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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市场

土耳其学者评公投:有必要追溯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文/Guney Işıkara、Alp Kayserilioğlu、Max Zirngast 译/卢南峰

2017-04-18 12:49  来源:澎湃新闻

2017年4月16日夜间,土耳其公投结果揭晓:修宪公投以2.72%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此次公投涉及18项宪法修正条款,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将土耳其共和国政体由现行的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总统从宪法上将被赋予包括直接任命副总统和政府部长在内的更多实权,总理职位将被废除。对此,三位学者和独立记者于公投前一天(15日)投书美国杂志《Jacobin》。
过去几年的骚乱和镇压,最终导向了决定国家未来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如果修正案得以通过,那么它就在我们的国家制度内部造出一个独裁总统。
这场公投是土耳其深层次领导权危机的顶点,也是为了解决一危机出台的各项专制措施的顶点。鉴于目前的权力平衡,这场公投看上去并不能解决这一危机。而决定这个国家未来走向的,是围绕全民公投的政治斗争。
然而,首先,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政变后的政变
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大桥,参与政变的士兵被逮捕。视觉中国 资料
在我们谈论其他事情之前需要知道,去年七月土耳其未遂的军事政变是这场旷日持久的领导权危机最猛烈和直接的表现。
从2013年加济公园起义(Gezi Uprising)开始,很大一部分人民撤回了对执政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以下简称“正发党”)现存秩序的信任,所以土耳其国家的领导权危机也等同于正发党的危机: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嫌隙扩大为深刻的裂痕,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一触即发,而军事政变不过是这些分裂的结果。
在政变爆发前夕,传统的凯末尔世俗精英与被流放的穆斯林教士法士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的追随者,这两股曾经敌对的军事势力化干戈为玉帛,形成了一个脆弱的联盟,还有一些职业的机会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个政变。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政变之夜的细节,但是很明显,政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叛乱者的计划败露,迫使他们在未协调的情况下仓促行动。此外,在政变爆发前的最后时刻,政变阵营中领导的凯末尔主义者可能临阵倒戈,背叛了其他密谋策划者。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国家进入了无限期的“紧急状态”,所有国家机关展开大规模的清洗,总统埃尔多安和他的正发党向世人展示了其强力手腕。根据最近的一次统计,各地有134000人从公共部门里被开除;超过十万人被拘留;2100所普通学校、集体宿舍和大学被关闭;超过7300名学者失业;149家媒体被查封;200多名记者被拘捕。
最初的清洗主要针对联盟里的葛兰主义者,随后攻击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反对势力和异见分子,包括最广泛意义上的左派:亲库尔德运动人士、左翼凯末尔主义者和土耳其社会主义者。
土耳其总理毕纳利·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在去年八月扬言,政府将打击所有库尔德工人党(PKK)武装分子的同情者,透露出压制的范围不断扩大的信号。在去年十月至十一月初,凯末尔主义者的旗舰媒体《Cumhuriyet》和亲库尔德左翼人民民主党(HDP)的领导人都被控制。十二月,由于库尔德武装分裂组织策划了两起炸弹袭击,政府大规模拘捕人民民主党和民主地区党(DBP,一个地方性的亲库尔德左翼政党)的成员。今年二月,一项行政指令下达,成千上万左派教师和学者被辞退。
国家部门的辞退潮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优势地区(也被称为北库尔德斯坦)尤为猛烈。国家已经用安卡拉任命的受托人取代了八十多个民选的市政当局,建立起直接的殖民统治。自2015年6月选举以来,根据人民民主党未出版的报告,一千名活跃政治家、政党成员和同情人民民主党(及其姊妹党DBP)的人士被拘留,随后又有至少三千人被捕。12名人民民主党议员,包括联合主席塞拉哈廷·德米巴达斯(Selahattin Demirtaş) 和菲根·育空塞克达格(Figen Yüksekdağ)至今仍受牢狱之苦。
正发党的目标是明确的:让有组织的民主反对派完全瘫痪。
入侵叙利亚
当地时间2016年10月17日,叙利亚阿勒颇,土耳其坦克向Guzhe村发起进攻。视觉中国 资料
在政变被挫败后,正发党不仅简单地压制国内,还迅速派遣军队进入北叙利亚。
