一是利息极高,尤其是在正规金融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更是如此。熟悉山东聊城地下金融情况的相关人士指出,“年息超过100%,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借高利贷,关键看你急不急用钱。一般情况下,月息二分,或者三分也是正常的情况”。二是因为涉黑。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近三年来全国由于高利贷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涉及罪名达十多个,非法拘禁罪频现。当年温州频现的“老板跑路”现象,跑的倒不是欠下银行贷款,而是欠下民间高利贷的。并非不知与虎谋皮之险,只是此时的“坚持者”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这些费尽心力苦苦支撑的民营企业家们在使用了十八般武艺,闯过一重重的融资关卡后,发现还是摆脱不了互保圈带给他们的桎梏,迎接他们的并不是一片繁花,而是一地鸡毛。企业经营长期没有起色,互保企业陆续违约,被银行起诉,上黑名单,财产冻结,被讨债公司追债,各种无法避免的遭遇接踵而来,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违约的结局。
互保危机下的企业抉择——策略性违约
站在苦苦支撑的“坚持者”对立面的,是一个大家不喜欢听到的词汇——“违约”。然而“违约”真的是最坏的结果吗?如果当初没有“坚持”,结局又将会怎样?一个成功的“违约者”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浙江企业家A曾经营一家效益可观的电器制造企业。1990年代中期成立,至2014年已发展成为由5家家用电器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其主营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5%,年销售额近十亿。然而,因为自2008年起与另一家当地房地产企业互保向银行借款投资房地产失败,A就开始被卷入了无休止的噩梦中:互保企业早早地违约倒闭,2013年起, A独自面临着总计约6.8亿本金的银行债务,还有3亿的担保债务。在短暂的挣扎后,他选择了“放弃”,也就是违约。
这个决定并不如听上去那么容易。“放弃”意味着企业将失去积累了十多年的品牌商誉、优质的客户渠道、优秀的专业人才与可靠的供应商。而原先被银行和官员奉为座上宾的他,也必须接受从成功企业家摇身一变成为人人喊打的“老赖”的心理落差。
然而在商场中摸爬滚打二十余年的他并没有简单地“放弃”:一方面,他运用手段快速转移了大部分非抵押资产和销售渠道,另立新企重新开张经营,恢复现金流转;另一方面,他积极主动地维系了各方关系:与工人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积极维系各家供应商和客户关系;主动与各家银行进行谈判,在对银行策略性违约的情况下维护了与各家银行行长、信贷员的个人关系,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在访谈中,他告诉我们:即便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工人主动请辞,倒是很多银行行长对他在“违约”情况下还敢主动谈判的胆色另眼相看。企业家的人格魅力,往往会在霜雪季节里更为突出。
2016年,A的新企业的主营业务逐渐回归正轨。在经济回暖,整体行情向好的情况下,企业的现金流开始充裕。资金宽裕后,他又反过来参与竞拍或与各家资产管理公司、银行谈判,把自己的不良资产债权买回来,一笔一笔把不良记录消除掉。瘦身以后,企业保住了主要的生产用地、厂房,剥离了非核心资产和担保,贷款总量仅为原先的四分之一,维系了原先80%的业务。回顾这一经历,他感慨万千地说:一旦织到深不可测的担保网里,靠自己坚持挣扎几下是逃脱不了的,只有放弃才能重生。如果要面子,到头来,面子里子俱失;不要面子要里子,到后来,面子里子可能都有。
违约还是坚持?这是个问题
违约或坚持,孰是孰非,我们没有答案。但在理性的博弈之下,集体的策略性违约成为了企业家们的无奈之选,担保圈在金融机构和互保企业的博弈中,以火烧连营的方式崩塌,成为了最终我们所看到的结果。然而,追本溯源,宏观环境的骤冷骤热和银行-企业之间的博弈才是这场互保债务危机的源头。
A的故事其实触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对于互保圈危机中的企业而言,到底违约好还是不违约好?是趁早违约好,还是以时间换空间好?
