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走向金莲川⑦：白云依旧照黑河

（一）在黑河东岸寂静的公路上

塘子庙就是明代地图上的“滚水塘”，以温泉得名。地质学家解释说，这一带主要是受深断裂控制，加上一级构造的制约，由于断层发育，岩层破碎，地下热水沿张性断层侵入岩脉，出露地表，就形成塘子庙温泉群。据说，过去共有七十二眼热泉，水温可高达75℃，真当得起“滚水”之称；现在还有超过四十处泉眼，稍大些的早已被“开发”，其余也正在被“开发”。在中国，近年来“开发”一词似乎越来越令人生畏，好像任何好资源一旦被开发，就面临伤害、破坏甚至毁灭的悲惨命运。塘子庙这一带的温泉群，毫不例外地卷入开发的浪潮，到处都是兴建度假堂馆的工地。作为开发的成果，我们住的这家“温泉宾馆”开业不久，床铺墙面还算干净。半夜来了一车客人，大呼小叫地闹了好久。

宾馆主人言而有信，一大早开车送我们返回龙门所。根据他的描述，白草镇和龙门所一样，没有适合过夜的饭店，我们决定在这里多住一晚，也就是走到白草镇之后，再返回塘子庙。这样，我们就把不必要的行李都留在房间里，背包就显得很轻了。离开塘子庙时不到早上七点，说好等走回这里时再吃早饭。我们挤进昨晚坐过的那辆小车，先向南到巴图营，再向西沿盘山公路爬上一座山，直奔龙门所。昨晚一片漆黑，除了车前灯光里的路面，什么也没看见。现在终于看得清沿途风景了。十公里的路程，不到二十分钟就跑完了。回到昨晚吃饭的那家餐馆前，下车背上背包，看路边一丛鲜艳的罂粟花迎着朝阳轻轻摇曳，开始今天的行程。

从龙门所沿G112先是向北，一路越走越高，到小东沟林场就到了白河与黑河的分水岭，下山之后折而向东，进入黑河滋养的河谷地带。下山时我们没有沿公路旋绕盘山，而是走一条小路径直下山，在长草与灌木间觅路而行，大大缩短了路程。早晨车少，山谷里有清脆的鸟鸣，墨绿色的松林和浅绿色的灌木丛在远近山坡上画出不规则的格子图案。阳光刺眼，但还不觉得很热，正是一天里最适合走路的时刻。一小时四十分后，就到了巴图营大桥。黑河从桥下急急东流，东边不远是已经启用的、从前公路的多孔拱桥，看起来很漂亮。黑河是白河的支流，发源于赤城、沽源两县交界的黑龙山一带（最高峰是东猴顶），东南流过冀北山地，最终在白河堡水库以东汇入白河。

G112在巴图营之前都是下坡路，过巴图营之后转而向北，一路都是上坡，开车可能感觉不到，走路还是比较明显的。到巴图营之前，走得轻松愉快，一路说说笑笑。过了巴图营，再走半个小时，我就开始出汗，还微微气喘。显然王抒和潘隽体力比我好，竟越走越快，把我远远甩在后面。我正在犹豫是不是加快脚步，挂在背包横带上的手机响了。看到来电姓名（K老师），我接了这个电话。已经好几年没有接到K老师的电话了，每次接他的电话都很沉重。寒暄几句之后，K老师说想找个时间请吃饭。我说谢谢，怎么敢，我请您才是。又说，眼下不合适，我不在北京，过一阵吧。K老师问，你在哪儿呢？我说，河北赤城县。啊，那没多远啊，啥时回来？十来天吧。那么久，干啥呢？没啥，转转。哦，旅游啊。

