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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黄昱宁︱飞鸟行状录

黄昱宁

2017-04-17 14:49  来源:澎湃新闻

 
十五或十九世纪的水手的嘴里“是一锅杂烩,把各种语言的碎屑煮在一起,指望对方能够碰巧从中捞出意义”。“这不是巴别塔里的混乱,而是浪迹天涯的人们笨拙地反抗上帝的阴谋,语言的混乱使人相互隔绝,但冲破隔绝的另一种混乱可能使你幸运地、偶然地听懂对方的声音。”
毫无预警地,我在一本通常被贴上“历史散文”标签的文集里看到这些力透纸背的句子。一身冷汗。细看,这篇长达七十五页、显然作为《青鸟故事集》题眼主文的《飞鸟的谱系》,通篇如此——往小里说,也是一排晶莹闪烁的背上芒刺。再细看,以这篇为中心,“飞鸟”确实担负着统摄全书的重任。你以为在大腿里埋进珍珠的胡人,或者被神秘化之后成为海上贸易动力的龙涎异香,就编不进飞鸟的谱系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并不能改变鸟已飞过的事实。
李敬泽:《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68元。
我坐在《青鸟故事集》的读书会观众席里,一边翻书一边走神。同样毫无预警地,作者话锋一转,从晚清的通事指向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工作者”。“你们并没有意识到(翻译)这种职业曾经是那么卑微,那么危险,那么……”作者停顿,表示以下省略若干让人难过的形容词。又是一身汗。这回是热的,像兜头浇下一锅气味可疑的热汤。
卑微,危险,抑或省略号里的那些形容词,真的只属于译者的“曾经”吗?我在汗如雨下中自问。我的思绪飞出五道口三联书店,孤独地盘旋在一群鸟与另一群之间。我得承认,《飞鸟的谱系》选择“译者”作为一种人类标本加以研究,这个角度够刁钻也够通透。这里的“译者”当然可视为隐喻,这一群“飞鸟”指向所有左右为难的中间人,宿命的背叛者,自虐的解码工,一切盘桓于时空夹缝中、既不属于此境也不属于彼岸的流浪者。然而,身为“翻译工作者”,我还是感觉自己受到了更直接的震撼。既然“听懂对方的声音”纯属偶然,则“误解”便是必然。这公式简单粗暴,却饱含真相。
让我们回到《飞鸟的谱系》。1837年的广州,真真假假的通事合演的闹剧被一层层剥开,翻译草莽时代的画面仿佛直扑到我们眼前。作者隔着千山万水下判语,语气一半调侃,一半悲悯:“所以,古人之忧并非杞忧,‘译’很可能也是‘讹’和‘诱’。甲乙双方时时会有疑虑和恐惧浮上心头,这第三者会不会是一只‘鸟媒’?他流利的声音或许掩盖着陷阱?谦卑的‘通事’侍立于我们身边,有时你会觉得他在极力缩小,缩小成一条舌头——当中国和西方在十六世纪最初相遇时,翻译就被称为‘舌头’……”
是的,舌头。作为甲乙双方,如果交流看起来一切顺利,你甚至不需要分出一点儿心思,把你们中间的“舌头”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人,一只完整的鸟。飞鸟的工作通常不事张扬,一只成熟的鸟懂得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旦你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注意到他们局促不安的眼睛或者扑棱翅膀的声音,那往往意味着他们捅出了篓子或者受到了伤害。比如,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
