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洱海整顿再引“逃离大理”话题，这些定居者怎么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这首诗挑逗着深困于都市的人们。
逃离北上广之后还能去哪里？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云南大理，这个集齐了“风花雪月”的小城无疑是个好去处。这里大都市居民想象之中的乌托邦，也是很多文艺青年和中产阶级的朝圣地。
随着人群的聚合，洱海边的客栈密集增生，批判声也接踵而来——大理绝美的风景如今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大理有着宽容的人文环境，但也引来了不少神神叨叨的人；这里有着靠山面海的大房子，但房价上涨速度令人咋舌。
大理还是那个大理，爱它的人在建设它，他们都希望这座古城能在现代商业化的冲击下，走出同质化旅游发展模式，保有纯真焕发新生；而失望的人们，则又一次逃离。
新京报书评前主编涂涂
2016年离开北京，搬家来了大理。
“说大理好与不好的人，都对，只是你搬来之前想清楚，你在这里要怎么生活。”
这是近几年中产阶级时髦的动作，只是在朋友圈晒过了好天气、大房子，没有落地的生活也是很无聊的。
“大理和北上广一样，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认真生活，没想清楚脑子一热来了，最后骂大理的也是这样的人。”独立出版人涂涂在自己装修得像图书馆似的大理新家里接待了澎湃新闻记者。
2016年春夏之交，新京报书评前主编涂涂卖掉了北京的房子，辞掉了主编的工作，搬家来了大理。“我很爱北京，只是自从买了一套东南五环之外的房子后，就再没有在北京胡同悠闲散、坐电车晃晃悠悠去逛三联书店的日子了，在北京反而不那么容易找到北京的感觉了。”涂涂说没想到自己在搬来大理后，所有自己喜欢的一切又回来了。
“大理变成了北京的一个延伸，在这里遇见有意思的人、各种各样的写作者，甚至比在北京遇到的都多，我对他们说，一起做有趣的书吧，每隔几个月回一次北京，以前在北京三番五次约不到一起的朋友，反而一呼即应。”涂涂说，自己现在是个忙碌的大理人，与在北京的不同，无非是早晨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苍山，“说大理好与不好的人，都对，只是你搬来之前想清楚，你在这里要怎么生活。”
野孩子乐队主唱张佺
2004年离开北京来到云南，2009年定居在了大理。
“大理的地理气质很特别，对人的影响还是有的。生活上从容踏实了许多，没有那么急。”
野孩子乐队主唱张佺在大理定居8年了。骑摩托从苍山脚下的家里来到与记者约定的古城区采访地点，张佺说：“骑这车大概10分钟，那与在北京不能比吧，大城市里出门排练路上来回就得两三个小时。”
野孩子，这支成立于1995年的老牌乐队，20年创作演绎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民谣作品，是公认的足以确立中国新民谣的高度和标准的一支乐队。闯荡北京时，张佺和队友他们在三里屯南街开设的“河”酒吧，是北京地下音乐的一个小圣地，曾经聚集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谣、摇滚、实验音乐人，还有其他艺术家。如今这批人中不少在大理定居。
2004年因队友离世，野孩子乐队解散。张佺离开了北京来到云南，一个人巡演从西藏到云南。“那时候还住在丽江的束河，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觉得大理的日常生活条件更方便些，2009年就定居在了大理。”
张佺先行一步，野孩子乐队里另两名成员的张玮玮和郭龙终于也忍受不了北京的高昂房价、生活节奏等变化，同样迁往大理。乐队在大理重聚，一周五天，一天固定三四个小时的排练，规律而普通的生活又重新在这里开始。
与舞台上的粗犷犀利不同，台下的张佺显得儒雅内敛，与人交谈话语不多语速平和。“大理的地理气质很特别，对人的影响还是有的。生活上从容踏实了许多，没有那么急，大家都挺闲的，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事要纠结。自己创作的音乐上比以前宽广厚重了，当然可能与年龄渐长也有关。大理的少数民族音乐也很丰富，今年野孩子要出的新专辑里的歌就有云南音乐的色彩。”
张佺也感慨，现在大理确实人多了起来。