对北大历史系来说，K老师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系友又是学生家长。我刚留校时认识了在读博士生小K，得知他父亲也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在吉林某高校任教。父子同系的佳话，并不常常听到。不幸的是，这位年轻博士毕业后不久，忽然失踪了。1999年冬，我在新疆住院、在湖北养伤整整半年后，刚回北京，有天傍晚去学校，在澡堂外的梧桐树下遇到他，他还关切地问我身体情况。后来知道，那之后他就失踪了，我居然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也许是因此，专程来京打探儿子失踪案的K老师和我见过几面，通过几次电话。大概因为我是年轻教师，他也不认识别人，我就成了他在北大历史系的主要联系人。他回吉林后，每隔一阵就打电话来，探询是否有什么新消息。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此不明不白，做父母的当然无法接受，一直期待奇迹。有人告诉K老师，可能他儿子被派到国外执行特殊使命去了。他在电话里问我，这可能性有多大？我说，我对中国的秘密职业全无了解，不知是否有过先例。他说，有，听说过一些。又说，那这小子也该想个办法给家里透个信儿吧，这不得把他老妈急死呀。

又过了一两年，忽然接到K老师的电话，说他和老伴搬到北京来住了，在昌平买了房子，“退休了，没啥牵挂了，在北京等孩子回来”。他约我在北大二院见面，几天后见到，老两口比几年前明显苍老了许多，七十来岁却显得不止八十岁的样子。我说请他们吃饭，他们坚决不同意，说是看看北大就回家去。那时来来往往有不少学生和老师走过，他们当然谁都不认识。K老师问起系里的情况，他认识的老师多已不在人世，健在的似乎他觉得也不便贸然拜访。“跟你说说就挺好，”他说。他在书店翻看系里一些教师的著作，电话里聊过，见面时更是不停地表示佩服他们的学问。记忆中似乎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就只在电话里聊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意避免见他们，或是他察觉到我不太情愿，K老师后来很少提见面。有一天我收到包裹，是一本有关高句丽研究的资料集，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过了几天接到电话，原来他在杂志上读到我讨论高句丽的文章，就把这本书送我，希望有助于我的工作。

说起来都快二十年了。前年春节我在美国接到他的电话，说了拜年的话之后，他好像不知还说什么好，停顿一阵子。我问，身体好吗？好，没啥不好，没啥不好。又停顿一阵。我说，那咱们回来再聊，我这会儿在国外呢。是不是我的声音透露出不耐烦之类的情绪，他说，唉呀，抱歉。立即挂断了电话。这一年多再没有联系，直到我走在巴图营以北的太阳下。有时候我们强制自己不去问这个问题：如果自己遭遇这样的不幸会怎么样？同情都是短暂的、有限度的。我叹了一口气。远离熟悉的环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至少是推动我们出门旅行的理由之一，然而在异乡的蓝天下，你却发现自己的心思总是飘摇于那些熟悉的人与事之间，一如此刻我因接了K老师的电话而想起他的人生，当阳光变得越来越像火一样酷热，在黑河东岸寂静的公路上。

（二）李家庄流夷曾经的故乡

回到塘子庙是十点十分，早过了与店家约好的时间，但他们还是为我们做了饭菜。这家“温泉宾馆”的餐厅同时也是小卖部和办公室，昨晚我还看到一桌人在这里打麻将，夜里显得乌烟瘴气，白天看还算整洁，饭菜也不错。吃完饭，我们包了几个馒头，带着准备当午餐。再回到路上已是十一点了。村北路边见到好几处木牌，写着“单间10元”、“大池5元”之类的广告，昭显着本地温泉资源的开发热潮。几公里之外，一家大型温泉度假村正在建设中，这里离塘子庙温泉群已经相当远了，意味着他们要么开掘深井抽采地下热泉，要么泵取河水简单地加热成所谓的“温泉”。工地上看得到一些半球型的建筑框架，大概是蒙古包式建筑，和附近的“塘子营民族村”一样，以开发蒙古族文化资源的方式发展旅游。

