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的未来：你愿意做赛博格，还是愿意做女神？

在最近热映的电影《攻壳机动队》中，主角草薙素子具有人类的大脑，机器的身体。这样半是肉体半是机器的生命，有一个特别的学名叫赛博格（cyborg）。它们在最近几十年的科幻电影中并不鲜见，比如《无敌金刚》中的奥斯丁、《机械战警》中的墨菲、《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等。实际上，早在1839年，科幻小说的鼻祖爱伦·坡发表的《被用光的人》中，就已经出现了赛博格的形象。小说的主角史密斯将军仪表威严，气质高贵，身体的每个部位无不尽善尽美。然而，他的身体实际上早已在战斗中损坏，变成了一个包裹似的肉团，但是在日新月异的机械发明的帮助下，他将机械的腿、胳膊、肩、胸、牙、眼睛组装起来，最后又将一个小型机器植入口内，在社交场合中竟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容貌仪表。

赛博格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两位美国科学家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和克莱恩（Nathan S. Kline）提出了一个设想，通过机械的和医学的手段来增强人类的身体机能，以便让他们能够在太空环境中生存。他们取控制论（cybernetics）和有机体（organism）的头三个字母，将这种增强人类首次命名为赛博格（Cyborg）。在此之后，赛博格形象便在各种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蔓延开来，成为了流行文化中津津乐道的话题，并引发了大众的担忧：赛博格会不会威胁到我们？我们在未来会成为赛博格吗？

打破人类与机器的边界

赛博格的观念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更广泛的文化或哲学涵义：从单纯的机械人，延展到一切模糊了技术与自然边界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哲学家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她在成名作《赛博格宣言》中，试图将赛博格改造为一个批判工具。在她看来，近几十年来各种科幻作品中的赛博格的形象已经破坏了维持现代性的三个关键性边界：人和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理的和非物理的界限。在这些界限之上，半人半兽、半生物半机器、半物理半信息的赛博格，代表了越界、危险和革命，对传统的各种二元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诸如自我/他者、文明/原始、文化/自然、男性/女性之类的二元论，往往为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开辟了道路，而赛博格却代表了一种走出二元论的希望，它让一切二元论中的界限不再是稳固不变了。哈拉维作为一个激进派，无疑欢迎这样的界限消除。她在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宣言：宁做赛博格，也不做女神！

与赛博格相对的女神形象，代表了一种对完美、稳固人性的设想。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把人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为了构造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厘清人类与各种他者（动物、机器、自然等）的本质差异，可以说是近代哲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言之凿凿地断定，动物没有任何理性，它不能理解语言的意义，人类与动物是本质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他还设想这样一个自动机器，它从外形上跟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差别，并且可以准确地模仿我们的一切动作。但笛卡尔认为它仍然不是真正的人，他给出的理由是，机器人即便能说出几个单词，它也完全不能像人类那表达思想，并且机器只有单一的功能，但人类却能举一反三。无论笛卡尔的这些理由是否恰当，他强烈地主张在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之间划定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

这种界限一直维持到了控制论（包括人工智能）曙光初现的时辰。在1948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提出了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词最初来源于古希腊语kybernētēs，本义是舵手、领航员、船舵等，维纳用它来指代对动物与机器等系统中的控制与通讯过程的研究。维纳的控制论最重要的洞见就是，生物系统本身的目的论行为，本质上不过是和机器所共享的一套反馈机制。一直以来，目的被视为生物有机体的特征，一切机器的活动都是机械运动。但维纳一方面通过将目的带入到机器之内，另一方面用物理效应来解释目的论行为，最终颠覆了机器与生物的形而上学界限，也颠覆了人类在认知和行动上的特权地位。后来通过梅西会议的影响，控制论跨越文理，成为20世纪最大的一场思想运动。赛博格的观念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副产品之一，我们也由此不难理解，何以cyborg要取控制论（cybernetics）的词根。

赛博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

然而，如果人类与机器、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差异被抹去，那么诸如人类价值、人类权利、人类尊严之类的一整套人文主义话语就可能会失去了根基。人工智能的先驱阿兰·图灵在他的著名文章《计算机器与智能》中，曾经列举过反对机器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的种种意见，其中有两种反对意见恰恰代表了人文主义者的一般性隐忧。第一种意见是神学式的，即灵魂是人类的特权，而动物与机器都没有被上帝赋予灵魂；第二种意见撇除了上帝的因素，但却担心机器如果能思维，将带来极为可怕的后果，人类的优越地位将荡然无存。

现在，人文主义者有更多的理由担心机器与人类边界的消失。随着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增强人类或超人类（transhuman）的设想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思潮叫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它们热烈地欢迎全面提升人类的智能、体质和情感能力，消除疾病和苦楚，以及扩展人类寿命的努力。超人类主义者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并且它将会帮助人类实现永生的梦想。对于一部分超人类主义者而言，这种梦想是通过生物基因技术，让我们在体质上尽善尽美，完全免于疾病和衰老而实现的；对于另一些超人类主义比如莫拉维克和库茨韦尔而言，我们在未来可以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上，战胜因肉体死亡带来的意识死亡。无论如何，通过技术改造我们自身，变成赛博格，我们将实现永生的梦想。

超人类主义者的这些玄想注定引来争议。2000年，乔伊（Bill Joy）在《连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的文章，在他看来，生命和心智技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技术的造物可以自我复制，在未来将不再有我们的位置。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应该放弃这些研究，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它。