过去几年来,土耳其在叙利亚的主要关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颠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转为防止一个受库尔德工人党支配的亲库尔德运动北叙利亚联盟。
国内政治联盟的变化促进了入侵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随着法士拉·葛兰与埃尔多安这对昔日盟友之间鸿沟不断扩大,正发党和一些宿敌(包括军方的超国家主义者及其政治代表)建立了联系。
多古·佩林斯克(Doğu Perinçek)是这个联盟转变的关键,他的极右政党国家社会主义爱国党(VP)主要由前高级军事和情报人员组成。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代表了土耳其国内所谓的“欧亚派”:亲俄罗斯和其他中亚国家,而疏远欧美(据说操持着土耳其与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和解)。
其他极右势力也处于上升期。在政变后,正发党向德夫利特·巴斯利(Devlet Bahçeli)领导的法西斯政党民族主义运动党(MHP)伸出了橄榄枝。这个联盟由于正发党对葛兰的敌意而形成,伴随着入侵北叙利亚行动及其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政治修辞。亲北约的军方多数也附署了入侵叙利亚行动,支持正发党和民族主义运动党的反库尔德行动。
如果没有直接介入叙利亚战争各国的默许或批准,土耳其的入侵是不可能的。美国接受了这一行动,大概是为了遏制政变失败后土耳其国内强大的反美思潮;俄罗斯和伊朗则因为土耳其承认了两点,即阿勒颇属于亲政府联盟,不再要求罢免阿萨德。
这一入侵限制了库尔德运动在北叙利亚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建立一个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政务会制度。在此之前,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外交力量达成战术联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力量。
但土耳其入侵叙利亚的极限也是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任何推翻阿萨德的举动都会引起俄罗斯和伊朗的反对,而任何重组叙利亚或伊拉克权力结构的行动都会遭到美国的掣肘。
因此,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土耳其最大的期望就是获得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意为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注)。这个军国主义的冒险如今成为了危机的策源。
土耳其的转向
大规模的清洗、拘留和强制关闭旨在消灭所有右翼和左翼的反对派,反库尔德人的战争再次将大部分右翼势力团结在正发党周围,反库尔德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的主题。
埃尔多安在担任国家总统期间,已经成功将正发党巩固在个人周围,正发党成为了解决土耳其领导权危机的主要动力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埃尔多安完全瓦解了主要的反对派:中立的共和人民党(CHP)。
共和人民党的主要宗旨是反伊斯兰主义和强烈的世俗主义,而不是坚定的教条主义。作为土耳其共和体制的建立者和“阿塔图克(凯末尔)的党”,它永久性地拥有建国党的政治超然地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并不能有效扮演反对正发党的补充性角色。
政变之后,共和人民党设法动员了数十万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抗议政变和正发党的紧急状态,但是,埃尔多安一抛出“国家统一”的号召,共和人民党就放弃了反对。2016年8月7日,共和人民党加入了第一次真正的亲正发党群众游行,试图重建民众对当时垮台的正发党的支持。共和人民党领导层支持反库尔德联盟,因此也批准了入侵叙利亚行动。
最近,共和人民党甚至要求制裁荷兰,即便两国已经进行了外交磋商。它声称这是为了“国家利益问题”,而与全民公投毫无关系。
因为建国党的政治超然地位,共和人民党再次选择优先考虑“国家统一”而不是建立民主反对派。讽刺的是,正发党正将土耳其变成国际权力和内部集团的战场。因此,在辩证的扭曲中,共和人民党的建国理性已经产生了荒谬的非理性。
在右翼阵营里主要的反对派遭到破坏或陷入混乱,右翼其他势力主流都支持埃尔多安的路线,军方很高兴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又能再次发动战争,中立反对派及其潜在的大众潜力被打败,法治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反对派被取缔,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热切地推动了他们长期以来期望的项目:在宪法里放进独裁总统制度。
埃尔多安和他的圈子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政变后不得不从“道德优势”中获利,因此他们的立场是不稳定的,国家机器陷于瘫痪。为了巩固他们的领导权地位,他们不得不在势头过去之前将“道德优势”转换为物质成就。确立独裁总统制度的企图也是源于这一难题。
今年一月,在法西斯政党民族主义运动党的全力协助下,埃尔多安的势力赢得了议会公开辩论,为全民公投确定了日期。
那么,宪法修正案中最要害的改变是什么?