路西河谷一侧的玉米地边，醒目地树立着水泥碑板，在罂粟花果的背景上，是八个红色大字：“卫星监控，种毒难逃。”路上和村民聊天，说前几年很多人种植罂粟，这两年好多了，因为政府打击得厉害，“卫星啥都能找到呢，”他们说。有意思的是，有些种植者为了躲避检查，用花盆种罂粟，挂在树上。有时大半个山坡的树上都挂着陶盆，把树林都变得红艳艳的。花籽随风飘散，山坡河谷间就有了“野生的”罂粟，开花季节是相当好看的，我们这一路上常常见到。

走过东梁村时正好十一点半。村子在公路西侧地势较低的河谷，从公路上可以看到全村的房屋和街道。暗红和灰黑两色的屋瓦分别标示着两个不同的时代。灰黑色屋瓦的老房子大多已破旧残损，屋檐瓦片滑落，露出泥土和椽木，但精致漂亮的黑色窗棂依稀回响着热闹的旧时光。这些清代或民国时候的老房屋多数已不再有人居住，屋后长方形的院子早已开为田地，种满了玉米、土豆和蔬菜。村里树木不多，只有几棵白杨树和榆树，孤独地挺出黑瓦红瓦的屋顶之上。天空湛蓝，点缀着几朵白云。远处看得见黑河西岸的青山，阳坡是低矮的灌木和草丛，只在北坡有一片片的人工林，大概是松树和柏树。黑河在这一带流量并不大，但河谷开阔，滋润了河谷里的草场和农田。

中午十二点，我们走到东万口乡。这是龙门所到白草镇之间最大的集镇，我们从早上到现在走了近二十公里，差不多是一半路程，正好休息一下。街两边摆摊的多，逛街买东西的少，显得一派荒寂。进了一家商店，买几瓶水，一个西瓜。柜台上的年轻女子说：这瓜可不甜啊。没关系，有水就行。店里空间狭窄，没有地方吃瓜，我们抱着瓜出来。正午时分，骄阳似火，也不能坐在太阳下吃瓜。沿街走几步，见到街东一个院子，院子东头一棵大榆树，旁边有一台报废的拖拉机。这个院子属于东万口公路段，院子北侧的一排平房就是公路段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些桌椅。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在，得他同意，我们搬了一张桌子和三个椅子到院内树荫下。拿出一直带着却从未派上用场的户外餐具，分食西瓜。西瓜确实不甜，但我们还是非常满足，更何况我们头顶着树冠很大的榆树，还有麻雀飘飞于那台锈迹斑斑的拖拉机上。

东万口到巴图营一带就是明朝所谓“李家庄夷人”所在的“李家庄”。史料中的李家庄夷人似乎有两拨，分别在宣府和蓟州的边外，研究者有各种解说。这个地名在万历年间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当时就有人以为龙门所本名李家庄，其实龙门所本名东庄。照我的理解，两拨“李家庄夷人”根源其实是同一拨，即本是蓟镇边外的“朵颜别部”，是独立于蒙古本部、与明朝关系较为亲善的朵颜三卫的一部分。其中一批人沿长城一线向西移动，来到宣府龙门所东北边外驻牧，当时明朝边镇知道他们的底细，仍称之为“李家庄夷人”，时间稍久，明人记录中就把他们所在的黑河河谷一带记作“李家庄”，把这批自东边流徙而来的蒙古人称为“李家庄流夷”。随着土默特蒙古的崛起，俺答汗的势力逐渐覆盖到宣府和蓟镇边外过去由“流夷”控制的地区，吞并了绝大多数“流夷”，包括黑河河谷的“李家庄夷人”。在宣府边外统治新附各部的黄台吉与黑河河谷的原李家庄夷人发生矛盾，这批夷人在史鸡儿（色振儿）之子史大官、史二官两兄弟的率领下，于嘉靖四十年（1561）投降明朝，成为此后宣府事务中非常重要的属夷之一，即史书上所说的“史夷”。史部附明之后，一段时期内在蓟州和宣府同时申领例行的“抚赏”，直到蓟州方面发现为止。这说明两边的“李家庄夷人”其实是同一拨人。