在2002年，福山也表达了他对超人类主义的政治忧虑。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后人类的未来》。他指认了自由民主制的最新敌人，但它并非是大众媒体所担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现时代的生命技术。福山言之凿凿：超人类主义是最危险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文化、族裔和性别身份，但都具有共同的、稳固的人性（humanity），自由民主制的政治权利就奠基于这种人性的共同经验之上。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的背后，是我们都具有相同人类本质的信念。然而，超人类主义者的核心工程恰恰是要修改这种本质。如果我们能自由定制我们的基因，那必然会改变我们稳固的人性，与之配套的对政治权利的定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糟糕的等级制和完全的竞争可能会取代所谓自由、平等、繁荣、关怀、同情的美好景象。

这些质疑都涉及到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类？什么是人性？一种未被技术渗透的稳固人性是否存在过？

我们天生就是赛博格

对于人文主义者而言，共同的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随着哲学和科学的进展，199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话语已经深刻地修正了我们的人性的看法。控制论运动、法国后结构主义、后SSK、情境认知等不同的思想脉络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的生命、心智、知识、认知、文化等与技术、物质、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共同解构了人文主义中的人类形象，直接预示了后人类主义中的后人类（posthuman）形象。后人类主义的主要代表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中试图对后人类作一个素描。在她看来，拉图尔说我们从未现代过，而控制论说我们一直就是后人类。千百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与技术协同演化，并且以各种方式深刻而细微地重塑了人性，我们从未占有一种稳固的人性。

这种后人类话语并非是欧陆理论的狂想，认知科学家和心灵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同样写过一本有趣的“后人类”专著，书名就叫《天生的赛博格》。在他看来，即便我们没有植入任何芯片，我们也早已是赛博格了。这里赛博格的涵义并非是字面意义上的肉体和机器的结合，而是人类与技术构成了一个共生体，由此，心灵与自我不再局限于大脑之内，而是分布于大脑和非生物系统之中。

在此之前，克拉克就曾与大卫·查尔莫斯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他们提出，认知与心灵并不止于头颅，而是延展到了非生物的认知技术之中。他们构想了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在玩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的时候，我们可以点击游戏机上的按钮来调整方块，也可以想象在一个赛博朋克的未来，通过神经植入物直接操作屏幕中的方块。在此，出现了一个赛博格的形象，但在对技术的认知依赖上，我们常人与赛博格并无本质差异。无论是对游戏机按钮的手工操作，还是通过神经植入物的意念操作，都同样是认知过程。

当然，随着现代技术的进展，使用者与工具之间的连线越来越短，技术具有了越来越好的响应性和适应性，将来可能会出现某种人机结合体。这也引发了福山等人对人类增强技术的恐惧。但在克拉克看来，这些恐惧都是出于对人性的错误构想。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就在于我们的心灵一直在寻找可以合作的非生物资源。各种各样的技术与人的交互，展示了人类的大脑的惊人的可塑本性。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本质上就在不断地重构，外部的技术设备不断地组合到我们的心灵与人格系统之内。

因此，对于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我们没有什么恐惧的；我们不会失去人性，因为我们从未曾具有“人性”；我们不会在未来变成赛博格，因为我们早就是赛博格了。

赛博格社会的未来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死守一种稳固不变的人性？既然人类自始至终都是被技术所塑造的，为何还要对技术增强人类的设想提心吊胆？解除一切人类基因技术的禁令，放心大胆地重新定制人类，迈向一个超人类社会，岂不更妙？

福山的担忧虽然建立的错误的假定的之上，但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超人类社会，是否会有一部分人成为超人，而另一部分人成为奴隶？这并非是因为福山所说的稳固人性被改变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很可能从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到生命政治领域。实际上，超人类主义者也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也存在民主主义的超人类主义，前者试图在自由市场的框架下发展人类增强技术，以防止技术的极权主义应用；后者则主张在民主国家的框架下引导人类增强技术，从而有效应对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在我们看来，极权主义的威胁主要地并不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阶级分化。假设我们将定制人类的技术交给了商业公司，那些有财力的阶级将变得更强壮、更聪明、更长寿。虽然现实已经如此，但在人类增强技术的帮助下，阶级差异将会发展为物种差异，超人统治奴隶的悲惨前景也就不远了。

因此，只有承诺了社会民主和平等，超人类社会才是可欲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在超人类社会，民主和平等才能完全实现。可惜的是，包括海尔斯和哈拉维这样的学院左翼，对超人类主义并无热情。她们认为，超人类主义让人类脱离自然限制实现永生的想法，非但没有颠覆人文主义，反而代表了人文主义的最终形态。哈拉维明确表达过莫拉维克式的超人类话语的蔑视，她并不关注如何改造人性，而更关注理解人类与客体的缠绕；海尔斯也声称，人类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造就智能机器，而在于建立一个包括碳基人与硅基人在内的公平世界。对此，我们需要补充，也许只有将我们改造成赛博格，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除了社会经济方面，也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身体上的不平等，两种不平等经常相互转变。除非我们突破自然的终极限制，否则即便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不平等仍然不可能消除。我们相信，赛博格不仅应当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如哈拉维等左翼），也同样应当作为一种“武器的批判”（如超人类主义者）。

人文主义试图在人类与他者之间划定界限，但这在赋予人类特权地位的同时，也将我们限定在某种自然界限之内。如果我们打破这种界限，那么人文主义中所包含的另外一些积极的价值，诸如人类的可完善性、理性和能动的观念，就将被完全解放出来，而这些价值正是人文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所共享的。实际上，超人类主义的代表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也说过，超人类主义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培根，都严肃思考过科学技术带来人类永生的可能性，并试图以此激发大众对现代性的千禧年式狂想。

在人类的一切古老神话中，人与神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朽的，而神的不朽的。当人突破自身的生物学限制，获得永生的时候，人类也就变成了神。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也应当修正了：成为赛博格，才能做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