首先,总统将被同时任命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因此,他(实际上埃尔多安是最明显的受益者)有权任命整个部长级的内阁,任命不定数量的部长和代表(或助手),并授予他们他认为必要的权力和职责。
他也有权设立任意数量的“公共机构”,无限制地放置自己的权力和职责。他将任命所有的高级官僚(通过总统令的程序)、宪法法院十五名成员中的十二人,以及法官和检察官理事会十三名成员中的六名。(国会选择剩下的七名,但从总统指定的名单中选出)
他将具有永久并不受监察的权力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总统令,没有规定他要保持政治中立(即他可以是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政党领导人)。他可以随时召集议会和自己的选举,并控制国家预算。
另一方面,议会将失去监察总统和部长的权力及其质询权。总统对议会立法的否决权将得到加强(尽管总统很可能来自议会的多数党)。议会指控或调查总统或部长必须经过一套错综复杂的程序。即便议会复杂而大规模的调查成功的话,部长和总统也可以上诉到宪法法院——其成员由总统自己任命。
简而言之,这些修正案旨在建立一个独裁总统制度,而议会则被削成一个剧院,权力的制衡名存实亡,总统能颁布法律、任命部长和助手,建立公共机构,而选举只是为了制造下一个独裁者。标准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程序性和象征性因素,只是为了遮盖政治系统的独裁本质。
而正发党的领导权将会稳定下来,至少这是正发党和埃尔多安自己期望的。
非此即彼的对立
当地时间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手持横幅和旗帜,庆祝土耳其修宪草案在当天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 东方IC 图
全民公投召唤了一个进一步极化的破碎社会,将它变成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阵营,只有“是”或者“否”两个选项。令某些人感到吃惊的是,政治立场的划分不再是简单的左右分歧,虽然没有左派呼吁为宪法修正案投赞成票,但许多右派、伊斯兰主义者,甚至是极右的法西斯主义者投了反对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支持阵营。
正发党建制派至少在公开层面上都表示赞成。这个圈子里最滑稽的角色是愚蠢的总理毕纳利·耶尔德勒姆,他如今在向这个国家解释为什么自己的位置是多余的,正如其名言:“就像一艘船不能有两个船长,一个国家也不能有两个头头。”
在他们的努力下,正发党受到法西斯政党民族主义运动党多数派的支持(这个政党的少数派正努力不被卷入)。除了正发党和民族主义运动党,支持阵营还包括右翼的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政党伟大团结党(BBP)和自由事业党(HÜDA-PAR)——这个当在土耳其是合法的库尔德真主党组织,同时也扮演了非法的反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角色。
除了召唤非理性和威权的神话与标语(“强大的土耳其”、“新的独立战争”、“与邪恶势力的历史性摊牌”、“投赞成票是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表现”),支持阵营的主要论据分为三类:
首先,最简单直接的是威胁。副总理纳曼·库尔图默(Numan Kurtulmuş)在今年早些时候曾说,投赞成票能够终结恐怖,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要么是投赞成票,否则我们将发动更多的战争,驱动更多的来自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抵抗。埃尔多安也是如此,他们一再宣称,那些投反对票的都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者,接续了叛乱分子的事业。在他那里,所有投反对票的都是恐怖分子和国家的敌人。两个正发党成员(一个省领导,和一个奥地利分支领导)也断言,如果不投赞成票,内战将会爆发。
第二,支持者认为一个强力的总统将会实现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过去,资本家(或亲资本精英)有时认为一个类似专制的行政机关(例如一个技术专家群体)最适合经济和人民。他们的逻辑非常暧昧:正发党甚至没有解释独裁总统如何或者为什么必然会产生更好的经济。
最后,支持者说,如果没有议会常常阻止或者延迟决策,政府将会更加迅速和有效地工作。欧盟——虽然不是完全独裁的——就是根据这个逻辑构建的。激进左翼联盟和希腊左翼政党的兴衰,都清楚地表明这种政治观念最适合大资本,而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在这三者中,第一点显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潮。的确,令人惊讶的是,支持阵营根本不尝试为自己的立场提供清晰的论据(你永远看不到他们讨论关于能够变更修正案规定的修正案),而是鼓吹威胁,召唤神话,讲述黑暗邪恶力量和英勇独立战争的故事,谴责诋毁反对派。