从政治上独立的“李家庄流夷”，到成为黄台吉统驭下的阿勒巴图（Albatu，意思是属部），再到南奔降明成为明朝属夷的史部，这批长城地带的蒙古人在三十多年内经历了命运的多个转折。而降明之后，又遭遇隆庆和议的重大历史变化。这一变化，清代魏源在《圣武记》里誉为“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然而正是这一变局给宣府属夷带来了极大的问题，造成他们后来再次外逃，以及被明朝强制蒙古本部送回，等等。五十多年间，他们的命运一直在风口浪尖上飘摇不定。在准备这次“走向金莲川”的历史资料时，我注意到这一群人。他们的命运，我从走进白河堡水库开始就一直惦记，不能忘怀。现在我们到了黑河东岸的东万口，到了李家庄流夷曾经的故乡。就是在这里，他们有过一段不太长久的自由和快乐的时光。

（三）复杂多元的人文景观

长城一线的明朝守边军人与长城外的蒙古各部之间，即使在烽火不绝的紧张时期，也保持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有时是一种今人难以理解的互依共存的关系。比如，有些边堡将士为了腾出时间照料他们开垦的农田，就请边外的蒙古人替他们巡守边墙和墩台。有时则相反，塞外蒙古人会请明朝军士替他们放牧。这就是《明实录》所说的“虏代墩军瞭望，军代鞑虏牧马”。走私贸易是长城内外各种人群共同参与的经济活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宽，远远超过了史料记录。在隆庆和议以前，对明蒙互市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与草原社会有紧密联系的明朝戍边将士远比朝中政治家理解得深刻，这至少反映在朝廷一再拒绝边镇有关互市的提议上。当长城内外正在卷入同一个市场、同一个经济浪潮时，政治家看到的只是鼻子底下的政治利益。

如果把“李家庄流夷”这样的人群也纳入考虑，作为传统农牧分界线的长城地区就更呈现一个复杂多元的人文景观。这种“流夷”夹在明朝和蒙古本部这两种超级势力之间，在长城外狭窄的山区河谷间求生存，虽然人口不多，规模不大，却尽可能久地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除了自己放牧和耕种，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串通明、蒙两边的走私贸易，以及时不时对明、蒙两边进行突袭式的抢掠。他们的根据地都是“四围皆山，壁立如削，林木茂密”的地方，易守难攻，“其中旷衍，周匝约百里”，又有足够的生存空间。他们从明、蒙对抗中获益，根据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决定自己的策略。

明朝观察的结论是，这些流夷“犹中国山贼也”。明方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常盗俺滩（俺答）马牧”，因为所居“山深险”，强大的俺答也“无如之何”，“非兵不相敌，盖险不可攻也”。根据通晓边事的明人尹耕的记录，这些流夷很注意维护与明朝边堡的友好关系，他们集中兵力去蒙古本部（所谓“大营”）“捣巢赶马”时，特意知会长城上的明朝将士：“往大营盗马，无南事也。”突袭大营归来，也要这样向明方解释。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集结军马，奔驰于边外，会引起长城守军的警惕，所以要通告明方以免引起误会。在“大营”（蒙古本部）与“南”（明朝）之间投机获利的流夷，当然也同时面临两边打击的风险，不过由于他们目标小，人众有限，可以较为轻易地流移躲避于深险之地。

所谓“李家庄夷人”并不都是蒙古人，事实上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锅大杂烩：汉人、蒙古人、逃犯、强盗、乞丐、难民、农民、牧人……他们依靠朵颜部残余的部落框架组织在一起，如梁山泊好汉那样生活在明、蒙两个政治结构之外。明人早就发现，李家庄夷人的基干人群是“诸夷华人之逋逃者”。虽然兼有蒙古人和汉人，从他们的首领陈挞頇、色振儿、阿耨豆儿几个人的名字看，这个人群主体上是蒙古文化，社会内部以蒙古语为通用语言。这种社会构造意味着他们对南边的明朝和北边的蒙古大营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也拥有与外部世界轻松沟通的能力。“土肥沃，可屯田”的自然条件，与“华人逋逃者”相结合，也推动了农业种植的发展。不同于历史上农业在蒙古高原上的零星出现，明中期以后草原南部，特别是靠近长城的地带，农业比重显著增长，深刻地、永久地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生态面貌。