“以前大理晚上街道上几乎没什么人，2006年的时候，人民路下段还是黑漆漆的，没有商铺。不过大理那么大，喧闹的也就是古城景区，我们生活在景区外影响不大，好山好水依旧，住了这么多年朋友也都在这。”
说影响不大也有幸运的成分。张佺一直租着房子住，有儿有女后才在前年购置了苍山下一套房，“我买的时候也就六七千的均价，今年一下子就到一万五了，翻倍，还好赶在猛涨前买下了。”
“山下有松树爬上了枝头，那是谁家的树林 ；城外有野鸭漫步在水面，那是谁家的池塘；燕子和恋人总要有地方停留，山雀和少年还要去那里歌唱，蝴蝶和孩子不能没地方玩耍……”2015年，野孩子乐队20周年专场音乐会上，张佺和队友演绎了这首《不要拿走它》。
这首曲子是献给大理的北门水库，北门水库是个大理古城人熟知的景点，闲暇时人们爱去那散步，看白鹭叼鱼，也是年轻人恋爱的好去处。2009年开始，这里被圈了起来，准备开发成一个实景演出的地方。“开发者想象中将来这里会游客络绎不绝，但没有，折腾了许久也就废弃了，白鹭也飞走了，”张佺觉得非常可惜。
独立音乐人欢庆
2003年离开成都来到大理。
“我是实实在在受到大理滋润的，大理就是一个地方，人们进进出出，不合适的就走了，都非常正常。”
独立音乐人欢庆来大理的时间比张佺稍早些。云南少数民族多，来寻找声音的民间音乐人也多。音乐人欢庆这几年着迷于口簧琴，时常往云南少数民族村落里探寻、研究这种古老的乐器。
“2002年我还在成都，大理的画家赵青遇到我就说大理如何如何好，勾起了我搬家的心思。特别有意思，2003年正好是非典的时候我动身前往大理，当时每个车站都设了检查，我还思忖着是不是到了大理得被隔离一段时间。结果来了大理，这里根本没人管你，人又少，好像到了另一个国家一样。那时候还可以坐在马路边闲着聊天晒太阳，要是有个新游客在这滞留几天，那就全认识了。”在与杨一、周云蓬合作的工作室“结庐”里，欢庆泡着茶回想着14年前的情景。
“结庐”座落于苍山脚下，离着大理学院不远。“这是楼盘开发商给我们提供的空间，有点像艺术家驻地点，特别好，这么舒服的工作环境。‘结庐’是一个平台，我们自己也做原创音乐，也有很多有想法的音乐人来这里。”
在“结庐”里，有一个独特的现场音乐系列叫“秘而不宣”，听众无法实现知道演出当天会听到什么音乐、会遇到哪些音乐人。“都是由旅居大理和路过大理的音乐人和乐队肆意演奏，这是大理的一个特点吧，非常包容和开放，来这里的音乐人也是。我们这远离古城景区，每次来现场的观众不多，十来个人，但基本都是爱音乐的，音乐人可以和听众形成一个场域，特别棒。”
十年间，大理从一个清静之地迅速变身成繁华喧闹的旅游胜地。古城里的房子翻修一新、酒吧咖啡馆开了一家又一家，“商业化”成了大理被人诟病的一点。欢庆倒觉得要从另一个角度看，“从我个人的喜好上来说，当然偏爱有原创音乐、不以商业为目的的场地。但是要看到，正是现在那么多的商业酒吧养活了很多音乐人，在5、6年前普通的玩音乐的年轻人是很难拿到体面的收入的。可以说是商业化滋养了一大批人，大家活得没那么难堪了，这是很重要而且很平常的事吧。”
来大理的人多，离开的也多，爱大理的人多，骂大理的人也不少。欢庆说自己不愿去看那些“逃离大理”的文章，“我是实实在在受到大理滋润的，这里的气候、这里宽容的当地人、还有很多朋友，像张佺、周云蓬他们都在这里。大理就是一个地方，人们进进出出，不合适的就走了，都非常正常。变化应该去承受，可能因为来得早，看到的事情多一些，也曾消化过一些不平事，心态不一样了。”
大理当地人的开放和宽容，是张佺和欢庆屡次提及的。“刚来大理时，真的是唐宋遗风，这里的中年男子都好舞文弄墨，当地人心宽，身上没有戾气，就连这几年商业浓厚了，也没有发生恶性事件，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底蕴。但大理已有的规矩也在慢慢转换，城市里有商业规范，大理会向慢慢转化成现代化居住城市。”欢庆说，商业不是坏的，会让城市会形成良好的秩序。
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浪漫是一回事，真实生活是另一回事。平常的大理生活并没有那么“风花雪月”。“再浪漫也要好好工作赚钱、日常生活也是一天三餐。现在骂大理的人，没有真正理解大理，盲目幻想，觉得人文环境也没有想象的好，房价高物价也高，那你骂的不也是你自己吗？房价不也是外来人炒起来的嘛？”
会希望人少一些吗？欢庆觉得顺应自然，热闹过了人自然就少了。张佺想了想说，如果现在的人少一半会更舒服些，不过张佺又打趣地补充，“人少一半，那我家四口人也得少两个，不能双重标准吧。”