正如亲资本主义独裁的所有支持者一样,围绕正发党形成的支持阵营非常清楚,他们无法通过清晰的论据赢取大众对其计划的支持。他们知道他们只能通过搅动民众中最绝望、最反动的潮流,并试图将他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与威权和独裁体制联系起来,而这将会让他们有能力胁迫比他们更为弱小的人(库尔德人、“外国特工”、“追随葛兰的恐怖分子”等等)。
民族主义运动党的多数派围绕在其现任领导人德夫利特·巴斯利周围,他不用任何经济或效率相关的议题来模糊他的政治声明,他们的主张就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巴斯利长期以来都认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人为因素,包括库尔德人、左翼分子、葛兰主义者和外国恐怖分子)正在威胁国家与社会的团结。因此毫无疑问,土耳其需要集权。正如巴斯利所言:“当不稳定发展到了这样的势头,只有力量才能击败它。权力就是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投赞成票。”而且:“他们曾问我们为什么要投赞成票……我们投赞成票是为了国家体制的生存……投赞成票是为了土耳其国家的永恒。”
一些典型的错误,尤其流传在左翼中间,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党和巴斯利都是正发党的傀儡。然而,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党越来越接近正发党,正发党也在越来越接近民族主义运动党——在话语和实践中,越来越多地采取民族主义修辞和民族主义符号(如“灰狼标志”,相当于德国的希特勒敬礼)
民族主义运动党自身也获得巨大的权力,虽然历史上他们的霸权职能是扮演非法的准军事组织,对库尔德人和左翼反对派进行最残酷的战争和非法处决。但他们,尤其是武装力量,已经变成了“官方”。正发党的官员,包括总理耶尔德勒姆都公开表示,赢得全民公投后,他们将会任命民族主义运动党籍的部长。
四分五裂的反对阵营
当地时间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安卡拉,反对派共和人民党 (CHP)领袖凯末尔·奎里达欧鲁表明立场反对修宪改革。东方IC 资料
那么,公投的反对阵营又是些什么人呢?反对阵营跨越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左派,也包括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们几乎找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坚实的联合。两个代表性政党,一个是亲库尔德左翼人民民主党,一个是中立的凯末尔主义共和人民党。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也是老生常谈的库尔德问题。
除了反对独裁的立场外,共和人民党还奉行“祖国统一”和“反恐怖主义”的信条。他们批评正发党过去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谈判促进了库尔德的恐怖主义,同时也警告总统制将会在国家内部引入更多的分歧——意味着库尔德“分离主义野心”将会加剧。
应该说,共和人民党内部一个支持社会民主和自由的分支倾向于和人民民主党达成联盟。但他们受到来自党的领导层的压力和威胁。共和人民党也取消了联席会议,因为“人民民主党的旗帜太多了”。而在全民公投活动中,一些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市政当局被告知不要将公共空间让给本党以外的任何其他运动人士。
相似的保留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即便没那么公开化。社会主义者以及库尔德运动成员绝大多数都为反对修正案而开展运动,并展开合作。其他势力,如六月联合运动和土耳其共产党则组织自己的运动。两者都捍卫独立的社会主义选择,同时谴责人民民主党及其社会主义盟友深陷库尔德民族主义泥淖,并且两者都呼吁促进议会民主,尽管这可能挫伤人民的革命热情。
他们的这种反对是长期存在的:这两个组织历来都把库尔德的民族自决愿望或者自治运动当做国家分裂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在土耳其的阴谋。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而言,“库尔德问题”并不是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构和社会秩序视野下的具体国家问题,而是更加普遍的土耳其工人阶级问题。
因此,这些社会主义者经常表现得更像一个民族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理论上支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实际上反对宪法修正案以挽救“1923年的共和国成就”,即土耳其资产阶级非民主的共和国结构。
除了这些左翼和中间派组织,反对阵营还包括来自右翼,甚至是极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声音。
