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还是要回到人民的……苦难史

日本历史学家石岛纪之的新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2014年研文版；李秉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上距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已有三十年，安井三吉教授说这两部著作可以看作是姐妹篇，他认为在战争被尖锐追问的今天，“本书是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写的”。那么，今天的时代要求是什么？一方面是至今为止的中日战争史研究仍然是以政治史、军事史和国家叙事为主流，社会史和下层民众的受难史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另一方面，如作者本人在日文版后记和姬田光义教授在序言中所说，目前是中日建交以来关系最恶化的时期，让日本国民真正认识历史上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日本始终是加害者，中国始终是受害者”这个基本事实与性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石岛教授说：“本书努力如实描述的是，在受到日本长期侵略战争期间，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心性、苦难和受害经历。”撰写该书的两个目的，一是通过研究中国民众遭受的苦难，让日本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日中战争”是日本的侵略战争；二是从民众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探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真相（中文版自序）。这应该可以理解为安井教授所说的“时代的要求”。虽然我未敢如姬田教授那样对研究民众苦难史的现实政治作用有那么乐观的估计（见序言），但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无论是在革命史或战争史研究中，时代要求于研究者的，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人民的苦难史和心态史。

民众在战争中所经历的苦难除了有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巨大灾难之外，更有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的痛苦、恐惧与忧伤，他们最基本的诉求是活命，最真实的状态是在战火与饥饿中寻找生存的机会。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无论是面对日伪政权的统治还是国共政权的抗日动员，民众的主流心态都只能是从保护自身安全出发；只有回到这个最真实的历史现场之中，我们才能认识和评价民众面对侵略暴行和民族反抗战争所采取的态度和所选择的行为方式。石岛教授在日文版自序中首先围绕抗日战争研究史观展开论述，他区分了从“国家历史”角度出发的“英勇斗争”的主流表述与从民众的“实相”与“心性”出发的研究之间的差异，他并没有否定前者，只是强调了后者的必要性。他在古厩忠夫、笹川裕史、奥村哲、石井弓、浅田乔二和田中恭子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以民众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遭遇的非象征性的苦难为研究目标，讨论中国民众如何面对日军攻击、战时粮食供应、以民众动员为目的的社会改革等问题，自下而上地考察了抗日战争中的民众的生存实况，同时回应了战争动员的有效性和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如何崛起等重要议题。

石岛纪之（图片来自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网站）

该书分两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向饥饿宣战”讨论抗战时期粮食供应的实况及其对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重点讨论粮食供应极端不足的严重性及其对民众对待抗战态度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分析比较了日伪统治区、国民党统治区及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相关应对。就第一部分的研究结论而言，作者实际上是否定了过去那种认为日军侵略暴行必然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反抗行为的“反抗叙事”，指出受难中的民众的真实“心性”是围绕个人生存安危，“与国家民族利益相比，一般民众更重视个人利益”（47页）。第二部分“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抗日根据地民众对日军残暴侵略的感受及其采取的行动，包括民众如何应对根据地实施的社会改革及根据地针对民众心态和行动采取的对策。在全书最后的“结束语”中，作者指出：“总体而言，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以粮食为中心维持‘自己的生活’，确保‘安全’，民众，特别是有‘实际主义者’心理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逻辑与抗战逻辑如何才能结合呢？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者来说，这是最重要且困难的任务。”（158页）

另外，通过比较研究国民党统治区与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社会与民众的状况，指出中共根据地通过合理负担、“清算旧账”、减租减息等措施成功地使战争负担在社会上公平化，说明中共的政策更适合战时体制，而且是可以实施的。

加拿大历史学者、民国史专家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教授在201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廖彦博译，时报文化出版，2015年12月）中，同样聚焦于中国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身受的深重灾难，但是切入的视角、叙述框架和研究方式都颇为不同。白先勇先生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戴安娜教授分析这场战争当然保持她应有的客观冷静态度，但这本书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她能撇开战争的表象，而直接切入战时中国社会的深层，接触到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难。 三千万人的死亡，对她来说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研究数字，而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血淋淋的大悲剧。 戴安娜教授以同情怜悯之心，替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记录下他们的劫难如山的悲惨故事。”（“导读：一幅苦难深重的流离图”，11-12页）这是对该书的“苦难史”面向的一种概括，在这一充满悲怆情感的大叙事之下，是作者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数据、新闻报道、亲历者回忆以及文艺作品的描述，引领读者重返社会崩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历史现场。

除此以外，该书还有另一个重要面向，那就是关于“抗战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只是死伤，而是带来巨大的社会革命”的创见。在战争与社会变化关系的问题上，作者不同意史学家杜赞奇关于近代中国的战争对社会影响的效果“甚为短暂”的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带来的社会创伤与社会彻底变革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场战争“使得旧社会分崩离析、天翻地覆。有些战争带来的改变突然而急遽，过程极为暴烈，以至于社扭曲变形；其他的变化比较渐进平缓，但是却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基本架构”（“序章，战争的代价”）。在全书的具体论述中，戴安娜不断从多种角度申述和论证这个论题，包括原有社会结构的崩塌、传统社会家族制度与价值观念的消亡、经济生产结构的改变、社会精英阶层的陷落、军人集团对权力的垄断、个人与社会心理结构的急速转换、暴力行为作为权力与利益来源得到容忍与鼓吹、政治激进主义思想蔓延、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被政治置换与改造、人际关系中的信任感与压迫感的置换等等非常丰富和细致的方面。在这些不同层面的论证中，作者运用的材料来源非常广泛，其中的回忆录、亲历者口述、当时的文艺作品等都使个人的、民众的和心理上的战争创伤得以深刻呈现。

在这样的“社会创伤与巨变”的战争史与社会政治史观的论述中，作者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共力量的迅速壮大，也决定了国共内战的最后结局。这一结论本身已是共识，只是站在不同立场和视角上有不同的表述，而作者在该书中的分析与表述则更具独特的异质性。我只是想起王德威教授对台湾作家姜贵的小说《今梼杌传》（另名《旋风》）的评论：“现代中国革命的理想憧憬何以滋生出暴力后果？这正是姜贵所念兹在兹的吊诡。”；“《今梼杌传》最后描写新政权如何组织镇民清算当地的老旧封建势力……姜贵认为群众被激发产生的集体暴力正是革命欲望的终极表现。”（《历史与怪兽》，115、121页，麦田出版，2009年）无论是在文学书写还是历史叙事中，在战争与革命的残暴旋风中激发的暴力欲望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和伤痕迫使有良知的研究者无法回避人民的苦难史，而王教授在文末的提问则更使人心悸不已：“怪兽般的历史仍在肆虐么？”（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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