明朝官方对这种介于明蒙之间的独立人群，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明实录》载嘉靖十年（1531）巡按直隶御史李宗枢的报告，他认为，由于李家庄流夷这类人的存在，等于在明蒙之间设置了一个战略缓冲带，使得蒙古大军不能轻易直逼长城，“此地因彼住牧，北虏亦罕能至”。这种人群有如双刃剑，固然可借以阻隔蒙古，同时也可能越境内侵，就是所谓“善抚之则为我藩篱之用，不善抚之则为我门庭之寇”。那么应该怎么与他们相处呢？李宗枢建议朝廷指示边防镇巡官将，既充分利用这些人群可利用的一面，又必须看到他们需要提防的一面，“犯顺则剿杀，以挫其锐；贡市则恩信，以结其心”。

然而，宣府明军对李家庄流夷的策略并没有维持前后一致。尽管很多人都有近似李宗枢那样的认识，但一些主事的将领贪功求利，竟然趁李家庄流夷放松对明人的警惕，多次发动袭击（这类袭击就是所谓“捣巢”）。嘉靖二十二年（1543）宣府总兵官郄永率领家丁从龙门所出塞袭击，“斩四十余级而还”。第二年冬天，郄永与口北道参议苏志皋再次从龙门所北出，“斩首五十二级，获马一千有余，牛羊无算”。打了胜仗，当然要到朝廷邀功，“朝廷嘉其能，各重加升赏”。苏志皋为此写了一首《甲辰北伐》，有“半夜驱兵薄虏营，旄头星陨将星明”之句，尽现得意洋洋之态。

郄永等人昧于蝇头小利的行为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比如，尹耕认为郄永“怯于御强而勇于贪弱”，这么做“不惟失李庄诸虏之心，无以成抚处之计，抑使之饮恨于我，盗边日甚”。尹耕也看到，真正因小失大的，还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逼得这些流夷投靠蒙古本部，使蒙古本部的兵锋直接来到龙门所的长城脚下。所以他说：“或自虞孤弱，求合大营，所失非寻丈也。”可是，袭击捣巢的好处诱使另一些边将效法郄永，继续这种因小失大的做法。嘉靖二十五年（1546）夏，宣府游击将军吕阳和参将董麒对宣府督抚唱出高调，放言“必立功以报国”，然后“出塞袭击李家庄诸虏”，虽然“斩三十余级”，但返程时在大雨中被追兵赶上，明军大败。董麒不敢支援前面的吕阳，径直逃入长城，吕阳弃众潜逃，“间关获免”。

事后总结，吕阳“作俑贪功，废谋轻举”，董麒“见虏先回，不援后拒”，都得到应有的惩处。新任宣大总督翁万达改变策略，决心与李家庄流夷调整关系，为此特地把郄永从宣府调开，让他“闲住京师，不令在镇”。翁万达最担心的，也是这些流夷被郄永之流的贪功之举推向蒙古本部的阵营。他说：“设使我军屡袭为功，逼之太甚，势弱不能自立，将必并投大虏，为彼向导，地方愈益多事，费于支吾。”翁万达的政策调整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了事情向更糟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郄永等人把李家庄流夷向蒙古大营的方向推了多远，现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分析和判断。不过几年之后蒙古本部的势力就发展到了黑河谷地，龙门所之外都是黄台吉的统治区域了。与蒙古大营本有历史仇隙的朵颜别部，终于在多种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与俺答汗建立了主属关系，成为蒙古本部的阿勒巴图（Albatu），从此丧失了独立地位。

