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去杠杆”有完没完?

简容
2017-04-17 14:22
来源:澎湃新闻

近期,金融界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新官上任,在短短两周之内连发七文(4号文、5号文、6号文、7号文、45号文、46号文和53号文),强势表明当前金融监管的态度——就是“去杠杆”。

无独有偶,央行金融稳定局新任局长陆磊亦撰文谈监管(《学习时报》,2017年4月5日),明白说“过快增长的杠杆率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要隐患”,而“控制杠杆必须控制货币,货币是引导预期的总闸门”。

如果再结合此前央行金融研究所孙国锋所言“系统性风险最危险的内生性源头,是金融中介机构通过信贷杠杆和过度风险承担引起的金融失衡”,不难想见今年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即防控金融风险,要打其七寸则要“去杠杆”。

关于 “金融高杠杆”,笔者在之前的专栏里谈过,包括两层意思:狭义地讲,就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负债率高,负债与资产期限错配严重的问题;广义地说,则是商业银行与央行资产比例关系的失调。现如今,政策方向已高度统一,接下来只需要再做一个判断:金融“去杠杆”要去到哪里方是干净?

这个判断很重要,不然不仅会矫枉过正,而且很容易变成无的放矢。

就好比,我们如何判断去产能究竟去到什么程度?对此大家基本有一个共识,就是观察PPI的变化——从2012年3月份开始,我国PPI进入负增长状态,一直延续了54个月,直到2016年9月才转正;此后,PPI一路向上,短短7个月涨幅接近8%(历史峰值是10%)。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去产能已经初见成效了。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判断金融“去杠杆”的合意程度呢?

我的答案是,只要出现商业银行与央行资产比例曲线向货币乘数曲线的收敛,则金融“去杠杆”就已见成效。分析如下:

央行是金融体系向全社会提供融资的发动机和总开关。中央银行通过对基础货币的吞吐及货币乘数(广义货币/基础货币)的干预,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进而实现对全社会货币总量的调控。

2008年金融危机前,受到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影响,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增加,以致央行对基础货币的调控基本失效,而只能通过连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降低货币乘数的办法,来调控全社会的货币总量。也就是中①和②时期发生的事情。即便如此,在这两个时期,商业银行和央行资产比例关系曲线依然能够被包络在货币乘数曲线内,说明央行依然能够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来控制和引导商业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

①时期为2006年7月至2008年6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7.5%上调至17.5%;

②时期为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5.5%上调至21.5%。

③时期为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20%降至17%。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作者自行计算

然而,2011年10月以来,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逐渐脱离了央行的管控。即便是在③时期,央行多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应快速提升了货币乘数曲线,仍旧不能令这种格局有所改观。这一时期,理财、表外、同业等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各类影子银行风生水起,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日益频繁。结果就是实体经济的融资比重不断下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快速上升,中国金融的“庞氏骗局”味道越来越浓。这也就是文初引述的宏观层金融“去杠杆”的背景。

系统性风险固然要防范,但金融“去杠杆”的副作用也不应忽视——一是提高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二是导致市场流动性结构趋紧,两者均会导致利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与“降成本”的宏观意图相冲突。所以,“去杠杆”也不是去得越低越好,我们得有一个具象化的指标来观察其合意度。

随着一系列“去杠杆”举措的落地,商业银行与央行的资产比例失调的局面将发生改变。如何观察其纠正程度呢?我认为,对标物就是货币乘数曲线,如果两条曲线逐渐趋同,那么金融“去杠杆”就差不多了。

参考资料

《中国银监会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7]4号

《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7]6号

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中国银监会关于切实弥补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的通知》银监发[2017]7号

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切实弥补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的通知》答记者问

《关于开展银行业“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17]45号

《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17]46号

《关于开展银行业“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17]53号

陆磊: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孙国峰: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货币政策思考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