2007年，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北约一公里处、曾有9位大理皇帝出家的崇圣寺翻修竣工完毕，政府部门邀请了大理州界内108位高僧到场举行寺庙开光仪式。欢庆说有个场景让他印象深刻：“当时组织方征用了很多高级轿车载高僧们到崇圣寺，这一幕也是有点滑稽。但我在路上看到了一群行脚僧，他们一路步行到寺庙，僧人法相威仪庄重。重新装修后的崇圣寺不少人骂设计现代难看，可是在历史上修建寺庙也许也遭人指点，你也可以看不惯高僧坐轿车，那也有谦卑朴实的行脚僧。新的有，旧的也在；浮华的有，谦卑的不少。”
“怎么去看待大理的发展，这是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你把时间拉得够长，看到更多形形色色的事，也许结论就不会下的那么极端。”
“鸟吧”老板荣洁
2000年结缘大理，扎根于此。
“大理不管是不是因为我们变的，我们是其中一部分人，我们应该继续爱这个地方。”
发展的与传统的碰撞无处不在。在大理今天繁华的人民路上，依传统榫卯结构而建的“鸟吧”咖啡馆算个异类。因为从2011年开始，不少大理古城里的当地人已把老房子拆掉，盖成如今遍布的里面是钢筋混凝土，外面贴几块木板装饰的仿古建筑。
“鸟吧”老板荣洁是个资深老大理了，17年前一次旅行中她结缘大理，就扎根在这。“我来的时候，人民路还是泥土石子路，游客也基本是老外背包客。”荣洁开了当时古城里人民路的第一家酒吧，这个酒吧也成了常驻大理的嬉皮士、艺术家、店主、乐手们的据点。
2012年，荣洁将酒吧退了，准备建个咖啡馆。“我们接了当地白族人的老房子想改造一下，结果老房子不经动，一下子塌了。”老房子这一塌让荣洁也懵了，原来申请的改装许可证明换不成房屋准建证，还背上了破坏当地传统民居的名头。
辗转反侧苦苦思索月余，荣洁下了个决心，拿着建筑图纸跑到相关部门说：“我要做一个你们当地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我要用大理传统的建筑方式重盖这个房子。”当时这部门领导也有意思，一听有个外地人如此热爱大理传统，立即说“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开工了”。于是，荣洁先于上千个要等着拿准建证的人拿到了批准文件。
找当地的老师傅、弄设计、买材料，荣洁全身心扑了进去。“在建这个房子之前，我还是飘着的，就算是个大理资深外来客吧。正是这个契机，让我一下子融进了大理。”盖这样的榫卯结构老建筑，成本比新式建筑高了近一倍，即便大理的当地年轻人也不愿建老房子了。荣洁回忆，当时她和大理的老师傅们聊天，能感受到他们的失落与自豪，“他们从十五六岁开始盖大理传统老房，平均每年盖十栋房子，五十年盖了差不多快四五百栋房子。但是在我请他们的前几年，已经没有人愿意请他们了。我们木材买好，位置确定好，一天就把房子搭了起来。”
“传统建筑有传统建筑的好，但年轻人更倾向于现代建筑的舒适性，但这两者是可以结合的。”这次的经历让荣洁开始思考外来商业文明与大理传统生活碰撞的一面。
“有的外地人来了会说，你们（大理人）应该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给我们一个世外桃源。这怎么可能？大理人本来就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着很朴实的一种生活。别人认为的世外桃源，其实是他们最普通的一种生活常态。”荣洁说，“还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我是来教你们怎么生活、怎么盖房子的，但不应该是这样的。”
荣洁向澎湃新闻记者提到，近几年来大理租房子、买房子、盖房子的人越来越多。她听到外地朋友最多的抱怨是本地工人闲散、时间观念差、技术差、返工率高。“为什么说他们闲散、时间观念差？本地工人他们过得是这样一种生活：今天村里结婚，明天办丧事，后天对山歌，大后天开海节，然后这个月插秧，下个月收包谷，下下个月采蚕豆，各种事情就耽误了工期。”
而“技术差、返工率高”，荣洁称这要看本地工人用哪种方式来盖房子。“如果是盖传统的白族民居，他们技术一点都不差，并且精湛，不然他们自己住的房子早就塌了。”荣洁现在住的老房子已有150年历史，除了雕梁画栋美观，抗震标准还远远超过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房子。
