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潘公凯：对传统如没有深入理解，“向前走”就无从起步

近日，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在上海和苏州的水墨展和装置展分别以传统和当代的方式探索中国传统艺术价值和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实践。“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话潘公凯，探讨传统“笔墨”、艺术跨界和中国画教育困境。对于艺术的“往前走”与“往后看”之间的话题，他表示，“向前走”必须“往回看”，如果对传统没有深入的理解，“向前走”就无从起步，起步就是传统给你的积累。

近日，“会通之界：潘公凯作品展”“坐忘之舟：潘公凯装置作品展”分别在苏州博物馆和上海龙美术馆开幕，这与2017年初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始的“笔墨·求索：潘公凯水墨艺术展”共同勾勒出一位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中，探索中国传统艺术价值和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实践。

龙美术馆的“坐忘之舟”是一件充满未来感的装置作品，包含了对宇宙星空的思索，中华艺术宫的水墨画作品，着重中国水墨画历史的追溯。而苏州博物馆的“会通之界”介于两者之间，通过水墨创作、装置艺术、跨界设计等作品呈现出潘公凯对中国文脉“传承”和“改变”二者关系的理解与体现。

其中，一件曾在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影像装置作品《融》：作品的下半部分是潘公凯以中国画笔墨“书写”的残荷喷绘，而上半部分是潘公凯的论文《论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的英文版，上半部分的文字像雪花般飘落，覆盖并融化于残荷之中，其中隐含了中国文化的衰败源于西方文化的渗透，但西方文化仅是过客，短暂停留之后便融化消逝，最终被改变的不是残荷而是雪花。中国文化在生生不息中，超越了一切攻击、抵抗、敌意。

除作品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亦呈现在展陈设计上，走进主展厅，似乎置身移步换景的苏州园林，对“造景”“借景”再运用让作品与贝聿铭设计的建筑本身以及建筑外透出的竹林发生着微妙的联系，作品与场域情境之间也开启了融合互动的模式：自然界残荷的影像、笔墨中残荷的线条、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也让人思考曾经给予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灵感的中国线条，如何在当下艺术家的笔墨中得到延续和拓展。

从潘公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水墨的历史，同时又感到一种现代性，在苏博的展厅里情、景、境与人文精神的作品共同构筑真实与虚幻的“错构”，以讨论当代艺术作品背后理论结构的核心。

【对话潘公凯】

澎湃新闻：你为何选择残荷为自己中国画创作的主要主题？

潘公凯：我是杭州人，西湖的荷花是杭州人特有的记忆，在花卉中荷花有自己的特色。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高洁”等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意；同时，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审美意趣，尤其是秋天以后，败枯的荷花自然会形成抽象的美，特别适合于我大写意水墨的发挥，同时残荷也蕴含着中国哲学中新生的希望。

澎湃新闻：一直以来，我觉得你从事的是以笔墨为载体的中国画创作，但龙美术馆展出装置作品《坐忘之舟》让我们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了新的理解，你的中国画和装置作品的演变关系是怎样的？

潘公凯：一般理解下，一个人做几件事情应该存在表面的联系，或把装置做得像中国画，我觉得这样的联系太浅层了，我的绘画和装置从表面看几乎没有联系，但背后有思想方法、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的理解上的联系，这种关联是隐在背后的。我觉得跨界艺术家不应把不同的艺术门类简单粘合成大杂烩，跨界应该把每一界都做得专业，所以我画中国画是按中国画的专业要求去做，做装置和做当代艺术就按国际当代艺术标准去做，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我也不追求两者之间外表的关联性。当然现在艺术多元化，标准复杂，以至于标准丧失，这个对艺术发展的本质是没有好处的，但如何定义“标准”又是困难和复杂的学术问题。

澎湃新闻：苏州博物馆的展览“会通之界”，你是如何定位的？

潘公凯：苏州博物馆是个小型的展，我把这个展览定位为综合性的探索，其中包括和“上下”品牌合作的文化衍生品，他们把我的绘画作品的局部，用于产品的图案设计，这也是可以探索的艺术和市场结合的一种方式。

澎湃新闻：你的展览如何与苏州博物馆的空间发生关系？

潘公凯：苏州博物馆的建筑是贝聿铭先生对家乡的回馈，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展品。所以我在苏博的展览尽可能利用建筑物本身的美感，因势利导地做站陈设计，这也是对建筑师的尊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展览的布展比较受到局限，我们也在展厅里增加了一些隔墙和小窗洞，这使展厅和建筑物的外观有更紧密的联系。这样的展陈设计，也为展厅增加了室外的元素，把建筑和展品更有效地集合起来。

澎湃新闻：你的父亲潘天寿的“笔墨”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到了你这一代对于“向前走”与“往回看”怎么看？

潘公凯：“向前走”和“往回看”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关联的问题，为了“向前走”必须“往回看”，如果对传统没有深入的理解，“向前走”就无从起步，起步就是传统给你的积累，所以如果对中国的传统没有深入的理解，没有“悟”，或者了解的不对，会使“向前走”的起步点找不准，所以“往回看”研究传统特别重要，而且是讨论“笔墨”问题的前提，如果不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谈“笔墨”是没有意义的。“笔墨”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去探究。当然中国传统不仅仅是绘画上的“笔墨”，这与整个文化背景、以“儒道释”为代表的思想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理想密切相关。所以“笔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对笔墨问题的讨论几乎没有停过，而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讨论，年轻一代更应该投入经历，认真研究。

澎湃新闻：你曾经做过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在你看来，如今中国画教学的困境是什么？

潘公凯：中国画教学的问题也讨论了近百年，我们美术学院所沿用的教学方式来自于欧洲，是法式美术教育的机制加上苏联的影响。在这样的系统中，中国画的教学是没有先例，中国画原来是师父传徒弟的方式，“新式学堂”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做好中国教育到现在都没有定论。但中国人口数量决定了再用师父传徒弟的方式教学已经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了。所以也只好用高考的方式，也不是说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但如今找不到更好的。