然而,译者究竟有没有可能浑身涂满保护色,把自我掩藏得不露些许痕迹——哪怕他们主观上也想这么做?他们以口头或者笔墨传输的信息里,究竟应该让“翅膀的痕迹”淡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洗脱“讹”或“诱”的罪名?难道真的存在如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那种“最高奖励”,在翻译的时候能够“只改变语言而不改变其他任何东西”?在译者有意无意制造的交流陷阱里,多少是出于才疏学浅、玩忽职守,多少是出于环境压力,又有多少是出于潜意识里的文化归属?《飞鸟的谱系》,乃至整本《青鸟故事集》(尽管它当然不是一本翻译理论书),把这些问题一路追到了最深处。认真读下来,你会觉得自己根本无可逃遁。
我想起十多年前,那时办公室里还经常有老翻译家出没的身影。终身未娶的吴劳(《老人与海》的译者),揶揄同样终身未娶的蔡慧(《牛虻》的译者),说他翻译有洁癖,碰到男男女女欲行苟且之事,就忍不住偷工减料,连脏话黄段子也文绉绉起来。
“我没觉得啊……虽然我看到这些,是有点不适意的。”蔡慧话不多,被人说急了也最多慢腾腾争辩一句。
待他一转身,吴劳就跟我说:“这个人呀,在原文里看到一只枕头,伊自己就先发起抖来。”
我喜欢蔡慧漂亮的译笔,碰到这种时候总是要替他撑腰。“可蔡老师稿子真的好看啊,您别生气哈,我就是觉得比您的稿子看起来顺。”
“那他自己把缝都填平了还抹上油,当然就顺啦。”吴劳的音量又拔高了一层。
翻译家吴劳
俱往矣。如今,这两个老头只能在我听不到的世界里争吵。但他们留下的问题,须臾不曾放过我——只要我还在翻译,还在鸟群中。而鸟群的终极困境,在苏珊·桑塔格的《论被翻译》中表达得相当清楚:“在翻译的伦理学中,规划中的东西是一个完美的仆人——这个仆人永远愿意承受更多痛苦、持续更久、重新修改。好、更好、最好、完美……无论译本多好,永远可以改进、做得更好。会有一个最好的译本吗?当然。但那个理想的(或完美的)译本是一头永远在后退的怪物。无论如何,这完美是根据什么标准?”
一些鸟比另一些更不安分。我们在越来越多现当代作家的履历里,看到他们同时是或者曾经是翻译家的身份。在摆脱“鸟媒”枷锁的刹那,在从“舌头”恢复人形的瞬间,长久压抑之后巨大的反弹力,重获主体性所激发的狂喜,会不会也构成了村上春树和莉迪亚·戴维斯们旺盛创作力的一部分?很有可能。
纳博科夫
然而还存在一个著名的反向的例子:纳博科夫。在已经用小说征服世界之后,纳博科夫本人却更想征服“完美的译本”这头怪兽。“我将因为《洛丽塔》和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方面的工作而被人铭记。”他在1966年这样说。这个漫长而枯燥的故事,最后以纳博科夫拿出了史上最难读的《奥涅金》英语译本、掀起六十年代最猛烈的跨洋文学讼争并且与多年好友埃德蒙·威尔逊交恶(到死他们也没有和好)告终。这个译本及其所附的一千二百页评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却从一开始就摆出了让英语读者无法亲近的姿态。纳博科夫对母语、对普希金的忠实,让他的直译变得几近偏执。如果纳博科夫会说苏州话,应该也会用吴劳那样的口气大声疾呼,告诉我们原文里没有一个字可以被辜负。只不过,纳博科夫的体力显然比吴劳更好,主张也更激进。他就像一只从天而降、冲进鸟群的老鹰,随时准备挑战所有习惯于优雅流畅的译文的读者。他扬起硕大的翅膀,在其他温驯的飞鸟(包括我)身边,扇起一阵飓风:
憔悴、笨拙的直译者绝望地四处摸索,寻觅那个冷僻的词语,以求热烈的忠实,其间又积累了大量的信息,只是让那些漂亮伪装的辩护者们哆嗦或嗤笑。
《叶甫盖尼·奥涅金》纳博科夫译本
但飞鸟无权逃避这种绝望。我把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推荐给初涉译坛的年轻人,事先把书签夹进了《飞鸟的谱系》那一页。“读完以后如果你还铁了心吃这碗饭,”我说,“那就来吧。”
责任编辑:丁雄飞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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