李家庄流夷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群投入俺答汗的阵营后，长城南北真正变成了一个非明即蒙的二元世界。十年以后，当史部与黄台吉的矛盾日益激化时，明朝边镇抓住机会诱导史大官、史二官兄弟率部叛入长城，降附明朝，成为明的属夷或熟夷。这意味着他们告别黑河谷地，迁入白河河谷，也就是我们前几天走过的那些地方。那之后的故事，比如史部在“隆庆和议”之后的艰难处境，比如史二官率部逃出长城，又被蒙古本部送还给明朝，等等，我们在来龙门所的路上，都已经熟悉了。

（四）我已习惯了这样的蓝天

在东万口的大榆树下吃西瓜之前，我们就接到两条有意思的信息。第一条是王抒的好朋友刘未发来的，问我们在哪里。刘未是北大毕业的年轻考古学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他和太太想来慰问我们一下，然后顺便考察去上都路上的几个古城。我们当然欢迎，约好晚饭时在白草镇见面。第二条信息是郭润涛发来的。他三天前走延庆至白河堡水库一段时，发现自己缺乏徒步所需要的背包、鞋子和衣服，和我们告别时就说要更新装备后再来。现在他发来四五张照片，都是刚刚在太太陪同下到三夫户外买好的高级装备，包括一双登山鞋、一对登山杖、一套上衣和裤子、一个专业户外背包。既然有了这么好的装备，那赶快用一用吧。他回说，好的，再陪你们走一天。看来，今晚的白草镇会非常热闹。

从东万口向北，经过梁山湾之后，黑河越来越偏向河谷的东侧，也就是越来越靠近公路。河边浅草滩上，有白花花的羊群。放羊人头顶大草帽，右手半举羊鞭，左手拿着手机。河谷偶尔会有一丛丛的白杨林，可惜公路两边并没有高大的白杨树帮我们遮挡阳光。天空澄澈，碧蓝如洗。几天来我已习惯了这样的蓝天，不再那么惊奇、那么满怀感激了。想想在北京，但凡有个好天气，微博、微信上都是满屏赞美。只要蓝天上再飘几朵白云，人人都忍不住掏出手机来拍照，似乎是要留下证据，证明我们也曾见过美景，证明生活并不总是雾霾沉沉。

从官路坊蒙古族村路口开始，王抒越走越快。潘隽说王抒两脚都打了水泡，有个水泡在脚底板上，稍一停留就感觉剧痛，连续快走则可使创口麻木。我和潘隽聊她的公司情况，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极为陌生的世界，但她说起创业的种种艰难，其中政府行政部门的繁琐手续最最无奈，这我倒是常常听说。她还说，以前不了解，直到自己办了公司，才知道企业税负真是惊人。“打个比方吧，”她说，“一万元的薪酬，员工实际拿到七千元，企业缴纳‘五险一金’要支付一万四千元。”“五险”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一金”指住房公积金，虽然各地缴费费率有差异，但中国的社保费率在全世界比较都算是高的，甚至高过一些高福利国家。潘隽说：“是高额的税率和社保费率，让企业不堪重负。”

有什么技术手段来规避这种高税费吗？“有些企业采用的方式是和员工商议，按照最低费率缴纳社保，”潘隽解释道，“这样员工可以多拿一些，企业少付一点，但是这存在被查处的可能。而且，以后企业做大，就不能钻这种空子了，国家会查，罚款额度惊人。”她继续说：“我有个同学的企业，有一年曾被处罚了三百万，一年企业的净利润才不过六百万，罚款之后濒临倒闭。”前不久读到，深圳的财政收入早已超过台湾，而台湾的人口数量和GDP总额却远远高于深圳。统计显示，2014和2015年，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深圳常住人口，人均奉献给政府财政的金额竟是台湾的三倍以上。