首先,在法西斯政党民族主义运动党内部有一些派系试图罢免巴利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受选民不满的驱动,他们正为反对宪法修改紧张地组织运动。该组织由前内政部长梅尔·阿克苏纳(Meral Akşener)领导,而他对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国家对库尔德人进行的不人道战争和歼灭活动负责(阿克苏纳后来公开捍卫这一罪行)。
几年来,民族主义运动党里的反对派在面对正发党的时候一直追求更加独立的地位。作为报复,它受到了正发党司法干预的压制。法院阻止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党非常代表大会,阿克苏纳曾计划在这场大会中寻求党魁地位。民意调查显示,如果阿克苏纳成为党魁,并采取更独立的立场,其选票将大幅增加。
这个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员都已经被开除出党,并且地方行政当局一再试图破坏他们的集会。但是,民族主义运动党的选民基础是有分裂的,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其选民很大一部分——高达70%的人反对埃尔多安的独裁计划。民族主义运动党也总是将突厥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置于伊斯兰主义之上。这种分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巴利斯的忠实支持者对阿克苏纳的忠实支持者聚会进行人身袭击。这种分裂也是当前土耳其领导权危机的组成和表征。这表明,即便是沙文主义和煽动战争也不能维持秩序。
其次,尽管多古·佩林斯克自称是左派,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译者注)。作为正发党曾经的敌人,佩林斯克在2014年才被放出监狱,如前文所述,却成为了正发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政变之前,佩林斯克宣称埃尔多安已经被“土耳其爱国力量”“俘获”,指的是正发党决定在2015年夏天结束与库尔德人的和平谈判,重启大规模战争。对于佩林斯克而言,和平谈判是一场分裂土耳其和中东的美国阴谋。
从此以后,佩林斯克对埃尔多安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拒绝后者正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说法。相反,他警告埃尔多安,不要为美国在土耳其扶植强人总统的公然野心铺平道路,在他看来,总统制将限制正发党的权力基础,使得“第二次独立战争”和“国家统制经济基础上的反恐怖主义动员”变成梦幻泡影,导致一个“黑社会”的国家状态。民族主义行动党中存在一批不满巴利斯的人,因为他试图将该党转变为正发党的右拳,而佩林斯克的爱国党(VP)致力于拉拢这批人。一个更加危险的民族主义运动党-爱国党联盟呼之欲出。
第三,一些穆斯林也反对正发党的计划。它可以被视作是“右”翼,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信奉保守的规范和对伊斯兰教的保守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是反民主体制的(虽然他们中的一些肯定是)。
穆斯林方面的反对意见有几种不同的形式。首先是民主保守派,主要来自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一般而言,他们支持正发党实施伊斯兰价值观。但他们不支持建立独裁统治和残酷镇压政治多元化。他们反对正发党是因为后者越来越倾向于重新阐释和修正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仪式,这被认为是亵渎教义的。例如,埃尔多安以一种本专属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方式描画自我。
伊斯兰阵营里的民主保守派受到中上阶级中追求稳定的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佐翼。这一阵营的领导者是前正发党高级官员,比如前总统阿卜杜拉·古尔(Abdullah Gül)和前副总理布伦特·阿尔肯(Bülent Arınç)。虽然后者很难被称作是民主派——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威权主义者——他力图将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民主主义者。
然后是那些在欧洲有亲人或者频繁造访欧洲的人,他们无疑对于对抗欧洲没有什么兴趣。最近,土耳其政府与欧洲各国之间爆发的相互仇视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最后,还有几百万所谓的“FETÖ受害者”。如上所述,十多万人因为是FETÖ(Fetullahist Terror Organization)这个广泛网络的成员,而被从公共部门中被解雇。
葛兰社区通过向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赠款和免费食宿,使得许多人得以在好的学校和大学学习,获得了人气和追随者。许多这些儿童及其家属实际上并不是葛兰社区的成员,更不用说是叛乱者或恐怖分子。然而,所有与葛兰社区有微弱联系的人现在都被判处了社会生命死亡——包括其家庭,这个数目达到数百万人。
如果没有这些变故,这些人很有可能支持正发党。但现在,他们对正发党的独裁计划抱有敌意。
