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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马云“伯乐”林夏如:高收入陷阱下年轻人觉得愈加不公平

澎湃新闻记者 薛雍乐 实习生 李万林

2017-03-30 07:39  来源:澎湃新闻

林夏如
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哈佛,从华尔街到大学校园,资深投资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往往一开口,就用飞快的语速和自信的笑容,显示出她在商界的打拼和在学界的积淀。
林夏如在中国最知名的经历,大概是她最早投资了马云的阿里巴巴。1999年阿里巴巴初创后不久,她作为高盛集团私募部门亚洲区主管,领导了对其的投资。她曾担任高盛集团合伙人,现在还担任高盛集团亚洲银行等多个企业、基金的独立董事和高级顾问。
但对宏观经济兴趣浓厚的她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离开高盛后,她转型进入学术界,现在弗吉尼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综合自己的商业经验和理论训练,重新审视无数企业和个人正在面临的全球经济形势变化。
近日,林夏如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从特朗普的“高盛系”幕僚,谈到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高收入陷阱。她还对80后、90后等“千禧一代”提出建议:面对不平等现象加剧、不确定性增加的全球“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锻炼一技之长,尽自己所能在某个方面为社会做出贡献。
特朗普“高盛系”幕僚应注意社会效果
澎湃新闻:特朗普启用了不少“高盛系”幕僚,尤其是高盛前总裁加里·科恩担任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另外,特朗普也集结企业家组成了顾问团队。作为资深的前“高盛人”,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林夏如:特朗普任命了多名来自高盛的高管,这很有趣。我认识其中一些人,很尊敬加里·科恩先生,我认为他们是聪明人。
然而,尽管特朗普启用了非常聪明、勤奋、具有常识的幕僚,但他们都比较缺乏公共服务经验。管理高盛是一回事,为美国人民的利益管理美国经济是另一回事。特朗普和这些高管有许多共同语言,但他们的讨论是否能变为有效的政策,取决于他们是否会就自己不了解的议题去咨询各方专家的意见。
即使对他们已经了解的议题,他们也应考虑政策的社会后果。在高盛,他们通常不需要多考虑什么社会效果。我在高盛工作时主要从事投资,需要考虑我的投资是否适用于当地社区、城市和国家,是否合法,是否能融入当地环境。但高盛其他方面的工作通常不需要这样的考虑,所以我现在还无法预测这些幕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公共政策领域的专家。
澎湃新闻: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言论似乎挑战了全球资本的利益,但特朗普当选后美国股市却大涨。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林夏如:人们对特朗普放宽金融监管的保证充满期待。我担任了包括高盛集团亚洲银行在内的多个企业董事,所有金融机构在过去都面临管制收紧的问题。而特朗普当选后,金融股一路上涨,这说明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美国经济是比较强劲的,同时人们对特朗普政府改革税法、放宽金融及其他产业的监管都抱有期待。此外,特朗普还准备在基础设施等各种项目上加大投资,这虽然称不上是革命性的改变,但对于经济滞胀和失业这些老问题,这仍然是比较新的解决方案。
但我担心的是,如果特朗普最后没能满足人们这么高的期待,会发生什么呢?
“高收入陷阱”下的年轻人怎么想
澎湃新闻:离开高盛后,你现在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你觉得应该如何培养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的学生,去应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局?
林夏如:我认为应该教学生跨学科思维。当今世界的社会分工高度细化,我在华尔街工作了15年,在高盛工作10年,主要从事互联网投资,当时对这项工作十分专注。但我还想了解许许多多其他事情,所以决定外出探索一番。而当我进入学术界,我又发现许多学者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如今,我教的学生大都20岁左右,还在探索他们未来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大学阶段只学会计,未来就会成为会计,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从中得到成就感、可以对社会做出贡献呢?
我认为,要解决宏观的国际问题,学生需要了解各种领域。比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想要充分理解这个现象,需要同时懂得经济、政治和民族身份。
同样,当我们谈到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也往往会陷入学科偏见。经济学家认为中美经济高度互相依赖,绝不可能爆发冲突,但又有安全专家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冲突的征兆,因此许多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总是趋向两个极端。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把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分析一下紧密的经济关系到底对政治有什么影响。世界上不只有两种可能性,比如在合作与冲突之间不断摇摆,更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
澎湃新闻:你正在研究高收入陷阱和反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折射出美国国内怎样的现象?
林夏如:有人觉得强调本国利益是一种“政治不正确”、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整个世界,但大多数人一早起床都不会思考世界和平,而是会思考他们自己的生计、工作和前途。实际上,很多其他国家都在强调本国利益,比如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等等。有半数的美国选民选了特朗普,尽管另一半选民不认同他们的选择,但确实有许多美国人对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非常不满,希望看到变革。
我现在写的书就是关于高收入陷阱:在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越发严重,年轻人发现他们不再像父母当时那样拥有许多机会,所以他们不仅呼吁保护主义,还呼吁重商主义,保护国内市场并加大对外出口,因为在本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这种现象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有发生,它们通常制定了国际投资的规则,而现在却有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伤害。
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觉得越来越不公平
澎湃新闻:在你的研究中,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陷阱对年轻人有什么影响?
林夏如:我发现,在面临高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年轻人非常重视公平,但却感到全世界在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人的孩子进了好学校,但其他人家的孩子却像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得到的教育机会完全不同。年纪大的人通常能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世界整体上是在变好,但年轻人刚踏入社会,他们不愿接受任何不平等现象。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案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朴槿惠被弹劾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对腐败、勾结以及精英阶层的不满。但其实听听年轻人的说法就会发现,他们反对的是不平等的加剧,因为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的女儿获得优待、进了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
澎湃新闻:许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都面临这样的困境:他们儿时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但踏上社会时却发现许多国家开始竖起保护主义的壁垒。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林夏如:很多人怪这个世界不完美,以此为借口不努力、不去寻找人生方向。在法国,有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可以达到父母一辈的生活水平。这种沮丧感可以理解,但无论世界局势如何,你都得拥有一技之长、成为能在某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
我的建议是,首先了解你自己,然后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好好干——你可以成为记者、音乐家,或者是家庭主妇,因为成为一个好母亲也很不错,但你得确认这就是你想做的事,并且你能把它做好。如果你抱怨国际形势,但你在大学毕业10年后还没有获得技能专长,也没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那怎么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从众心理),比如现在人人都想搞网络创业,但这真的是你想做的吗?我投资过的那些互联网CEO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每天一起床,互联网创业就是他们唯一想做的事。那些想效仿他们的年轻人应该思考一下,你也是这样的吗?还是说你更喜欢写作、观察?或者更愿意成为咨询师,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亲自去做?
我认为,当今世界之所以变得两极分化,是因为人们似乎无法再接纳和他们不同的人了,所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体制发生了碰撞。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正像每个国家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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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栋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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