常常听到“国家富强”这样的话，从税收和财政的角度看，国家的富与强未必是社会富庶的结果，关键是政府如何把社会财富转化成国家财政。战国时代为什么法家普遍受到各国君主的欢迎？因为他们擅长从制度上和法制上增长国家的力量，也就是尽可能地吸收社会财富，不仅把一切物资转化到国家财政体系之内，而且把全体国民都组织进国家的军事系统，建立起空前有效的战争机器。汉代以后，都是“霸、王道杂之”，外儒内法，意识形态上是儒家，政治制度上还是法家，归根结底是国家（state）控制和榨取社会（society）。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所谓“富国强兵”，与普通人民的幸福生活，还真是没有正相关的关系。

下午三点半，到瓦窑村口。颇有一点疲乏了，既累又饿。村口向东北岔出的斜街路边，两棵白杨树的树荫下，一群村民围坐着打扑克牌。我们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下，喝几口水，吃了一直带在包里的馒头。微风吹过，汗湿的衣衫凉凉的很舒服。潘隽替王抒检查脚上的水泡。我看了几眼，有点不敢看，就挪到打牌的村民中，看他们打牌。

他们打的是升级，单副牌的那种，是我上本科时花了最多时间的一门课程（上研究生时就研究两副牌的拖拉机了）。那时至少在两年间，我们班男生的一小半人都卷进来了，打牌的虽只有四人，旁边山呼海啸的岂止十个。每天从中午到午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时对宝座的争夺达到白热化，主打者都不敢上厕所，深怕从厕所回来发现牌桌易主了。当然也有人约着敌方一人同去厕所，还得把牌带在身上，防止别人抢夺。那真是奇怪的、但也令人怀念的日子。

我蹲在一个穿红上衣、戴珍珠项链的中年妇女背后，看她起牌、出牌，看得入迷，忘乎所以，竟然支起招来。从我的支招中获利的这一位似乎看出我的牌技更高，或瘾头更大，而且出于礼貌，把牌交给我，说：“你来打，你来打。”我猛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三十年前的北大32楼，赶紧推辞：“你打你打，我马上要走了。”就这样又看了一阵，才背起背包重新上路。

太阳一斜，天就凉下来了。在于家营以南，一座水泥桥北的护栏上，满满地坐着于家营的村民。看起来全村的人都来了，可是并没有什么重大活动，大家只是在乘凉，在享受太阳落山之前的夏日时光。前几天我们偶尔见到路边的村民几乎没有表情，这些人不同，彼此说话时，表情丰富而生动，令人大感亲切。我们走过时朝他们笑笑，他们也笑着打招呼：“去哪儿呀？”“白草镇。”“那不远了呀。从哪儿来呀？”“从北京。”“北京……？就这么走着的吗？”“是呀，走着的。”“哦呀。”

（五）没想到走个路也有那么多讲究

下午五点整，我们走到白草镇南G112向东转告别黑河河谷的地方，完成了今天的行程。在镇子西头找到一家餐厅，外面屋角竖着一块红漆大字“泰山石正挡”的三角立石。卸去背包，坐下休息，等待刘未夫妇和郭润涛夫妇的到来。喝水之后各自掏出手机，埋头收发信息、查看照片。我在“微信运动”上看今天的步数，吃惊地发现我们三人的步数差别非常大：王抒走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六步，潘隽走了四万七千六百零四步，我只走了四万三千零三十二步。手机根据身体动作计算运动情况，像我们这样持续走路的，手机所记步数应该基本可靠。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步数差异呢？大概是步幅不同。我只用一根登山杖，王抒使用双杖。有一种说法是双杖使人步幅变小，但速度加快。加之脚上打了水泡，促使他倾向于让双脚更多更快地接触地面，从而使脚底板神经麻木而减轻痛感，当然这样步幅就会变小，同时速度却加快了。王抒创纪录的步数，见证着他这一天行走的艰难。