弱化极权化的五个因素(限于篇幅,以下两节为节译)
政府一直加紧对反对阵营的压制,尤其是对人民民主党。在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里,有两千名高级干部被拘留。由于缺乏干部,人民民主党在许多城市几乎不能组织运动,甚至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寻求国际干预来推翻公投结果。
该团体也是小规模镇压的目标。人民民主党的歌曲被广泛禁止,第二大库尔德城市省长下令销毁该党的反对海报。除此之外,在正发党的要求下,高级投票委员会阻止164名共和人民党和人民民主党成员在锡尔特、马尔丁和巴特曼投票站的选举委员会任职。面对下滑的得票,正发党显然是恐慌的,最近几个星期,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假司法手段,比如移动投票和取消反对者投票资格等。在这方面,公平选举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从左派和民主的角度看,如果修正案被否决,这显然好得多。但是,我们也应该避免法律主义的幻想,以为反对票可以造就一个更加民主的正发党。正发党在过去几年中没有接受任何不利的投票结果,我们现在也不能期望他们会这样做。他们有很大的回转余地,并且在“要么得到所有,要么什么都不要”的逻辑下运转。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避免相反的法律主义幻想:即只要修正案通过了就能产生强大的独裁。鉴于目前的权力平衡,领导权危机可能加剧,尽管形式差异很大。
那么,目前的权力平衡,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生产了什么样的危机时刻?为什么它滑向法西斯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结构脆弱的?
至少有五个因素在弱化法西斯化进程:
库尔德工人党。政府军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斗争时间越长,国家将会越脆弱,而国家和社会的压制状态可能会产生转机。
国内同盟者。正发党缺乏有才干的干部和社会控制的具体手段,它依赖于其他政党,因此它们保留了相当的自主权。而正发党和民族主义行动党与爱国党在国家,尤其是军队中,对中央职位的争夺迫在眉睫。
民众抵制。对于任何法西斯独裁,弥漫全社会的迷魅状态非常重要,但土耳其国内的社交媒体和各界团体已经开始了示威游行和罢工。
外交政策。目前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包括入侵叙利亚,尽管被允许阻止库尔德人的统一,但也面临美国和俄罗斯的掣肘。欧盟方面,德国部分地方当局和荷兰中央当局已经全面抵制正发党。
经济。经济衰退正在来临。土耳其依赖工业制成品进口和原材料出口,越来越依赖外部金融进行信贷、私有化和投资,使得该国经济对于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土耳其试图恢复濒死经济的政策只是姑息纵容,同大资本合作,给予投资者巨额补贴,正发党缺乏行之有效的经济提振政策支持。
人民力量或派系战争
埃尔多安的政府虽然专制,却没有表现出已经强大到足以赢得多数人对于其法西斯化计划的支持,也不能施加足够的恐怖政策平息剩下的大量异议。即便宪法修正案得到通过,短期内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但是,修正案通过仍然会导致一些士气低落,甚至社会主义和民主运动会重新考虑很多因素。辞职可能会传播。随之而来的国家重组,只是更加全面变革开始的一个步骤。
潜在的结果将是另一场危机,这是由于国家内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或者政府与外部势力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虽然不可能预见这个危机究竟如何,但我们可以肯定这将是非常严峻的。
当重新开放社会和政治领域——也就是结束对公共领域内异议的所有独裁、查封和制裁——将把反法西斯和民主的潜力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到时候有组织的力量将会达到最大,而资产阶级必须做出最大的让步才能继续执政。在这个时候,人民的组织力量越是有可能给资产阶级提供一个替代方案,就越有机会推动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双重权力(dual power)的实现或者类似的东西。
现在是组织和激励更多民众力量的时候,借助反对阵营和社交媒体的浪潮,我们将自己置于枕戈待旦准备战斗的位置。
加济公园起义的精神不会完全消失,也没有库尔德斗争会屈服于对其进行的野蛮战争。这些社会力量都孕育了大众民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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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丹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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