“本地工人只是在做他们现在并不太擅长的事情，他们一直在接受和学习外来文化。我们来了也要了解、尊重、学习当地原生态的东西。”在荣洁看来，人们来大理过有别于城市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因为大理现在还保留所有传统的民族节日和特有的生活方式，才造就大理现有的人文环境所产生的吸引力。
“如果他们变了，大理人变了，大理也就变了。”
在荣洁的定位里，她自己是半个大理人，半个外地人，她可以同时感受外地人和大理人的困惑和矛盾。“我觉得单纯的抱怨、质疑、批判，这些都会让自己越来越不舒服。最重要的是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么跟当下更好地结合。”
“有朋友跟我说大理现在变得不好玩儿了，我们要不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大理。我说不去。大理不管是不是因为我们变的，我们是其中一部分人，我们应该继续爱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管从人文或者自然，我都在这里吸收太多太多的营养。”
北京导演张杨
1996年来大理后，每次都住在MCA客栈。
“这几年大理确实爆发了各种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在这个地方住，就要是一个建设者，一个参与者。”
出生于北京的导演张杨在大理拍过两个短片：《生活在别处》和《春天来了》。他的镜头下有当地白族人的柴米油盐，亦有叶永青、韩湘宁等久居大理的艺术家的诗意生活。1996年来大理后，张杨每次都住在MCA客栈，他有好几个电影剧本都是在那里写的。“我现在也基本定居大理，大理的氛围让人舒服。”今年，张杨还计划拍一部记录大理的电影。
“大理不是世外桃源，过去的大理也是世俗的。”张杨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大理即使到现在，还是有人每年春种秋收，围绕农业的基础概念在循环生活。
张杨说，今天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全球化和商业大潮里最怕的就是“失去”。”就像丽江古城，原本也有很多习俗，后来商业发展了，大部分人买个房子就住到新城了，把古城的房子租了出去。“古城就一点一点变得空心化，本民族的生活、文化都开始脱节。”
“这几年，大理确实爆发了各种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小镇发展都必然经历的过程。”张杨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在这个地方住，就要是一个建设者，一个参与者。最早一批来大理的人，文化层次相对比较高，他们反过来是最重视环保、文化保护、文化参与、和白族融合的那部分人，今天在做这些工作的大部分是这些人。”
“而后来来大理的很多所谓的中产阶层，他们更多是享受一种生活的概念，并没有那么强的参与感。不过在我认识的人里，不管是过去的嬉皮士，还是过去的艺术家，很多人都参与到大理的概念里，不仅是文化概念，还有生活方式的概念。”
本地摄影师乔崎
土生土长的大理人。
“大理这么好的条件，对于身为本地人的我来说，真希望它能走一条好路，别走一条死路。”
摄影师乔崎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一般一个老外去中国四五线城市，他会被围观，因为太少见了。但如果这老外来大理，他不会。因为大理人见得太多了，而且大理人生来开放包容。”
近十年来，眼瞅着来大理的人越来越多，乔崎还是觉得新移民和本地人之间“有矛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大理现在这么多客栈，几乎全是新移民开的。有追求理想的，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的，还有占地的、融资的、骗钱的，都有。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它是多元的。什么是多元呢？你去欧美看，有黑人、阿拉伯人、华人......这些人在一起会冲突吗？肯定会的。因为宗教信仰、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都不一样，肯定会有冲突，我反而认为这不需要去解读。”