刘未夫妇六点前就到了，我们先点了几瓶啤酒。刘未说，之所以晚到，是因为经过龙门所时，下车对明代古城进行了考察。问他，觉得那座古城怎么样？他说，可惜残存的部分实在太少了。我问他是否考察了古城东侧的龙王庙。他说没有。我估计龙门所的龙王庙还是值得调查一番的。我对刘未这几年的工作了解不多，只知道他以前做辽代考古方面很为人称道。王抒告诉我，前年他们两人一起参加了胡戟先生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走访了中亚重要的历史名胜。我在刘未的微信号“鸡冠壶”上，读到他对中亚一些古城的考古学分析，很佩服他视野开阔。现在当面听他品评国内考古学界，觉得非常开心。

但刘未很快就把话题扯到欧洲杯上。八强赛今天凌晨刚刚赛完一场，威尔士战胜比利时挺进四强。不幸的是，我们住的那家“温泉宾馆”的电视没有中央五台，超级球迷王抒只好用手机看图文直播。八强赛最重要的一场，德国对阵意大利，今天夜里（明天凌晨）就要上演。刘未说，这个我必须看，一定要找一家有中央五台的饭店。你们住的宾馆居然没有中央五台？这个问题他连问了几遍，似乎无法理解。在他要求下，潘隽赶紧在手机上查塘子庙所有的“温泉饭店”，看哪家有中央五台。可惜查不到明确的信息，只能到了再确认。

七点刚过，郭润涛夫妇的车到了。一见面，郭太太就对我怒道：“罗新，你又害我们家花钱！”他们今天去户外店买了超过七千元的徒步装备，堪称豪买。她说，老郭总是这样，花钱买了又不用。她的话是有来历的。我们在北大历史系的这几个好友，每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比如有人喜欢古典音乐，有人喜欢摄影，互相影响，成为小圈子的一时风气。当然这些都不是省钱的嗜好，有时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凭设备见高低，某些人还整天炫耀自己的无敌兔和小白。郭润涛加入这种军备竞赛后，不甘落后，音乐方面买了大量原版CD，摄影方面一出手就是大三元。当然也不全是瞎花钱，他的相机和镜头在我们历次的野外考察中都派上了用场。现在他为了徒步，不得不重新武装，没想到走个路也有那么多讲究，似乎又是一个拼装备的无底洞。我宽慰郭太太：没关系，只要老郭用这套装备走两周，就很值得了。她说：走一周也行呀。

郭润涛夫妇带来一个大西瓜。餐厅服务员帮我们切开，放到大餐桌上，比我们在东万口吃的那个要甜得多。吃饭时讨论明天的行程，刘未夫妇要开车先去上都，他们对徒步也没有兴趣。郭润涛当然是要和我们一起走了，郭太太呢？大家都鼓励她也参加走一天。王抒说明天要走差不多四十公里，可能是全部行程里最长的一天。郭太太一开始有点犹豫，说她没走过这么长，担心自己走不下来。我说，我也没有走过这么长，走不动了到时候再想办法。其实我知道，郭太太身体很好，一直坚持锻炼，前几年我在海淀一家健身房运动时常常碰到她。可以肯定，如果明天有人会走不下来，那一定不会是她。这样就确定下来：明天一早我们坐郭太太的车从塘子庙到白草镇吃早饭，把车停在这家餐厅的后院，五人一齐出发，到达目的地后找车把他们夫妇和潘隽送回白草镇，再开车返回北京。

饭后我们七人分乘两车，返回塘子庙。天已完全黑了，依稀识得白天走过的路。本以为开车一眨眼就到，没想到跑了好一阵子。到达宾馆，老板热情地说，正担心你们呢，咋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刘未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家有中央五台的饭店，开车投店去了。郭润涛夫妇住进我们这一家接近客满的“温泉宾馆”。服务员热情地介绍怎么使用温泉水龙头，原来还有许多复杂的机关。不知道他们几个怎么样，我哪里顾得上洗温泉，草草冲了一个澡就上床死睡了。一夜连个梦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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