人类一切行为决策的背后其实都是成本—收益的估算。 在天平的一端,“坚持不违约”的收益:清白的商誉、良好的银企关系、企业的无形资产、避免一系列法律纠纷,以及账号冻结、资产被拍卖等种种不堪;而另一端则是“坚持不违约”的成本:承接违约互保企业的债务,应对银行随时可能的抽贷、压贷、断贷,还要提防着新的互保企业违约带来的风险。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当成本大于收益时,违约是企业的理性选择。A在互保风险暴露的初期快刀斩乱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在根据自己所在的互保网络结构,对选择“坚持”下的高昂成本已经有了预判。
其实在纷繁芜杂的现象背后,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抽象出这次危机中各方行为的选择模式。假设在一个系统中有n家企业,每家企业在期初贷款1单位,其余企业分别为其债务承担共同责任 —— 和当时浙江的互保网络非常相似,n家企业组成了一个两两互保的网络结构。那么,当其中一家企业发生违约时,其余n-1家企业按照合约都需要承担一定本息,此时摆在这些企业面前的选择是: 承担互保的债务或者违约。如果其中一家企业认为,结合自身的经营和资产债务情况,承担互保的债务加上自己债务所带来的压力要大于违约可能面临的惩罚,便会选择跟着违约。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剩下的n-2家企业就需要重新开始思考“我要不要跟着违约”这一问题,但这个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互保债务已经从(1/n-1)上升到了(2/n-2)。很显然,这种情况下企业违约的概率会上升。以此类推,只要系统中有新的企业违约,选择不违约的企业就要重新开始决策,而重新决策极有可能会带来新的违约事件,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走向集体性违约的结局。与此同时,银行也在重新估算互保圈崩塌的走向,为了自保,提前的抽贷、压贷都是最为理性的选择,这更加速了互保圈中的企业的集体违约。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既然大家都能理性预期,那么当初这样复杂的互保网络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模型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互保网络的规模对金融机构贷款偿付率的影响截然相反:在企业的成长性较好的情况下,互保网络铺的越开,有越多的企业加入,银行的期望偿付率就越高。此时企业间的共同责任更多的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银行自然有动机将更多的企业纳入互保网络之中。反之在企业前景较差的情况下,由于违约的惩罚往往会低于不违约时的连带责任负担,所以规模越大、企业数越多的互保网络越容易出现多米诺效应和集体性违约的情况。
这是模型,更是现实,是过去这些年发生在浙江的真实故事。回溯在不太久远的当年,在四万亿大潮之下,企业飞速扩张,银行殷勤借贷,政府添柴,“砖家”们则开始为“互保”这个“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金融创新背书——所有人在阳光下的彩色泡沫里晕眩不已,联手种下了一张自以为固若金汤的“信用网络”。潮水退去,当违约的火苗开始后,这张网成了火烧连营的根源。互保企业之间,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博弈,在理性选择之后最终走向集体违约的均衡。
“破产违约”并不是世界末日,只是在收益-成本分析下的理性选择 —— 这条规律,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在学习中。2012-2013年浙江省双链危机刚刚爆发时,选择“坚持”的企业家并不少。到了2014年,不少企业已经“坚持”不住了,纷纷选择策略性违约和“逃废债”。根据法院公开判决书统计,该年浙江省银行诉企业的金融案件数较2013年也大大增加,涉案金额从105.8亿上升至415.6亿元。此后逐年快速递增。不仅如此,每年的银行金融案件平均与最高涉案金额也不断攀升。这说明了在此轮危机中“坚持”的更久的企业面临着更高的债务负担;这些企业在更大的压力下才选择了“放弃”。浙江省内由银行诉企业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一审案件中,2013年涉案企业仅970家,涉案银行543家,到201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6421家和1642家!涉案担保企业数目更从3779家飙升到27031家。 “违约”已经成集体性行为,担保圈已经在事实上崩塌。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集体策略性违约”行为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学习和传染效应。2014-2015年,浙江省风险爆发早的温州地区债务危机最为严重,而宁波、绍兴、金华等市银行诉企业金融案件数和涉案金额相对而言并不多。在2015-2016年,在温州、杭州地区债务危机日渐缓和的形势下,宁波、绍兴地区等民营企业集群地区仍然在加速蔓延,金华地区更是2016年迎来了债务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成为了全省企业银行金融案件重灾区。
浙江的债务危机与其说是互保网络之罪,不如说是浙江经济在2010-2012年前后大起大落的结果。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在银行的推动下,民营企业间两两互保变得更加容易,甚至出现大量关联企业互保,增加了互保网络的复杂程度;一旦面临宏观经济系统性冲击的情况下,复杂的互保网络会引发大规模的策略性违约,酿成债务危机。不管是企业家A还是B,他和她都只不过是这个时代所铺下的一张大网中的一个小人物罢了,就像无数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一样;他们在收网前拼尽全力挣扎也无法换得一个体面的结局,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挣扎,选择做一条漏网之鱼。
但是“危机”并不意味着末日。有人曾说,“破产”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制度。死而后生,从来是经济体新成代谢的一个过程。和山东 “政府深度介入”、“体量巨大”、“涉黑”的担保圈相比,浙江“小而美”的民营经济基因更为深厚。此轮浙江互保圈危机的爆发,并不代表浙江经济模式的崩溃,而是企业对政策和宏观经济冲击的正常反应,是一次洗牌。其结果是将经营不善的产业淘汰,将回报率较低的资产剥离,但并未伤及民营经济的根基,摧毁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与危机同时发生的是浙江经济不断加速的新旧动能的转换与产业升级。一方面,即使在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2015-2016年,全省经济增长势头仍然强劲,2016年起工业增速也触底反弹、逐步回稳。另一方面,浙江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升级加快,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以蚂蚁金服互联网巨头企业为核心,浙江的软件业(以金融系统软件为代表),互联网平台技术、大数据、云服务……已经开始展现无限的想象空间。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和对接资本市场也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进行中:2015年和2016年,浙江分别共有31家企业和28家企业在境内首发上市,占全国IPO的12%左右,新型制造业仍然是浙江上市企业的中流砥柱。
反观如今正在火山口上的山东,这个曾以“大象经济”闻名的GDP第三大省出路在哪里?如今看来,道路阻且长。一方面,资产庞大的高污染化工类企业,正如一群老态龙钟的大象,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占据了山东民营经济的大半江山,徘徊在逐渐坍塌的体量巨大的互保圈中,却迟迟不肯走下属于它们的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与在危机中快速洗牌并成长升级的浙江不同,山东新经济发展显得有些迟缓,产业升级缓慢。尤其是在这一波网络信息大潮中,其信息技术企业的发展已经被浙江的“小狗经济”远远甩在了身后。
[特别鸣谢鲁红斌工程师对本文的技术支持。本文引用的理论模型和浙江债务数据都出自学术论文《互保信贷网络的形成与崩溃:理论与实证研究》(作者:陆佳仪,唐涯,徐建国)。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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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英燕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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