乔崎甚至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大理，因为这真正说明了一个城市有吸引力，“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地方让人来，不是我们不想。这是很现实的矛盾。”
乔崎如今也是大理床单厂艺术区的总监。2014年，想找场地做大理摄影节展览的他发现了被废弃的床单厂。“这里特适合做展览，因为它空间够大。做完展览以后就与政府租下了这块地方，改建成了艺术区。”
大理聚集了那么多艺术家，应该有一个不必担心成本的理想型文化艺术社区。2015年3月，只接受文化艺术类工作室的床单厂艺术区正式开园。这里的艺术家五花八门，有木匠、有做布艺的、做独立出版的、做室内设计的、做影视音乐的。
“我们这房租还特别便宜。一间工作室租下来，一平米一个月二十块左右，还有十块的。现在的涨幅也是每年涨一块钱。”
反观床单厂艺术区之外的房租，十年前人民路上还3万一年，渐渐就演变成6万一年、8万一年。“以二十多平米的海豚阿德书店为例，最早在人民路是3万一年，到了2017年就是18万一年。现在书店关了人民路店址。”乔崎说，“复兴路是大理古城的主街，现在四五十平的房子基本房租要一年50万起。
乔崎直言，他自己是做摄影出身，知道纯靠摄影养活自己有多难。“其实很多艺术领域都是一样的，画画、做出版也是，都穷得要死。“现在少有艺术家在古城里玩了。一是租金，二是空间被游客挤满了。”
古城里摆摊的有趣手艺人确实少了，欢庆和张佺也说挺怀念那些自己做了小玩意、特色美食拿出来卖的人。就在上个月，周云蓬还写文调侃“那个坐在人民路卖状元粥的姑娘不见了，她每天自己煮粥几十碗，卖完就怡然自得地收摊回家。洋人街上没有洋人了，台湾村里也没了台湾人。”
乔崎又反问，“你知道大理海边的民宿客栈多少钱一晚吗？一晚的海景房的价格从1000到8000之间都有，也就偶尔能找到600到800一晚的。再看大理这个四线城市的房价，公寓单元房基本是七到八千一平米，这是建筑面积，还只是均价。”
如今老外背包客比以前少了太多。“1990年代是背包客来大理的一个高峰。但是这个高峰持续到2000年开始下滑。从2000年开始，大量中国游客来到大理。对于这个变化，我最大的感受是过度商业开发，简单说就是’大理丽江化’。”乔崎称，他不是黑某一个地方，而是认为中国目前的旅游开发模式都极其落后。
“从浙江的乌镇周庄、到凤凰、丽江、平遥，这些古镇都太像了。一我们没有长远的规划，所有古城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些旅游商品，无论是去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还是去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都能买到。二是不断有人来炒房租，只要景点一有名，就会有大批人来炒，那些做原创、做内容、做本地的就没办法经得起商业压力。”
“书店被迫关闭后，接手这家书店的可能是卖假玉的，卖假银器的，或者是靠数量、暴利骗游客的。因为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没办法付房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乔崎感慨，对于这么个恶性循环，还很难解决的是根本没办法控制房租不涨价，“因为这是私人的房。难道老百姓不想租高一点吗？所以大理逃不出这个怪圈，大理也和别的古城面临同样的发展问题。”
“这个模式下大家都是受害者。城市是受害者，因为名声越来越烂。游客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除了受骗、上当，并没有真正了解到本地的文化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自然是什么样的。”
乔崎说自己不反对人们来大理，但希望能有好的政策和法律来保护和约束这里的变迁和改变。“说风凉话是没有用的，只有地方政府用政策和法律来保护地方长期发展方向，才能够让社会更公平。所谓的 ‘更公平’就是不管早来晚来，你都能享受大理的资源。”
“大理这么好的条件，对于身为本地人的我来说，真希望它能走一条好路，别走一条死路。”乔崎向澎湃新闻感慨，“一个地方真正吸引你的不是它有多少星级景区和酒店地产，一个地方最美的风景还是人。如果人不好，那么大理还有什么意思呢？”
（感谢黄晨女士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